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创作

论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创作摘要《麒麟》杂志是伪满洲国时期一本通俗文学杂志，是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的大本营。

随着通俗文学研究和东北沦陷时期期刊研究越来越受学界重视，《麒麟》杂志中的长篇通俗小说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麒麟》中的长篇小说入手，通过分类、细读的方法，试图对《麒麟》中的长篇小说进行一番梳理，以便窥探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概貌和当时文人创作的心态。

关键词：《麒麟》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雅俗视角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一东北通俗文学独特的生存空间自日伪政权建立后，文化思想管制就成为其奴化东北民众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控制，销毁抵制东北本土进步书籍、报纸、杂志，以确立日伪思想为主体的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日伪政权还转化了大批日系书籍，在东北大规模推行日语，宣扬其“王道乐土”理论。

据统计，“1935年到1938年的四年间，伪满禁止发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万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万册”。

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而来，年年增加，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之80%乃至90%以上。

1939年从日本进口的报纸是5494余万份，杂志是827余万册，书籍为1440余万册。

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数的10倍，杂志数的487倍，书籍数的14倍。

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有15余万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余册日本书籍涌入东北”，如此大力度控制文化传播主体的流通，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

可另一方面，日伪政权深知一味打压控制必然激起东北人民的反抗情绪，为了更好地巩固在东北取得的既得利益，在部分期刊杂志等传播主体的出版发行上放宽尺度，在伪法规的控制范围内，一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形式依旧能小范围地得到延续和发展，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东北文坛上的通俗文学，而《麒麟》是当时东北通俗文学的大本营，素有“南有《万象》，北有《麒麟》”之称。

《麒麟》（1941.6-1945.3）是东北沦陷时期一本准官方杂志，其版权页上标明：“编辑人：赵孟原；发行人：顾承运；印刷人：新井长治郎；印刷所：兴亚印刷株式会社；发行所：满洲杂志社。

”可以看出，《麒麟》杂志内在的操纵力量还是日伪政权。

《麒麟》版面设计大体分为两大块，每期上都有“东亚伟人传”、“日语讲座”等政治奴化色彩浓厚的文章，而与之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的则是通俗文学。

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通俗文学是当时文学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是文学的急先锋。

在日伪高压文化政策下，正面反映现实的抗日文学不能公开面世，通俗文学的流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它填补了沦陷区文学空前的缺失，“在那一时代生活的夹缝中找到通俗小说话语生存权”，在极其荒芜的文学时空里，通俗文学是连接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

《麒麟》中的通俗小说带给了沦陷区人民精神上的需要，间接激发了国民的爱国情感，“不但合乎时代的需要，而且是广大群众的需要”。

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绝不是敌伪政权奴化政策的反映，相反正是这些通俗文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时文学的奴化力量。

从这一层面说，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正是在这种特定时空条件相互作用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获得了独特的生存空间。

《麒麟》中连载的长篇通俗小说共16部，包括武侠小说4部，社会言情小说9部，社会、实话小说3部。

其中《无双谱》只刊出一期，《钗头凤》、《落花门巷》只刊出两期。

《回风舞柳记》在第二卷第4期最后署有“未完”标记，却未见续刊。

为了更清楚地论证本文的论点，现将《麒麟》中的长篇小说及作者、绘者陈列如下：《燕子李三》（作者：杨六郎；绘者：兀冗，秀文，徐徐），《梦断花残》（作者：赵恂九；绘者：王沙子），《回风舞柳记》（作者：刘云若；绘者：高梦幻），《摩云手》（作者：白羽；绘者：淼），《新婚别》（作者：儒丐；绘者：孟焕），《乐府真声》（作者：亚岚；绘者：东风，熏风），《太液秋波》（作者：耿小的；绘者：颟顸），《菩提心》（作者：陈慎言；绘者：李绍周），《宦海侠踪》（作者：延寿；绘者：亚子，惕公），《荒山侠女》（作者：赵焕亭；绘者：梦幻），《古海今潮》（作者：耿小的；绘者：李绍周），《绛帐春风》（作者：王雪倩；绘者：熏风），《落花门巷》（作者：刘云若；绘者：孟焕），《钗头凤》（作者：刘雁声；绘者：董大翼），《无双谱》（作者：徐春羽；绘者：任率英），《春联》（作者：文则；绘者：羽翔）。

综上所述，《麒麟》中的长篇通俗小说在46期中均有刊载，除了在《麒麟》最后几期上，其余每期几乎有三篇连载，占据了每期一半左右的版面。

《麒麟》的发刊词中说道：“我们很愿意本诸良知良能，贡献所有的劳力，为读者争取这一刊物的内容。

”除了表明《麒麟》杂志的诚意外，还显示了当时东北通俗小说发展的繁荣景象。

二通俗文学套路中的自我通俗文学历经上古神话、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及近代通俗小说各个发展阶段，终于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叙述模式和话语系统。

《麒麟》中的长篇通俗小说一方面延续了通俗文学的套路化写作，叙述方式上有的采用说话人的姿态，全知叙事视角；在文本结构上有的仍运用楔子、尾声，回目是极其讲究的押韵八字句；故事类型也在武侠、言情、社会的传统范畴中，多是大众熟悉和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读者接受心理上有着“先入为主”的优势。

但是，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又凸显出强烈的自我色彩。

1 时代风貌的再现特定时期的文学反映着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

纵观《麒麟》中的长篇小说，作者并没有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和游戏人生的笔墨来叙述文本，大多掺杂了一些时代因素，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描绘和社会黑暗的揭露，时代因素是战争背景下小说创作的内在构架元素，在潜层面上达到了作者对社会丑恶现实的干预和价值评判。

战争年代，对战争的控诉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或多或少的表现。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对战争的描写大多没有占据叙述的主导地位，或为故事的背景陪衬，或是人物社会悲剧的色彩点缀，或起着推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在《新婚别》中，儒盖对战争的控诉投以浓重的笔墨，文中避免了直接的战争场面描写，通过吴文英和凤姑两条线索展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吴文英两次从军队回家，看到的是战争下国土千疮百孔的景象。

他当过好多年兵，“艰难，饥饿，酷寒，酷暑，争城战，白刃战，没一样没有经过，然而有什么功劳呢，为了国，还是为了民？在最近三四年差不多都变成了鬼，已然不是兵，有家不敢想，有母有妻也不敢想”，这里通过一个战士的亲身经历道出了战争的残酷和对战争性质的质疑，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另一条线索是凤姑的经历，暴露了战乱环境下人们生活的艰难和女性的悲剧命运。

在战争的摧残下，贞操、纯洁等变得极其轻微，特别是女性，惟一的生存途径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

《新婚别》中揭示了女性悲剧的必然性，悲剧形成的致命因素则是战争，小说中对悲剧本身的审视就是对战争及侵略者的批判和谴责。

在凤姑身上，体现了战乱时代下女性的精神与肉体、贞操与生活的对立，细腻刻画了凤姑在保持贞操与养活婆婆间的两难选择，有着作者对社会底层女性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女性牺牲精神的讴歌。

《新婚别》给读者提供了一扇透视社会的窗口，这种平民化的观察视角，紧扣时代背景，把“战争是罪恶之源”的主题与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联系起来，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双重视角，增强了文本的悲剧力量。

另外，《麒麟》还对日伪政权后期“米荒”的现实进行了揭露。

耿小的的《太液秋波》插叙了王氏买面的情节，虽随笔带过，却写出了日伪经济统制下“面荒”的实况：“买面的那天，五更就爬起来，跑到店铺，一直卖到午后也没买来，原因是人太多，第二天起的更早，谁知到了店铺一看，仍然是挤满了人……还有个麦铺伙计，在房上扔纸牌子，叫大家抢，谁抢着谁买面……不料一个纸片飞到满装洋面的马车下面，大家爬到车底下一抢，把马惊走，载重的车便从好几个人的身上轧过去，地下是一片血，一片嚎。

”侧面反映了沦陷区物资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给作品增添了沉重的现实感。

诚然，时代因素充当作品情节的构成部分，表面看似客观陈述了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沦陷区发生的真实图景，实际内隐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格调。

小说描写读者曾经或正在经历的苦难岁月，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更能增强作品关怀现实的力度。

2 民族意识的重色渲染东北沦陷区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表面能指不过是武侠场中侠义相对，婚姻爱情泥淖里痛苦挣扎的青年男女，混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际遇，但是这种符号化存在的背后却隐藏着极深的内涵：作为与奴化文学相抗衡的一极，大力渲染了一种爱国情绪和民族意识。

民族气概在通俗文学的各类题材中，武侠小说显得更具深层意味。

武侠小说常常虚构一个超自然存在的自由王国，这里既有世俗现实的影子，又有专属武侠的豪义场；既能以曲笔针砭时事，又能以假想的道德规范除暴安良，作者借助这个武侠王国，一方面宣扬了一种尚武精神，同时也借助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概。

白羽的《摩云手》设置了一个与朝廷对抗的神秘组织“三点会盟”，将武侠想象降格于现实社会生活层面来考察，点出了民间组织生存的艰难和“形而下”意义上的真实性，同时肯定了“形而上”意义上的传统“侠”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无论是因谛上人还是众镖客，都体现了传统的正气，不失武侠小说内蕴的“刚”，而这正是民族气概内在生命力的外在表现。

《摩云手》中作者借武侠世界的外表表达了自己抗敌为国的体现，这种民族情结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作者隐去了主观的叙事评价，通过小说中侠义行为的描写，在“鲁迅式外冷内热的‘死火’风格”中，蕴含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忧虑。

《荒山侠女》中，作者设置了两个“隐侠”形象：杜老娘和道姑。

杜老娘行侠仗义，施惠一方，为民除害；道姑心静志高，济人利物。

这两个隐侠形象是中华民族侠义精神的象征，它赋予了善人无穷的正气和力量去战胜邪恶，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狭义想象。

最终，杜老娘拯救了恶徒海豹子，道姑教双姑武功，最终报得杀父之仇。

这不仅符合民众惩凶除恶的伦常心理，也暗示了作者在民族危亡时期的心理指向：对一切恶势力的痛斥。

《荒山侠女》“以侠抗暴”的模式，投合了读者的“内省”意识，是民族侠义集体无意识的迸发，特别是在敌伪统治的沦陷区，这正是对民众豪迈生命力的召唤，把被压抑的民族精神高度集中在民众身上，并且最终战胜恶势力，无疑是沉闷时空里一记惊人的响雷，同时市井侠风的世俗演绎借小说中的“隐侠”形象也为读者找到了接受心理上的平衡状态，加深了情节的冲击力。

彦寿《宦海侠踪》里的民族气概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结尾的编者按中说：“不轻描、不抽象是一种写实，而将人类的‘恶’的一点，矫正过来，而使他成为极善良、仁慈的人，换句话说，民族必须慷慨，威武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