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展历程及现状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进展历程

1.以FDI流出量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82-1991年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均在10亿美元以内。其次阶段即1992-2022年的稳步进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平均规模为27亿美元。第三阶段即2022年至今的快速进展阶段。2022年，我国a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2022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31.6%。从年流出量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6.3亿美元到2022年的161亿美元，增加了25.6倍。

2.以FDI流出与FDI流入的比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1992年以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很小，但由于同期FDI 流入量也较小，因而此期间FDI流出与FDI流入的比率相对较高。但是，1992-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出量较大，而同期FDI流入流量更大，因此此期间FDI流出与FDI流入的比率相对较低。综合来看，以流出流入比率来衡量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1992年以后小于1992年之前；而从肯定值来看，正好相反。

3.以FDI流入量与FDI流出量的对比状况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规模的变化。1990-2022年，外商在华投资平均数为392.5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平均数为37.5亿美元，而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6673.3亿美元，是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638.7亿美元的10倍多，特殊是近几年来，FDI流入的规模和速度消失了大幅度上升。1990-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与流出量之比为1∶0.096，可以看出汲取外国投资的规模远远高于对外直接投资，这两者存在严峻失衡，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展现状

从我国近两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展状况可以看出，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从总体规模上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或进展中国家还存在肯定差距。截至202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 182亿美元，是我国的35.3倍；英国为13 781亿美元，是我国的24.1倍；日本为3705亿美元，是我国的6.5倍。在进展中国家中，2022年末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09亿美元，是我国的1.8倍。

从投资区域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区域更为广泛，2022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已经遍及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经商务部核预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万家。其中，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46%；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约为3%，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31%；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0%，拉美已经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说，我国9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亚太地区，相比之下，欧洲等其他地区所占份额微小。这种过于集中的区域投资结构简单造成一些企业设点交叉重复、自相竞争等不正常局面，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另外，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2022年，以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36.7%。同时，承揽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022年，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标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建设项目，合同额达83亿美元；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高速大路工程，合同额达63.2亿美元。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增长，在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冲突、缓解出口压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投资规模偏小、政府政策支持不够等诸多问题，阻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展进程。

（一）政府政策支持不够。政府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责任和义务为跨国企业的进展供应平台。但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跨国企业的政策支持明显不够。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重审批，轻服务，特殊是对外投资信息询问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了企业“走出去”的有

效性。我国对企业的境外投资管理基本上是审批制，对其缺乏前期的服务和后期的监管。由于对外投资统计等方面的基础工作薄弱，使讨论有关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缺乏科学依据。另外，由于尚未建立起境外投资的信息库和信息反馈、状况沟通的机制，加大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很多企业特殊是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灵，对外投资望而却步。对于有些审批项目，手续繁杂，时间过长，以致一些项目贻误了最佳投资时间而亏损，而一些企业为规避政府审批，或私拘束海外投资，或将境外投资收入留为他用；缺乏有效的海外投资保障机制。我国目前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爱护协定，与81个国家签订了避开双重征税协定，但还有将近50%的国家尚未签订避开双重征税的协议，而一些已建立起来的多、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功能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

（二）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难以适应国际化经营进展的需要。现代企业制度是海外投资项目胜利的体制保障，然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缘由，大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私营大企业的数量特别有限，并且至今仍缺乏促进私营企业成长的有效的体制、政策及资本市场的条件。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进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主要依靠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的进展不大，主要表现为全部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而一些体制不

顺、缺乏内在进展动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很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

（三）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管理体制相对落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了一批优势企业，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较高，规模扩张较快，如海尔集团、首都钢铁公司等都是具有对外直接投资实力与力量的企业。但是，与全球闻名的大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一些企业的竞争力仍有明显差距。比如，一些长期处于垄断条件下的大企业，其成本、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水平，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也不稳定，这类企业虽然具有肯定的竞争实力，但从事境外投资的风险较大。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办事机构或接待站。

（四）外汇管理体制尚不能适应形势进展的需要。虽然近几年我国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肯定成效，但是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特殊是由于我国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企业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境外投资，仍有一些不利于企业对外投资的条款。比如，在资金的使用权方面，不允许跨国企业内部资金自由调配，实施严格的利润和外汇管制，政府要求跨国企业的利润在当地会计年度终结后6个月内全部汇回境内，这样，当企业市场前景看好而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时，却没有自由支配的资金，从而在肯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

（五）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长期低效率运行，还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进展对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