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论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汉语言文学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综述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或争论焦点）

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及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曾将女性称为“第二性”，即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是一个非主导性阶级。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与男性不平等，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但女性的这种历史性的失败不单决定于其生理因素，更多地是由社会和人类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1也正因为如此，不管有多少女性作家或诗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被人贴上性别标签，而且在这种拒绝背后隐藏着的也是对这种潜在歧视的不满，但她们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性别烙印。不过也恰恰是这种烙印鲜明的作品，反过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资讨论的样本，并透露了她们更深反叛和独立的可能。

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谱系中，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其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出版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散文随笔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纽约，纽约以西》等。她成名于早期作品组诗《女人》，并在二十余年来的写作中坚定地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且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诗人欧阳江河称其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诗人伊沙则曾戏谑地称赞“第三代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也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女性身份设定以及她作品中所主动涉及到的女性意识元素，让她的作品和相关的言论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本文首先试图从时间上理清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及其变化的整体脉络，主要以诗人成名之初的组诗《女人》、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作品《更衣室》《女子澡堂》、新世纪以来的《她的视点》以及新作《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等作品为探讨对象；然后试图在空间上将翟永明的诗及其女性意识与不同时期的女性诗人作家作纵向、横向和同时期的比较，在这副作品及思想的坐标系中最终确定翟永明诗歌所处的坐标点；最后，本文将在比较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最终以抛砖引玉的形式试图给当代诗歌研究和诗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

和一般的女性诗人或作家的伤感或矫情不同，翟永明的诗和其他作品都体现出一种克制与干练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翟永明的诗歌在男权话语形态下依然保持着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力量，它们仿佛是与男权话语对峙的另一座山峰，明朗、大气而孤傲。从时间这个整

体上来说，本文认为，翟永明诗中的女性意识正经历了从“更衣室”到“女子澡堂”再到更为宽广的视阈的过程，而她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的题目，恰恰充当了这种走向的侧面证明。

首先，在女性自我形象的塑造方面，翟永明在诗歌中曾一度致力于对女性既定形象的颠覆和对男性形象的拒斥。翟永明最早从组诗《女人》开始，便着力于探讨女性形象的某种突破，根据不少评论家的说法，在翟永明《女人》这组诗里，作者将男性的影子几乎排除在外，男性形象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某个十分模糊的背影。这种创作上的有意性，明显植根于强烈的女性意识。而且，与之相呼应的是，在诗里男性的危险性被“放大”而处理成这样：“在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2。在这首《预感》中，“男性”不意味着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被降格为“雄性”，并被贴上了“野蛮”、“残酷”等负面的标签，翟永明在最早的那批诗歌中以拒斥的方式宣告了男性在诗意中的缺席。在这种宣告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无疑是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深处的黑暗和无助，关于这点体现在那首《母亲》中尤其明显：“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我的心只像你”；“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多年来，我已记不得今夜的哭声/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句中，诗人表现的这种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却不是对女性主义概念的图解基础上的即兴创作，而是“在亲身体认到女性经验的切肤之痛后所作的艺术提升”，应该是潜意识里有女性主义的成分在，但潜意识的表露并不意味着无意识的巧合，它们其实是各种最原始的女性生命感性经验的潜移默化式的积淀，最终发之于诗。根据评论家陈超的说法，翟永明早期的女性话语式的书写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属深入而自觉的女性主义“自白”倾诉式写作，《女人》这组作品恰恰提供了佐证。

其次，及至上个世纪90年代，翟永明的诗歌书写又经历了一次蜕变和升华，颇不同于组诗《女人》时期中对女性意识的潜意识表达和深藏的、在凌厉的抒情话语下掩盖的和世界和解的关系模式。《女人》时期的翟永明当然也在诗中试图重构女人与世界的关系，她在诗里也曾试图表达对这一和解模式的疑虑和反抗，但最终还保有女性式的温情和妥协。但90年代以来，翟永明的《更衣室》等作品却突破了这种温情和探寻模式，而直接进入更具有破坏性的话语机制内部：

“在我小小的更衣室里/我变换眼波、汗毛和体味/黑暗中有人在念儿童读物：/‘哭泣的急救室火焰的恐惧/植入皮肤还有收音机的嘶叫/浸进耳膜这脆若薄纸的幼年……’”3

“更衣室”作为女性文学作品总出现的一个常见意象，它最初是以暧昧的方式出现的。更衣室意味着女性（主要是女性）服饰的替换，也即意味着人外在形式的变换，但这种变换却无一不指涉心灵。正如同诗里所说“变换眼波、汗毛和体味”，但它却远不止这些，它指向更凌厉的叙述和深思。这时候的翟永明已不在诗里扮演一个单纯的、生理和心理双重意义上的女性，而是走向了沉思者的行列中——这个类型的人模糊了性别，或者说，性别对于真正的沉思者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在这里睡眠当有人说我“笨拙”/我在这里睡眠这些灰绿色的衣衫/这些灰绿色的温柔眼睛这些灰绿色/软性的东西敷我绵绵的氲氤/把我和门外隔开我的隔世之眠/宜深宜远”。90年代历经艺术蜕变的翟永明开始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感情克制而深远，在她的诗中，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都通

2参见《女人》（诗集），翟永明著，漓江出版社1988年3月。

3选自《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诗集），翟永明著，年代诗丛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