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在情节铺排中，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孟子、朱熹等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

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三国演义》第８６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４回）、“汉家气数已尽”（８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１１９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点明“天

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８０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１４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８０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９１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９３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１０８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

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１０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６０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８９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９３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１０４回）。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１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３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３１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６

４回）。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８０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９３回）。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９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３７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９３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１０２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１０３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１０３回）。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