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3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3•第五节钟荣《诗品》•一、概论：• 1.《诗品》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

《诗品序》深入探讨了诗歌产生的根源，阐述了五言诗的发生发展，肯定了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诗品序》提出了滋味说，论述了对声病，用典等问题的看法。

•2、写作目的：•主要是针对当时诗坛的现状：1）缺乏批评的标准：“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喧议竞起，准的无依”；2）缺乏对诗人的褒贬：“不显优劣”、“曾无品第”。

所以钟嵘对122位诗人的五言诗进行评述，以求树立评诗的标准与学诗的典范，有利于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

•3、《诗品》的体例：•1）分品第。

将122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以显其优劣。

计上品11人（另有《古诗》一组），中品39人，下品72人。

这种方法受到班固“九品论人”、刘歆“七略裁士”的影响。

•2）辨源出。

以《国风》、《小雅》、《楚辞》为三大源头，指出历代诗人创作的渊源继承关系。

如：•1《国风》——《古诗》（上）刘桢（上）左思（上）；•——曹植（上）陆机（上）颜延之（中）谢灵运（上）• 2.《小雅》——阮籍（上）••--班姬（上）• 3.《楚辞》——李陵（上）--王粲（上）-潘岳（上）-郭璞（中）张协（上）鲍照（中）……-张华（中）•-刘琨（中）••--曹丕（中）-应璩（中）陶潜（中）-嵇康（中）•钟嵘选汉、魏、晋、宋人入上品，齐梁无人入上品（齐谢朓、江淹；梁沈约、任昉皆入中品）。

钟嵘的分法，对研究五言诗发展有意义，但品第与源出不一定准确，后人有批评。

后面再来论述。

•二、《诗品序》讲析：•《诗品序》集中体现了钟嵘的诗歌理论，《诗品》上中下三卷则是具体批评。

•《诗品序》原分作三部分，后合而为一。

主要论诗歌的产生与作用，评述五言诗的发展，提出“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等诗歌理论，交代写作缘起、目的与体例等。

•1、“性情”说：（抒情本质）感情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

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性情”说•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指出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而人的感情的激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感触而产生的。

钟嵘所理解的“物”的内容，不仅有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

客观的现实生活内容，激发了诗人炽烈感情，于是才发而为诗歌。

钟嵘在这里表现了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正确认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陆机《文赋》中主要是讲自然事物，没有涉及到社会生活内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时，就着重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特点，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

钟嵘所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感情论主要是指社会生活所激发的人的感情，具有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

•强调抒写怨情——“托诗以怨”。

•钟嵘强调，诗歌的产生是由于心灵受外物之感荡，诗歌的本质就在于抒发情性（照应开头“气之动物”一段）。

因此自然界四时变化对人的触动，社会生活给人的种种切身感受，都要借诗歌伸展其义抒发其情。

从他特别举出“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事例，可见他更强调以诗抒发不得志、不如意的怨悱之情。

所以他以孔子“可群可怨”的说法作为理论依据，认为诗歌可以宣泄穷贱者的愁怨，幽居者的苦闷，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 2.“直寻”说：（自然英旨）自然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鮅以成俗。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直寻”说。

强调自然之美——反对过多“用事”和过分讲究“声律”。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

“自然英旨”说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1）强调感情真挚。

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

（2）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

“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

“直寻”与“自然英旨”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基本是一个意思。

• 3.“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滋味”说。

强调赋比兴酌用，风力与辞采并重，具有无穷的韵味。

•首先，钟嵘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汉以来出于对《诗经》的崇拜，人们视四言为正宗、正体，而将五言看作流调。

（如《文心雕龙·明诗》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钟嵘则认为五言比四言更有滋味，因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更为“详切”（详尽真切），也就更具表现力。

•其次，诗如何具有“滋味”？钟嵘认为，第一，赋比兴三义酌用，不能偏用一种。

如果只用比兴，作品就会过于深奥隐晦，只用赋体，作品又会过于浅露直白。

第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即以风骨为主干，以辞采为润饰，将风骨与辞采和谐统一（他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第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即使接受者品味无穷，感动不已。

达此三点，“是诗之至也”，也就是最有滋味的诗。

•这里，钟嵘对赋比兴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兴”放在第一位，突出了“兴”令人触发感动、回味无穷的素质。

挚虞说：“兴者，感发之辞也。

”（《文章流别论》）刘勰说：“比显而兴隐。

”（《文心·比兴》）“隐”，就是不直露、不确定，能引发人更多的想象与联想。

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其二，注重它们在艺术表现上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而避开了汉代以来政教美刺的说法。

（如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钟嵘对赋比兴的解释说明了什么？•说明钟嵘的“滋味”说要求诗歌注重艺术表现，文质兼备，意味深永。

这是他论诗、评诗的重要标尺。

•“滋味”论•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论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

要做到作品有深厚的“滋味”，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

怎样综合运用“三义”呢？“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并使“三义”综合运用，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

并且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滋味”的作品。

•(钟嵘的)“风骨”(“风力”)论•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又要“润之以丹彩”。

“风力”与“丹彩”兼备，才是最好的作品。

他在《诗品序》里论及建安文学时，怀着无限崇敬的笔触写道：“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至于属车者，盖将百计。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强调“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风骨”（“风力”）树立这样一个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

•(钟嵘的)“诗有三义”说。

•“诗有三义”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来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三义”具体所指是什么呢？文中接着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用现在的话说，钟嵘的“兴”，就是诗的语言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写景叙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

并且要综合运用这“三义”，即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

•三、《诗品》中的具体批评•钟嵘基本是将上述理论贯穿于具体批评中的，如：•强调风骨与辞采结合（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批评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批评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强调抒发怨情（如评曹植“情兼雅怨”，古诗“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左思“文典以怨”，秦嘉“文亦凄怨”等）；•注重自然（如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

’颜终身病之。

”等）•但在批评中，受时代风气影响，偏重文采也是显见的。

如列入上品的诗人，曹植在建安诗人中是最讲求对偶、辞藻、音韵之美的，标志着五言诗从质朴自然趋向文人化。

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潘岳“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引谢混语）；张协“调彩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wěi）不倦”，谢诗“尚巧似”、“繁富”。

再如将曹丕、陶渊明二人列入中品，言曹诗“率皆鄙质如偶语”（偶语，相对私语，此指口语），陶诗“质直”；将曹操列下品，言其“古直”。

这些都引起后世论者的不满。

•四、《诗品》的巨大影响•钟嵘在《诗品》中将诗歌抒情意义的地位提到极高的程度，可以说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

在《诗品·总论》开篇就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古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对文学作品中的“怨”与“兴”甚为重视，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将心物交感的关系，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宽领域，延伸到社会生活。

这就比人与自然论进了一大步，心物交感论，从社会生活领域去展开的论说是钟嵘提出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