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学与人文有不同的内涵，但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科学是探索事物的规律，是: “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学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

科学不能解决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人文不能直接解决科技问题。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便能产生最佳效应，推动社会和事物前进。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的意志在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具体体现，二者有不同的内涵，但也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

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

“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

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

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

”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文化难题。

有两个基本因素制约着人们的认识：一是人们是从一定的科学观或者人文观出发来认识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因而是受其局限的；二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本身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谈论问题，结果是争论愈多距离愈远。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下面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的直接的对立性关系。

我们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在性、客观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控制性，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检验性，理论功能的解释性、预见性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系列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立是现实的，对于人的自我理解和发展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从本源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人以“外向地认识自然”和“内向地观察自己及生活”（卡西尔语）的方
式进行自我理解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近代科学的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巩固导致了二者的分化和嬗变，但同时却导致了人的文化世界的丰富性，因为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作为人的文化的基本样式，反过来又成为了人把握世界、塑造自己本性的基本方式二是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意见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对于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常因人的具体评价而表现出某种对立。

如，科技工作者以“功利性”、“有用”的价值标准衡量人文科学，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方法和知识看作是唯一深刻的能使人获得真理的东西，而人文学者反以自然科学对世界把握的“抽象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远离”来反诘科学。

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如数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等的关系上表现得分外鲜明。

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人们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非系统化反思，它源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以及人以自己本学科为中心理解和解释文化的解释学属性。

学科“职业化”导致了人们理解视域的狭隘，而当这种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评价成为日常生活中个人理论评价和生活选择的尺度，因而成为我们的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时，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就异常明显了。

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

这是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思。

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哲学思潮也是哲学形态的对立。

在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从冲突到交融的新趋势。

交融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对话，沟通，借鉴，以达到新的哲学形态。

一般地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的这种异质状态仍然存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范式转换的情况下，完全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不现实的。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当代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丰富。

四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哲学地理解科学规范，将科学的特征推至极值而领会到的科学的理想的精神气质。

当人们用这种精神规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道德培养时，就变为了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的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默顿最初的“四
规范说”是从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提炼不出的，而只能通过科学规范来理解。

既然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因而与以人的自由为终极意义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矛盾的，它们都是人作为人的精神。

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既有现阶段对立性的一面，也有本源和终极意义上一致性的一面。

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我们要做的，是厘清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层次，明确不同层次关系的不同性质，尽可能减少这种对立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身的现实对立，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自然科学与常识、非科学的间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中理解自然科学，揭示隐藏在人类科学活动中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思想的原则、根据，评价的尺度、标准。

这些被恩格斯称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表征和反映的是自然科学的人性基础，这样的哲学反思就是对自然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另一方面要加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加强社会科学“科学化”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倡导在对社会现象的人文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其次，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意见之间的对立是十分有害的。

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制约了文化交流，而且明显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世界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论素养，力争通过学习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自觉地超越各自的社会角色而相互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快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理想人才的培养道路。

第三，我们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

科学主义与片面的人文主义不仅要批判，而且要超越。

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种超越的理论基础。

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关系还要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住了人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一人的真正现实，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是19世纪以前科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实现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过程中，自觉地从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科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科学理解，为了创立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研究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注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在确定其科学性时，在使其科学化时，总是要直接、间接地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总是要尽可能地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

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实践观对人文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视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揭示出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

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

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在于：
一是实践体现了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的统一。

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达到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二是实践实现了主观目的性和客观因果性的统一。

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的目的和需要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
把自己的目的、需要运用到客体对象上去，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有用客体。

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性存在，具有因果性。

而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是人目的实现的重要方式。

在实践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性达到了契合和统一。

三是实践达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

物的尺度，即外部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尺度，即人的知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

自然科学，主要依据物的尺度，确保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文科学，主要依据人的尺度，确保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善和求美的向度。

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

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

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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