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评判：动机？还是效果？--关于道德评判根据有效性的质疑

道德评判：动机？还是效果？--关于道德评判根据有效性的质疑[摘要]以善恶为结果的道德评判一般都离不开动机和效果，但是，在如何认定善恶的根据上，道德评判却区分出动机论、效果论和统一论。

动机论的前提预设是动机是可以被公众认知的，但实际上，动机却具有私人性质；而如果坚持把动机作为有效的道德评判根据，这可能会导致善意害人的道德悖论。

动机论的这两种困境使得它难以成为道德评判的有效性根据。

效果论存在两个预设，其直接的预设是：效果是可以被公众认知的；其生理性的预设是：人人具有相同的感知能力。

实际上，人们的感知能力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使效果论作为道德评判根据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统一论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作为道德评判的根据，但是，由于动机的复杂性和和效果的多样性，统一论作为道德评判的有效性根据仍然存在某些困难。

对道德评判根据的有效性的质疑，并没有否定动机、效果以及二者的统一性在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和道德评判中的作用。

[关键词]道德评判动机效果有效性根据[作者简介] 代训锋（1969-），男，安徽砀山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在读博士，山西忻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10-0011-05讨论道德评判的根据问题，一般都会涉及到动机和效果，而道德评判往往以善恶为结果，但是，在如何区分行为的善恶上，每个人的观点便发生了分歧。

有人主张善恶评判的根据在于动机，这种观点被称为动机论；也有人主张善恶评判的根据在于效果，这种观点被称为效果论；还有人主张善恶评判的根据应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统一论。

那么，面对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争论和分歧，我们应该根据哪种观点进行道德评判？这在道德评判时确实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

但是，既然要对行为的道德价值做出判断，我们还必须在道德评判的立场上做出选择。

只是我们在选择之前，首先必须要知道究竟那一种观点是有效的道德评判，而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道德评判的根据是否有效，只有弄清楚道德评判的根据是否有效，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进行正确的道德评判。

所以，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不是道德评判的根据是什么，而是在考察道德评判的根据是否有效。

而对道德评判根据的有效性的研究和讨论得很少。

人们常常会花费大量笔墨来论证动机论、效果论或者统一论作为道德评判根据的理由，却少有讨论他们作为道德评判的根据是否有效，而缺少对道德评判根据有效性的论证，道德评判则难免道德独断论之嫌疑。

鉴于此，本文姑尝试对动机论、效果论、统一论三种道德评判的根据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以便人们在道德评判时做出适当的道德选择。

在本文中，所谓道德评价根据的有效性是指，作为评判道德行为价值的根据，无论是动机、效果还是二者的统一，它们在行为的道德价值评判上和道德评判的对象之间能够符合和达到的程度。

一、动机论及其有效性的困境所谓动机论，一般被表述为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恶的取决于行为者的动机是否善良，行为的善恶与行为所造成的效果或后果无关，判断和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是道德的只需看行为者的动机，不必看效果或后果。

动机论在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流行过。

在国内，有人甚至认为，“动机作为道德评价根据不可超越”[1]；在西方，动机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属康德了。

康德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绝对独立于行为的效果，一个行为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当且仅当是出于善良意志。

他说：“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2]；“道德的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第二个命题是：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

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

这样看来，我们行动所可能有的期望，以及作为意志动机和目的的后果，不能给予行动以无条件的道德价值，是十分清楚的”[3]；等等。

康德的这些论述说明，“只有道德动机对于行为的道德价值才具有首要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

”[4]所以，康德说，“关于道德价值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能看见的行为，乃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发生行为的内心原则”[5]。

从康德这里可以看出，动机论非常重视动机对行为善恶进行道德评判的价值意义。

但是，动机论在进行行为善恶的道德评判时存在一个前提预设，那就是动机这个东西是可以作为一个公共认识对象被行为者本人和第三者认知和考察的，否则，人们就无法对行为的道德价值做出善恶评判。

在动机论中，动机显然就是对行为善恶与否进行道德评判的根据。

动机既然是评判的根据，那它就必须让评判者知道它的存在。

评判有自我评判和他人评判，那么，这个动机不仅需要让行为者自己知道它的存在，而且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它的存在。

这样，动机本身才能成为公共认识对象，进而成为道德评判的根据，当然，也最后才能成为行为善恶评判有效性的根据。

但是，动机真的可知吗？动机能否成为公共认识的对象？进而，动机能否成为道德评判的根据吗？动机能否成为行为善恶评判的有效根据？在动机论中，行为者的动机被标识为道德评判的根据，一个行为的善恶是要通过对动机的考察来评判，而要考察和评判动机，前提是评判者要知道行为者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行为者的动机呢？也许，行为者自己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行为者自己也许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但在别人提示和询问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他人究竟如何才能知道行为者的动机是什么呢？也许，他人是通过行为的效果来知道行为者的动机，但是，这样来了解和把握行为者本人的动机是否可靠？这是否与行为者本人的动机完全一致？这样的问题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而否定的回答也说明了动机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公共的认识对象，无法被众人感知。

其实，动机是一个完全私人性质的“看不见”的“内心原则”，它只存在于行为者内心，行为者之外的人根本无法准确地知道行为者本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既然他人无法知道行为者本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那么，动机就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根据，进而，把动机作为行为善恶评判的有效根据，更是缺乏说服力。

试想一下《论语》中“子见南子”的情景吧：当孔门弟子子路质疑孔子见南子的坦荡用心时，孔子无法证明自己的动机，只能无奈地赌咒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6]动机没法向别人证明! “人世间第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证明’行为的动机，人世间第一无奈的事情则是必须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行为动机，既然必须‘证明’的恰恰是不可能证明的事情，那（孔子）就只能赌咒发誓了。

”[7]在动机无法证明和可知的情况下，如果行为的道德价值评判也诉诸赌咒发誓的话，那动机论就未免有些荒唐了。

这是动机不可知所产生的道德评判的困境。

行为者的动机虽然他人难以知悉，但是，在一些行为中，行为者常常表明自己出于什么样动机而行为。

当行为者表明自己的动机后，动机似乎就可以被他人认知，进而，也就可以成为道德评判的根据。

那么，动机能否成为评判行为者行为善恶的有效的道德根据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因为，一个行为的发生，不仅包含动机、而且还有效果，甚至还有行为对象的感受。

我们对一个行为的善恶进行道德评判，不能仅仅根据动机这一个要素，而要综合起来进行道德考察。

无论是动机论还是效果论，他们都不是对整个事件进行道德判断，而只是对整个过程中的某个要素进行评判，这当然不能对一个行为作出正确的道德评判。

如果行为者的动机与行为的效果相一致，那么，无论是以动机为根据还是以效果为根据，都可以评判行为者的行为是道德的。

那么，如果行为者的动机与行为的效果不一致，该怎样进行道德评判呢？从动机论来说，行为者的动机只要是善良的，尽管其效果不好，该行为依然是道德的。

这就意味着，当一个人的动机被表明是善良的时候，即便他做了坏事，即便他的行为伤害了行为对象或者行为对象根本不接受，他也可以强行实施其行为，而且其行为依然是道德的。

而且，在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出于好心”的行为者对他人实施暴力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善意害人，“打着正义旗号对他人强加暴力，古人用以理杀人称谓之”。

[8]这种结果显然在鼓励人们好心可以做坏事，而且不受道德惩罚。

这样的推论如果也能成立的话，不仅与动机论的初衷相左，而且会导致道德灾难。

这是动机可知导致的困境。

由上可知，无论动机可知还是动机不可知，动机都不可能成为道德评判的有效根据。

那么，效果论又怎样呢？效果是能够被大众感知和认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效果论能否成为有效的道德评判的根据呢？二、效果论及其有效性的不足如果说，动机论认为行为善恶的道德评价根据在于行为的动机，那么，效果论认为，行为善恶的道德评价依据只能是效果。

“大致说来，效果论是一种认为行动的道德价值始终在于该行动的效果的学说。

”[9]动机无所谓善恶，一个人的动机如何与行为的道德性无关，只要行为的结果是好的，他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在这里，效果论把效果作为善恶评判的根据，存在着两个预设作为其理论的支撑。

第一个预设，可称其为直接可知的预设，这就是：效果是可以被公众感知到的。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确实总是在追求着某种效果，并且确实总是在以效果来评判行为的道德与否。

功利论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代表。

功利论又称功利主义，“任何功利主义都必定是效果论的。

”[10]功利主义“通常是指以行为和实践产生的福利或功效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

”[11]在中国，宋代的叶适、陈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功利之学，一般把他们当做中国版功利主义的代表。

在西方，功利主义的代表当属边沁和穆勒。

功利主义认为，对于行为的道德判断不在于行为的美好愿望或者善良动机，而在于行为的效果是否能够带来功利，那种实际上能够促进全体人民幸福的欲望和行为是善的，而促进全体人民的幸福不一定要求必须出于某种善良的动机，只需要看它的效果是否促进了全体人民的幸福。

但是，功利主义也有不足，并且，其不足也反映着效果论的不足。

从效果论出发，功利主义必然重视目的而忽视手段，主张手段从属于目的。

在这里，功利主义几乎就等于在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法国革命论》的作者伯克对此曾激烈地抨击过，他说：“阴谋、屠杀、行刺，对某些人来说乃是获得一场革命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所乐意采用。

比起通过伦理道德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

由于论证了叛卖和谋杀对公共利益是正当的，于是公共利益很快就成了借口，而叛卖和谋杀则变成了目的；终于巧取豪夺、心怀恶意，报复以及比报复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满足他们那些永不满足的嗜欲。

”[12]虽然功利主义者极不情愿地承认这种推论，可是，法国大革命却把这种推论变成了残酷现实。

当功利主义以效果或者后果来作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时，“行为者中立”的伴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