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

在唐代鉴真东渡时为日本带去了中国茶文化，随后日本茶道在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兴起，那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是为你整理的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希望对您有用。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的茶，原产于中国。但茶在成为日常饮料之前，还有一个主要供药用的阶段。因此，茶的见于记载和饮茶风习的出现不是一回事。目前只能根据汉淡•王褒《僮约》(前59年)中“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等明确的史料，认为中国饮茶的兴起始于西汉。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后来晋•孙楚在《出歌》中也说：“姜、桂，茶、荈(chuǎn)出巴蜀。”可见两千年前，巴蜀已以产茶著称。

从汉代到南北朝，饮茶之风在西蜀和江南一带逐渐流行，但原先的饮茶方式很不讲究。据《尔雅》晋•郭璞注等处记载，起初煮茶与煮菜汤相近。然而就在晋代，一种较精细的饮法开始出现。晋•杜育的《荈赋》中有“沫沉华浮。焕如积雪”等话，表明当时不仅将茶碾末，而且已知救沸育华。《神农本草经》“苦菜条”梁•陶弘景注：“茗皆有渤，饮之宜人。”亦指此而言。这种饮茶法在六朝时已博得上层社会的喜爱，因而这时的许多名人如孙皓，韦曜、桓温、刘琨、左思等。都有若干与茶有关的逸事。和这种情况相适应，饮食器中便逐渐分化出专用的茶具。

中国最早的茶具约出现于东晋、南朝。这时在江、浙、闽、赣等地生产的青瓷器中，有和瓷盏配套的托盘，其内底底心下凹，周围有凸起的托圈，形制与唐代带“茶拓子”铭记的鎏金银茶托基本一致。浙江温州瓯窑窑址出土物中，就有这类茶具的碎片。《荈赋》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正与这一情况相合。瓯窑是中国最早烧茶具的窑口之一，其产品釉色青绿泛黄，玻化程度虽较高，胎、釉的结合却不够理想，常开冰裂纹，且出现剥釉现象。纵然如此，但中国条具的发展却滥觞于此时。

南北朝时饮茶虽在南朝流行。北朝地区却不好此遭。喜欢饮茶的南朝人士在北魏首都洛阳遭到嘲笑的情况，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有生动的记述。此风广被全中国。应是盛唐时的事。8世纪后期，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中说：茶“南人好引之，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浴，”9世纪中期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说：“茶，古不闻饮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薯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火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是唐朝人讲当代的事，应该可信。当然，如果把盛唐以前有关饮茶的史料集中起来，似乎也洋洋大观。但第一，这么作多少会造成些假像，仿佛此时茶事已盛，其实不尽然。第二，盛唐以前的茶是一种既辣且成的菜汤。尽管有人已知碾末，但如陆羽所说，当时饮茶仍“用葱、姜、枣、桔皮、茱萸、簿荷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

不已。”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也说：“季疵(陆羽)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把茶叶和这些有的甚至是带刺激性的调味品煮在一起，那种汤的味道肯定和后世的茶相去甚远。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陆羽和他的《茶经》。《茶经》定稿成书大约在764年以后不久。这正是饮茶之风开始兴盛的时候。陆羽是得风气之先的开创性的人物。《茶经》三卷十门，详细论述了茶的生产，加工、煎煮、饮用、器具及有关的典故传说等。由于此书对茶事的记载内容既丰富，条理又明晰，从而把饮茶活动推向高潮。陆羽在这方面的功绩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肯定。宋代梅尧臣的诗中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事学春茶。”可谓推崇备至。《茶经》成书后只经过半个世纪，李肇在《唐国史补》(成书于825年前后)中就说江南某郡的茶库里供奉陆羽为茶神。关于陆羽是茶神的记载，又见于唐•赵磷《因话录》、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南宋•韩淲《涧泉日记》、南宋•费衮《梁籍漫志》等书。这些书上还说卖茶的人将瓷作的陆羽即茶神像供在茶灶旁，生意好的时候用茶祭祀，生意不好就用热开水浇灌。这种瓷像的制作前后延续了三个多世纪，造的数景不会太少。但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有河北唐县出土的一件。此像上身着交领衣，下身着裳，戴高冠。双手展卷，盘腿趺坐，仪态端庄。其装束姿容不类常人，但也并不是佛教或道教造像。根据它和多种茶具伴出的情况判断，应即上述茶神像(图一)。

陆羽在茶史上曾起到巨大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他是处在粗放式饮茶法的末期;正规的精细式饮茶法这时刚刚起步，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境地。所以在《茶经》中仍能看到一些不足之处。l，其所记制茶饼的工序仍比较粗放，只有“采之，蒸之，持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等步骤。饮用时。茶饼也未被粉碎成很细的末。《茶经》说：“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又说：“碧粉缥尘非末也。”可见这时还不习惯用很细的茶末。2.《茶经》中提倡的煎茶法，是先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俟水微沸，量出茶末往釜心投下，随即用竹筅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碗中饮用。此法在中唐时最为流行，此时的咏茶诗句常反映出向釜中下末的情况。如“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自居易诗);“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元稹诗)等。但《茶经》明确指出，茶釜用生铁制作;而生铁带有气味，即苏轼诗所说：“铜腥铁涩不宜泉。”何况此法要求在第二沸、即釜中之水“如涌泉连珠”时，“量末当中心而下”。茶末经过这样一煮，势必熟烂，从而夺香减韵，失其真味了。3，《茶经》说煎茶时还耍“调之以盐”，所以喝的仍是咸茶，还没有摆脱唐以前之旧俗的樊篱。

至晚唐时，又兴起了一种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茶盏，再持瓶向荔中注沸水冲茶的“点茶法”。此法最早见于唐•苏虞《十六汤品》，它本是苏氏所撰《仙芽传》卷九的“作汤十六法”，但该书其他部分已侠，仅这一部分以上述名称保存在宋初陶谷的《清异录》中。此法特别重视点汤的技巧，强调水流要顺通，水量要适度，落水点要准确。它的重要用具之一是汤瓶。目前能够直接确认的唐代汤瓶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