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边塞之行及其边塞诗

王维的边塞之行及其边塞诗

王维的边塞之行及其边塞诗

王辉斌（襄樊学院中文系，湖北襄樊441053 )

摘要

王维一生曾两次出塞赴边，第一次是因遭受朝廷的打击而被贬凉州，第二次为奉命出使偷林郡，其时间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维现存的40 首边塞诗，大致可分为亲历边塞诗、送别边塞诗、虚拟边塞诗三类，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王维的边塞诗对时人与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与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边塞诗的创作，以诗人之众多，名作之如林，而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诗人王维，即创作了不少边塞诗名作，如《使至塞上》、《从军行》、《陇头吟》等，令人遗憾的是，王维现存的边塞诗为整40 首，其数量虽然较高适的20

余首明显为多，但却始终不曾引起边塞诗研究者或文学史家们的重视，而己行世的多种王维研究著作，对于王维边塞诗的涉笔也甚微。在单篇论文方面，以“王维边塞诗

”为题进行研究者，不仅数量极为有限，而且所言多

只停留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这种研究状况的存在，对

于王维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显然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王维的边塞诗作一较为全面的观照，并兼对王维两次边塞之行的历史真实略作考辨。

一、遭受打击与奉命出使

研究王维的边塞诗，首先得对王维边塞之行的历史真实进行考察，因为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王维的边塞之行，传统的说法认为，王维一生曾两次出塞赴边，第一次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五年秋至二十六年夏间，第二次的时间为天宝四载，前者的事由为“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后者则为“受制出使”。持此说者，有陈铁民《王维集校注》所附之《王维年谱》（以下简称“陈《谱》”）等。对于王维的第一次边塞之行也即“赴河西节度使幕”者，研究者尚有另一种认识，即认为王维的此行，乃是受朝廷打击的结果所致。如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即持此说：“王维出朝到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处作判官，这是他受到的另一次打击。” 这两种说法当以何为是呢？持打击说者虽然未能对“打击”提供材料方面的依据，但核之有关史实，知其乃为事实。

众所周知，王维在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期间，之所以能在京师长安任职，主要是因为张九龄的荐举所致，而王维集中的《献始兴公》一诗又可证之。是诗之末有云：“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求张九龄汲引之意甚为明显。而王维也因了这一次的献诗于张九龄，而被“摧（？）右拾遗”。但据《唐书·玄宗纪》、《旧唐书· 张九龄传》等材料可知，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罢知政事”，翌年四月即被贬荆州长史，而被贬的原因，则为荐举非人。《新唐书．张九龄传》对此载之甚详，其云：“尝荐长安

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幼奏仙客，其语援徽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壤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人，贬荆州长史。”张九龄既然被贬荆州，其所贬又为荐举非人，

而王维之任右拾遗乃为张九龄所摆拔，且此前王维因违

“禁约诸王”之令曾遭受过唐玄宗的亲自惩治。合勘之，则王维是次的河西之行，乃因打击所致也就甚明。即是说，王维的这次遭受打击，应主要是与张九龄因荐举非人而被贬荆州有关的。而其集中的《寄荆州张垂相》一诗，又正好透露出了这一方面的信息。是诗云：“所思竟

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击南飞鸟，何由寄一言。”其中的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两句，是王维在张九龄被贬荆州后，为自己前途担忧所作的一种最坏的打算。但朝廷并没有让王维去“艺植老丘园”，而是将他贬到远离京师整“二千里”之遥的凉州。王维

到了凉州后，陈《谱》据王维集中《凉州赛神》、（双黄鹊

歌送别》二诗题下“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之所谓“自注”, 而认为王维是“先为监察御史，后兼节度判官”, 并说：“唐时节度使皆自辟佐史，然后上闻，盖维先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至幕府后，又受到希逸的聘用，兼任节度判官。”实

际上陈《谱》的这一认识乃为错误，原因是据《旧唐书· 职官志三》可知，节度使府之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随军诸职，“皆犬宝后置”。而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的《唐六典》无“节度判官”等职之载，又可对此佐证。由是而观，可知王维在凉州是不曾“

兼任节度判官”之职的。也就是说，《凉州赛神》、《双黄鹊歌送别》二诗题下的“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

作”的所谓王维“自注”，乃皆系他人所作伪。而此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王维此行既然是因遭受打击所致，则其集中《出塞作》诗题下的“时为侍御史，监察塞上

作”之“自注”不可相信，也就甚为清楚。即是说，王维此次的河西（凉州）之行，是不可能以“侍御史”的身份去“监察塞上”的。这是因为，王维当时是否任侍御史之职，乃无任何材料可以为之证实。退一步说，即使王维当时确曾任侍御史之职，他也是

不能“监察塞上”的，原因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侍御史并不掌“监察”之职事。对此，杜佑《通典》卷二十四乃有专载，其于“侍御史”内云：“侍御史凡四员，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分判台事。…… 神龙以来稍革之，其后名流慎选，体于贞观、永徽矣。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推者，掌推举也）、弹（掌弹举）、公糜（知公廖事）、杂事（台事悉总判之）。”这段文字写得十分清楚，侍御史只在神龙以前“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于神龙后朝廷则对其职事进行了调整，即主要负责“推”、“弹”、“公庭”、“杂事察塞上

”的，而《出塞作》题下的那条所谓“自注

”非出自王维手笔，也就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可知此次河西之行的王维，是既不曾任侍御史之职，又不曾

“时为节度判官”与“监察塞上”的。

再看王维的第二次边塞之行。如上所言，陈《谱》认为，天宝四载任侍御史之职的王维，因“受制出使”的缘故，曾到过榆林、新秦二郡，其集中的《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二诗即写于是时。但据上引《通典》卷二十四可知，“受制出使”与唐玄宗时期的侍御史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陈《谱》认为王维在天宝四载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