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归去来兮辞》 领悟陶渊明隐士情怀

学习《归去来兮辞》领悟陶渊明隐士情怀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之风盛行，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而辞意夷泰”，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的出现，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风格独特的诗歌创作，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的隐士风范和对简朴生活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

陶渊明（约365-427），东晋大诗人，一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度过少年时代，“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

不久即辞职。后来被江州招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余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坚定地辞官隐居了。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桃花源记》《饮酒》和《五柳先生传》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体现了陶渊明的隐士情怀。

《归去来兮辞》是回归田园的宣言书，诗中抒发了诗人厌恶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宁愿归隐躬耕，享受田园生活的情怀。他不追求“富贵”，不乞讨“神仙”，但愿徜徉于大自然之中。接下来笔者就以《归去来兮辞》为例来探析陶渊明的隐逸情怀。

一、蔑视权贵，皈依自然。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由于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报有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由于处在门阀制度相当严重的晋朝，出身低微的他根本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因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他，解职而归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离开官场，他没有像不得志的迁客骚人一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而是坦然对待。虽然弃官不做是因为鄙弃官场的黑暗，但文中却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官场的黑暗情形而只是说“怅然而独悲”的心情；对以往的居官求禄，也只说“不谏”和“昨非”，不作更深的追究；他决定不再跟权贵来往，也仅用“息交以绝游”一语轻轻带过，胸怀何等洒脱，是见役于物的人做不到的。陶渊明这种蔑视权贵、保洁守志的洒脱情怀影响着后代文人。唐代大诗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淡泊名利，闲适自在。诗人与统治阶级决裂后，写下大量的田园诗，诗中充满着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生活的热爱，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归去来兮辞》一文中有他归途中的迫切，抵家时的欣喜，到家后衣食住行的闲适，都源自于他忘怀得失、淡泊名利、不慕功名利禄的精神内核。家中有松，有菊、有幼儿、有居室、有酒，差以自慰，涉园观景，流连忘返，这是真正的隐者情怀，并非迁客们闲适的

心情。“旷而且真”的感情，句句从肺腑中流出。这些都源于他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

他的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表达了相同的心境，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三、宁受贫穷，也要节操。陶渊明因家贫耕植不能自给“尝从人事”，但在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之时，“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然认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是如此艰辛，还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宁肯受穷，也要守节操。这样的情怀在其他作品中也是常见的：《桃花源记》中“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虽与外人绝”；《读》中“穷巷隔深辄，颇回故人车”；《饮酒》诗中“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乞食》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些诗句无不显示出他的高洁人格。

四、躬耕田园，诗酒琴书。陶渊明在隐居期间，亲自参加劳动，封建社会是鄙视劳动的，两晋时期士族尤甚，陶渊明却冲破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坚决地走上躬耕自给的道路。田园生活远离了统治阶级，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劳动人民，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奇文共赏识，疑义相与析”；有促膝而谈的天伦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有与朴实农民的共话桑麻：“相见

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告余春及，有事西畴”；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更有弹琴以消忧的隐士本色生活：“乐琴书以消忧”；有娴雅的读书生活，也有躬耕田亩的苦，但是在诗人眼中这一切都充满诗意。在田园里他坦然地生活，隐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五、委心乘化，知天乐命。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里边有他遗世独立、超脱生死的旷达乐观的精神，在其他一些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感悟。比如，“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诗》）。总的来说，从陶渊明的一生看来，他“读书不入仕，归隐不求道”，确实形成了他特有的人生哲学观――“顺应自然，乐天知命，超越生死”。但也流露了他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思想情绪。

纵观陶渊明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后辞彭泽县令，躬耕田亩，过隐居生活，琴书诗酒，逍遥自在，无不体现了他“性本爱丘山”的隐士情怀。这种情怀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归去来兮辞》逼真地再现了一代隐士的心路历程，读《归去来兮辞》是了解陶渊明、了解中国古代隐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