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

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赵明奇韩秋红[提要] 本文通过都城概念的界定，分别从政治决策中心、经济调控中心和文化辐射中心三个方面考察、论证淮安在运河史上的地位，认为淮安在运河城市中具有中心性、首位性和传承性特点，誉称运河之都是历史事实，名符其实。

[关键词] 运河历史运河城市漕政淮安一名词“都”的概念界定都是在国家机构产生以后出现的。

但是它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有一定的布局。

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

从周初在洛阳营建成周的城郭以后，中国都城的基本结构就已基本定型。

[1]“都”也因此很早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即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说文解字》：“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

”《广韵》：“天子所宫曰都。

”《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总之，从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在古代中国，“都”作为“天子所宫，宗庙所在”，首先凸显的是国家政权中枢的政治性意义；既然“都”是天子、宗庙所在，则“城”（军事防御系统）和“市”（统治者及其治下人们进行日常生活和贸易的地理空间）当然也随之产生。

故人们往往以“都城”“都市”并称。

而在英文里，表示“都”的词组是“Captial City”。

“Capti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is”，其词根“caput”，具有“头”、“首位的”、“重要的”、“资本的”含义；“city”来自拉丁文“civitas”，具有城市、城邦等含义。

故而该词的准确翻译应为“首都城市”。

如此看来，在对“都”的认识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

“都”的内涵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带有国徽的一面，象征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特殊意义；另一面则反映着其作为城市与社区的普遍意义。

”[2]随着社会的发展，“都”的表现形式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大多数国家的“都”都已褪去了王权、神权色彩，但是“都”的本质与特征却没有变——它依然作为一种“普遍准则”而存在。

笔者以为，“都”之特征有：1.从功能上看，“都”首先应具有全国性或统治上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功能——这是其核心特征、本质特征；对绝大多数“都”而言，它同时还会是经济调控中心、文化辐射中心。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

[3]2.从作用上看，“都”应具有首位性特征。

其乃一国、一域之中心、全国社会之缩影，人才荟萃，物品丰备，户口繁多，“都”“国”往往互易，其地位兹不待言。

3.都城形制的传承性。

形制是都城核心区的平面布局模式，我国古代城市平面具有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

自周人营国制度确立以来，都城的指导思想就是体现“天子之威”；在形制上强调方正、对称，宫城居中，突出表现了都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建设理念[4]。

所以，判断一地是否可称之为“都”，必须要视考察对象之本质、特征是否与“都”之本质、特征相契合。

本文正是以此理念为指导，来对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地位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证。

本文所述历史淮安的都市地属，即今之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清浦区、清河区和淮阴区。

二运河之都的核心功能：漕政何为漕运？《史记·平准书第八》中有唐司马贞之“索隐”作以解释：水运曰漕也。

人们很早就重视水运，因为它经济而且省力。

但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走向，人们为了打破这种自然局限而汇通南北，所以又开凿了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

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贯通南北的运河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后来俨然成为古代中国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亦由此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淮安就是受益者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淮安凭其“地利”，最终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

此乃历史的必然。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泗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土地”[5]，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城区）。

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期的淮安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

如吴王开邗沟至末口而入淮，是为了找一条“通粮道”以伐齐；魏文帝开山阳池，是为了伐吴；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山阳渎，是准备伐陈；隋炀帝凿通千里运河（山阳渎亦是其中一部分），是为了游幸江南和征高丽；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开老鹳河水，也是因为伐南唐而受阻于北神堰（末口）不得渡。

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

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这种变化在隋大运河开通之初就显现出来。

杜佑的《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载：“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因淮安是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唐代的水运，西起长安，由漕渠华阴入渭水，由渭水而入黄河，至河阴（河南荥阳）入汴水即通济渠，经汴州（开封）入淮河；最后由淮阴经山阳渎至扬州入长江口。

唐初，京师所需，主要仰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南北为藩镇割据；唐遂把漕运转向东南，顺着山阳渎、汴河源源西进，这条运道成了晚唐的生命命脉，所谓“三江五湖，陈陈红粒，雪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

”[6]唐代玄宗开元年间，名臣裴耀卿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兼任江淮转运使；天宝元年，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代宗时，刘晏以御使大夫身份领江淮转运使；德宗时，特命江淮转运使韩滉武装护漕。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关中粮竭，禁卫军即将哗变，幸而韩滉运米三万斛到陕州，德宗因此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7]而唐末期，因“江淮转运路绝”，唐政权也随之灭亡。

北宋因定都于东京（开封），更使得漕运为国家经济部门之首。

原因正如宣徽北院使张方平在其《论汴河疏》所言：今之京师，乃“天下四卫八达之地者也……大体利漕运而瞻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

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根本。

”[8]北宋时期，汴河为漕运骨干之首，而淮南运河又为汴河之首。

太宗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除此外，“时加检修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设斗门水牐，工时之费，在所不计。

”[9]太宗至道年间，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糶，在真州（仪征）、扬州、楚州（淮安）、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泝流入汴，以达京师。

[10]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石至800万石，而每年在楚、泗二州损失的过往船只即多达170艘左右。

宋室南渡后，依《绍兴和议》，因与金以淮水中流为界，淮阴、楚州间的运河成为金宋双方进攻退守的中间地带，运河漕运中心亦随之转移。

但绍熙五年（1194年），仍兴筑了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的堤堰。

[11]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道：一是将隋运河“北京—洛阳—杭州”的走向取直，把旧运河的中段东移至山东境内；二是修通京、津河道。

这样就使得前代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从而南北之间得以更直接地相连，由此奠定了今日京杭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但终元一朝，对于漕运，其实行的是以海运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路。

尽管如此，元对于运河的管理却是日益完善。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政府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分段责成其年各运粮200万石。

后来，又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和利津分司，实行长短途两种纲运。

这对淮安具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运河的取直，淮安因此成为大运河的南北适中之地；二是政府的漕运管理机构开始进驻淮安。

这为淮安在明清时期成为运河之都奠定了基础。

明代南粮北运，初以海运为主；永乐初改以海、河兼运；以后则以河运为主。

河运因此在明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

明永乐年间恢复漕运后，为保证漕运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正二品衔，河道由漕总兼任，首任为平江伯陈瑄。

“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

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12]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固定的专职漕运的官员，称漕运总督，与运粮总兵官等同时入京。

首任总漕为副都御使王竑，并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淮安，与漕运总兵官、参将同理漕事。

此后，又屡经变化，到万历七年（1579年），始成“总督漕运都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的职衔。

“漕司领十二总（即把总）、十二万军（漕军），与京操十二营军（守卫京师的十二团营的军队）相准。

”[13]明代的漕运组织，在宪宗成化年间（1456—1487）已趋完善。

设漕运都御史一人，理刑部主事二人，皆驻淮安；其职责是每当漕期，刑部派主事一员或员外郎一员，处理军民交兑纠纷或运军犯法等案件；官员每三年一替换。

管厂（指管理清江等船厂）的工部主事二人，驻清江浦。

监仓（指负责粮仓驻在的漕粮保管事宜）的户部主事四人，分驻淮安、临清、徐州、德州。

设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儹运（指催促漕运）粮储，镇守地方；总工官一人，协同漕运；参将一人，皆驻淮安。

此外，朝廷还时差户部主事，亲临现场监督漕粮的交兑工作。

其中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

从此，河道与漕司分成两个系统，成为常设。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于倭寇骚扰，于淮安增设提督军务以加强护漕的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年，提督军务之职并归漕运总督。

明代有关漕运的具体工作程序是：漕运总督每年正月经理由瓜州（扬州）、淮安过闸的漕船通行；漕运总兵则驻徐州、邳州，督漕船“过洪入闸”，并同漕运参政（隆庆六年废漕运参将而设此职，乃漕运总督助手）“管押赴京”。

儹运的有御使、郎中等官，加上把总、押拨运车，各司其职。

当漕船顺利通过了淮安，过了吕梁洪等处，自巡抚、河道、漕司均以“各以职掌奏报”。

明代漕运之法也更完备。

《明史·食货志·漕运》载：“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此种运输法，是通过民运与军运进行的。

支运，又称转搬法，前代已有采用；至明，永乐十三年始行。

时平江伯陈瑄主持漕政时，就在上述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转搬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