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与统一《道连格雷的画像》

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与统一—浅析《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要人物摘要：王尔德在其小说《道林. 格雷的画像》中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物, 他们分别是亨利爵士、道林和贝西尔。

论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学说出发, 分析这三个人物, 提出他们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象征, 并探讨了其中与作者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道林·格雷的画像》；自我、本我与超我；奥斯卡·王尔德奥斯卡·威尔斯·王尔德可谓是世界文坛上的一个怪才，是众多文学批评家争论的焦点。

有人对他推崇备至，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

但对于王尔德本人来说，“世上唯一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就是无人议论。

”不论是从王尔德颇具争议的传奇一生还是从其作品中，我们都不难看出王尔德在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社会道德准则之间的痛苦挣扎。

作为19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王尔德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否认艺术的社会性，提出美与生活毫无关联，美是高于生活的，是超道德、超功利的，唯有艺术和美是永恒之上的。

对于自己的唯美理论，王尔德身体力行，并在自己的诗歌、童话和剧作中将“美”展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在1891问世时，遭到了几乎来自英国各界的非议与谴责，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同性恋主题的小说，而更多的人则指责这是一本淫秽、不道德的书。

有报纸批评道：“这本书是法国颓废派文学这个麻风怪物的产物，是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

”在1894年王尔德对昆斯伯雷侯爵诽谤的诉讼案中，反而成为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身陷囹圄的指证。

从此，王尔德一蹶不振。

从上世纪中叶起，人们开始重新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角度审视王尔德及其作品，甚至一度在英美两国掀起一阵王尔德热潮，而《道连·格雷的画像》这本“有毒的小说”也得到了读者与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赞誉，被认为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本文旨在借助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人格结构，简单分析《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三位主要人物画家霍尔华德、道连·格雷和亨利勋爵之间相互钳制的关系并揭示他们在作者王尔德身上所得到的统一。

一、本我、自我与超我依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性欲冲力的活动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所谓本我，就是潜意识本能的我。

本我无视价值、善恶和道德的存在，只遵循快乐原则，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以求得个体的舒适，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满足自己的需求。

自我，就是面对现实的我。

自我是本我和外界环境的调节者，它既要遵循快乐原则满足本我的需要，又要奉行现实原则克制本我的欲望，以达到一种有节制的快乐。

超我，是道德化了的我。

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它遵循道德原则，压抑本我的冲动，其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是非现实的。

本我与超我都想通过自我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和需求，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言，这三大系统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反之，如果人格的三大系统难以协调、相互冲突，人就会处于失常状态，甚至危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

纵观《道连·格雷的画像》这整部作品，作为贯穿始终三个主要人物，画家霍尔华德、亨利勋爵和道连·格雷完美契合了弗洛伊德三重人格学说。

亨利勋爵信奉感官上的极度享乐，离经叛道，玩世不恭，言语上处处抨击和嘲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极力鼓吹他的“新享乐主义”。

显而易见，亨利勋爵是本我的象征。

画家霍尔华德善良正直，一方面劝诫亨利摒弃他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一方面想要引导道连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正直的人，他无疑是超我的化身。

而象征自我的道连从头至尾都是本我和超我争夺的对象，同时他也在二者之间进行着痛苦挣扎和艰难抉择。

二、相互钳制的三重人格1.本我与超我的分歧与较量在小说一开始，主人公道连还未露面时，亨利与霍尔华德在画室中的对话就充分体现了二者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分歧甚至背离，这恰恰就是本我与自我所遵循原则的不同。

画像中道连美丽的容貌以及霍尔华德对画像所倾注的特殊感情，唤起了亨利强烈的好奇心，他迫切的想要认识道连，但霍尔华德却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他害怕亨利将道连从他身边夺走，也害怕率真纯洁的道连受到亨利的坏影响。

但天不遂人愿，亨利在画室最终见到了道连，自此，本我与超我的较量正式拉开帷幕。

最初的道连不仅有惊为天人的美丽外表，而且率真、纯洁，还从未沾染世俗的污浊气。

对于亨利和霍尔华德来说，他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天然美玉，他们都希望在道连身上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此，矛盾便产生了。

霍尔华德将自己对于道连的崇拜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他要捍卫自己的艺术理想不受玷污，想要引导道连拥有如其外貌一般超然的道德观。

而亨利则推崇享乐主义，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不应该被压抑，他想要将道连变成其理论的实践者。

这正如本我想要影响自我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满足和欲望的发泄。

2.自我对本我从抗争到依从弗洛伊德曾用骑手与马的关系来比喻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马为骑手提供前进的动力，而骑手则掌握缰绳决定前进的方向。

但有时马也许并不听话，骑手如果不想被摔下马，就只好由着马去它想去的地方。

起初，道连被亨利惊世骇俗的言论所震惊，亨利说，“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a temptation is to yield to it.”，“Noting can cure the soul but senses, just as nothing can cure the senses but the soul.”。

（Oscar·Wilde,1891）他认为，人应该无限满足自己本能的欲求，如果拒绝自身的的冲动需求，必然会受到自然地惩罚。

他总是引诱道连及时行乐，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本能的需求。

这些话点燃了道连心底里本我欲望和冲动的火苗，但他对此并未完全信服，内心或多或少还在抵制和抗争亨利的诱惑。

在亨利青春易逝，及时行乐的慷慨如演讲一般的言辞影响下，道连说出了愿意用灵魂交换青春的誓言，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本我欲望的支配。

而西碧尔的出现，又重新唤回了道连的善良和纯洁，与西碧尔的初次恋爱使道连对亨利的享乐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反抗。

当西碧尔遭到抛弃而自杀后，道连还受到了超我的良心拷问和道德谴责，并且感到内疚，但亨利的话最终诱使道连听从了本我的狡辩，选择性的忽略的道德与良心的不安。

西碧尔之死是整个小说的重要转折点，自此道连放弃对本我的抗争，彻底依从于对本我欲望的放纵。

3.自我与超我的自毁与瓦解作为超我的化身，霍尔华德对艺术之美和社会道德准则有着双重的坚持，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完美的道德代表。

他帮助自我抑制本我无节制的欲念，试图将自我隔离在本我的诱惑之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我要以正统的道德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但是在亨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面前，他捍卫的道德观显得乏善可陈、软弱无力，因为他无法去改变整个社会冲突的不平衡。

当他穷尽一生所追穷和信奉的道德观被一次次击垮时，当他道连一点点受到亨利引诱与自己渐行渐远时，当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理想中的完美人格被享乐主义的纵欲观念一点点侵蚀时，他只有叹息，无助而绝望。

道连在本我的引诱下，在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他的面容躲过了岁月无情的横扫，但画像却逃不过良心的拷问与道德的审视，画像日复一日变得丑陋而狰狞，这正是他堕落灵魂的写照。

当霍尔华德看到道连堕落肮脏的灵魂时，他严厉的斥责道连的恶行，但依旧幻想用宗教和道德对劣迹斑斑的道连进行拯救，这反而激起了道连内心难以抑制的仇恨和狂暴的反抗。

“Dorian Gray glanced at the picture, and suddenly an uncontrollable feeling of hatred for Basil Hallward came over him, as though it had been suggested to him by the image on the canvas, whispered into his ear by those grinning lips. The mad passions of a hunted animal stirred within him, and he loathed the man who was seated at the table, more than in his whole life he had ever loathed anything.”（Oscar·Wilde,1891）最终，道连杀了霍尔华德，从此自我完全归属于本我，摆脱了超我的控制。

超我虽“死”，但道德不死，这种道德观念早已转移并存储在了画像中。

画像作为道连灵魂的镜式反映，是道连始终无法摆脱的道德束缚，最终在道德和欲望之间所产生的恐惧和恶心使道连自取灭亡。

整部小说的结尾恰恰也是小说的最高潮，道连拔刀刺向了画像，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自我继超我瓦解之后也走向了自毁和死亡。

三、主要人物与王尔德的立体统一陆建德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王尔德生活中的内在矛盾冲突。

（陆建德，2001）McCormack也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尔德实际生活的写照。

甚至王尔德本人也曾直言不讳的说：“Basil Hallward is what I think I am; Lord Henry is what the world thinks me; Dorian is what I would like to be—in other ages, perhaps.”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往往取自于现实中的人物，尤其往往是取自作家本人的体验和经验，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复合的立体的心灵世界。

《道连·格雷的画像》也不例外。

小说围绕画家霍尔华德、亨利·沃顿勋爵以及道连·格雷这三个主要人物展开，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影射了王尔德自己所面临的三种选择；而他们各自相互影响相互钳制的关系，恰恰也是作者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与唯美主义本能间的矛盾与摇摆。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中，王尔德既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个在文中诸多矛盾与冲突中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反省的反思者。

资本主义文明的迅速膨胀令十九世纪的西方世界蒙上了一层物欲主义的气氛。

工业的发展使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中脱离出来并在剧烈的动荡和流血中建立起新秩序，艺术至上者很快发现他们原来生活在一个理想匮乏的世界，这一切在他们眼里毫无诗意。

（段江艳，2010）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阶层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和颇为强烈的憎恨。

他们在艺术与现实之间进行着不凡的思想斗争。

画家霍尔华德善良正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时代的正统道德观影响下产生的人格，他既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捍卫者和殉道者，也是这种伪道德的牺牲者。

他对道连的情感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在19世纪后期的维多利亚王朝，同性恋讳莫如深、为人不齿，但实际上同性恋之风在上流社会大肆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