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李　涛　黄纯纯　周业安＊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地区宏观税负阻碍了经济增长,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进一步研究税收结构发现,与企业实际税负密切相关的三个主要收入种类(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地方费类收入)都具有显著的负增长效应,而这三个主要收入种类间的竞争则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

关键词　分权　税收　税收竞争　经济增长

一　导言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较高。如果仅按照传统标准,那么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如果考虑到政府收入的广义口径,特别是纳入土地收入,构成一个“大财政”标准,那么此时宏观税负就会高出很多。按照满燕云和郑新业(2010)的计算,以2007年为例,3种计算口径下的税负水平依次为18.14%、22.44%和30.01%。按“大财政”标准,中国30.01%的宏观税负已超过了美国、韩国、瑞士等国家,接近经济合作

＊李涛: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100081　电子信箱:e c o n l i t a o@g m a i l.c o m;黄纯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191　电子信箱:c h u n c h u n h80@163.c o m;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872　电子信箱: z h o u y e a n@r u c.e d u.c o m。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中国居民金融排斥研究”(项目批准号70973141)、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以及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资助。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前沿”讨论组成员的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组织(O E C D)国家的平均水平。①高宏观税负可能会降低国内投资等方面的增长激励,并通过降低居民实际收入而导致居民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下降,这些都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但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事实看,高增长率一直持续,即便是当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困境时,中国仍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直观上看,似乎高税负并不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从事实看,存在一个谜团有待揭开,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宏观税负和高经济增长率何以并存?现有的文献还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回答。

从理论上说,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有关,对一个地区来说,一方面,税收作为这些要素的使用成本,会降低其流入的激励,从而导致要素从高税负地区流出,使该地区经济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税收为政府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创造了条件,带来外部经济,从而导致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下降,激励企业提高产出,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如果税率是统一和标准化的,并且是集中管理的,那么我们仅仅需要在总体上考虑税负对增长效应的正负影响,从而获得一个和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内在一致的税负。但问题是,即便是中国这种采取税收集中管理的经济体,由于存在事实上的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使得各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事实上的税负差异,从而导致税收在各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增长效应可能存在差别。国外现有的文献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地区税收竞争的证据,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发现了中国存在省域税收竞争的证据。②这都意味着,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回避地区税收竞争问题。

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视角,初步解答这个问题。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定的分权模式,形成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给定税权集中的前提下,税收竞争降低了本地相对的实际税负,吸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流入本地,从而促进了本地经济增长;但同时,税负下降可能会降低当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给当地企业带来外部不经济,这可能会产生负的增长效应。考虑到税收竞争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来回答税收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何种效应。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同时给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计;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和主要变量定义以及描述统计;第五部分是回归分析;最后是讨论与结论。

李　涛　黄纯纯　周业安

①②3种计算口径具体如下:税负指标1(传统标准)=税收收入/G D P;税负指标2(O E C D标准)=(税收收

入+社保收入)/G D P;税负指标3(“大财政”标准)=(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收入)/G D P。

关于国外税收竞争的相关文献和国内税收竞争存在的证据见郭杰和李涛(2009)。

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二　文献综述和本文的分析框架

税收、税收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已经有过许多探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认为,税收会影响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会反向影响家庭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从而影响其劳动供给决策;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也会反向影响企业家的实际收入,从而影响其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地区实际税负影响当地的总税收收入,进而影响当地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公共支出,而公共品的提供水平又影响家庭和企业是否面临外部经济,从而影响其区位决策。比如,地区之间采取税收竞争,竞相采取低税负政策,看似能够吸引劳动和资本的流入,但短期内地方财力会下降,公共品供给可能下降,导致当地外部不经济,这又可能促使劳动和资本流出。

J u d d(1985)首先指出,辖区间的资本所得税竞争会出现一个类似竞赛到底(r a c e t o t h e b o t t o m)的结果,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B a r r o(1990)首次在一个增长模型中统一考虑了税收、支出和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都揭示了税收、税收竞争和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J o n e s等(1993)证明,稳态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非零; M e n d o z a等(1997)证明,税收的增长效应很小。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进一步分析了税收结构对增长的作用,发现财产税对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反。另一些学者进一步考虑了税收竞争因素。L e j o u r与V e r b o n(1997)分析了两国间资本所得税竞争并证明其对家庭储蓄产生负面效应,进而降低F D I,阻碍经济增长;R a z i n与Y u e n(1999)认为,各国和地区间的资本所得税竞争会带来竞赛到底现象,进而导致各国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R a u s c h e r(2004)则证明,税收竞争的增长效应是模糊的。

另一些文献从经验分析角度提供了以上理论预测的证据。就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言,L e e与G o r d o n(2005)发现,公司所得税率和经济增长率负相关。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郭庆旺和吕冰洋(2004)都发现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会损害经济增长,而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却有着相反的发现。针对具体的税种,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发现,对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课税总体上损害了经济增长,而对消费支出的课税会促进经济增长;李绍荣和耿莹(2005)则发现,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有相反的作用。F e l d等(2004)发现,税收竞争并未损害地方的经济绩效。D e s a i等(2005)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