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摘录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摘录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研究互联网，在作者看来，是“试图跟踪一个快速移动的靶子”（P368），因为在这些著述“问世的时候，有些内容也许已经需要修订了。

这是所有描述互联网的著作都不得不面对的窘境。

”（P368）所以，作者的意图“不是提供一幅地图，而毋宁是提供一个路标”（P368）。

□“如果说19世纪见证了货物传送的成本下降，20世纪见证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下降，那么，21世纪将要见证的是，思想和信息的传递成本会急剧下降。

” （P1）□网络环境下的意见特性：“在最坏的时候，它产生的是喋喋不休的妄语累积成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垃圾场；在最好的时候，它营造了一种良好信息和思想交流的氛围和环境。

人们对这些传播方式的是与非尚在争论不休，但无可怀疑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话语将以新的传播方式出现。

这意味着一种更加个人化、两极化和充满争议性的对话，公共事务和繁复的私人意见在紧张的、快速流动的媒体中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

” （P3）□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网络空间中的政治问题，如网络空间是私域还是公域？网络空间中权力归属于谁？何谓虚拟国家？（2）网络与政治的关系，即网络技术对真实世界政治的影响。

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直接的政治参与是否成为可能？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对传统政治管理组织体制有何影响？网络如何进一步促进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生活的发展？网络对国际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P4）□网络中的“公众”：“‘公众’失去了原有的实体性意义，变得非实体化和无形化。

新的公众不仅没有形体，甚至也没有空间位置。

构建它的是在社会的多样化空间中发生的公共谈话，有几乎无穷无尽的声音参与进来。

” （P4）□作者提出的“共有媒体”概念：作者“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

如此共有媒体，即是指由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

” （P5）作者“把共有媒体作为一种多层面现象加以研究，它涵盖了新闻和舆论、政治话语和叙事、社会交往和个人心理等多个领域。

共有媒体可能和已经对政治及新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种媒体中，个人如何进行自主的信息发布和知识生产？作为公众之声，共有媒体的力量和弱点何在？能够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话语？共有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界限，具备社区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不同面相，对这些面相该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框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经由数字网络而塑造的新的传播空间里，谁治理，以什么条件治理，谁受益？这些政治的经典问题在赛博空间里和在传统的自然空间里一样重要。

” （P5）□网络环境使人“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解放感。

与此同时，这也潜移默化地使人丧失了历史深度和特殊的地区认同，飘流到虚拟的数字文化当中。

这种文化的特征是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和没有固定位置的空间（placeless space）。

” （P12）□麦克卢汉：媒介及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地球村”：“第一，一切媒介对人类的心理均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和媒介传达的外在信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媒介真正传播的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其本身的特性，因为正式媒介决定了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第二，任何一种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导致一项新的延伸，而电子技术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就像非电子技术是人的肢体的延伸一样。

第三，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有三种基本的技术革命：一是拼音文字的发明，它打破了原始部落人感官的平衡，突出了视觉的作用；二是印刷机械的推广，加快了感官失衡的进程；三是电报的发明，预告了电子时代的来临，因为电子技术要恢复人的感官平衡，因此足以使人重新部落化。

第四，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 （P18）□“自媒体”（we media）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媒体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媒体的运作方式是‘发布，然后过滤’，而传统媒体则是‘过滤，然后发布’。

理想的目标因此成为：未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 （P20）□关于媒体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技术作为一个直接引发社会变化的独立变量。

这种‘硬性的’或曰强硬的决定论认为，信息技术（或其它技术）将大大改变社会及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已经实现了这种改变。

而‘软性的’或曰温和的决定论则构成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只是引发社会和行为变化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第三种观点化因为果，认为社会及其价值体系趋势技术朝某些方向发展，因而技术从属于社会及其价值观。

” （P21）最后一种观点是互为因果论，“认为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在特定的情形下，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另一方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 （P22）□作者所持的媒体“建构论”：“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新媒体自身并不能够改变中国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入社会结构之中。

” （P23）“数字技术是被植入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在技术的动态趋势和保持现状的惯性作用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

如果技术的特性与现存范型相口齿和，那么它就可能促进变革的发生；如果两者彼此不协，必有其一被迫对自身进行调整。

” （P23-24）□公与私的原始区分有一种等级秩序，公优于私。

但在自由主义传统中，这种秩序遭到质疑，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P28）□密尔（穆勒）为何非常警惕“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这种社会暴虐——即社会本身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的危害比国家权力造成的危害还大，“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许宝马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P33-34）□阿伦特的“公共”：“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

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绵延持续。

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

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在我们之前的许多时代——但现在已不再如此——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与别人共同拥有的东西，以使自己比别人更加持久永恒。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不参与政治的自由”……是“我们现代人所享有的最重要的消极自由之一。

”（Arendt， 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lican Books, 1977, pp. 279-280）□“维基百科全书”的创始人之一吉米·威尔斯：“你能够写下持久的东西的唯一办法，是和你持完全相反的看法的人也同意你。

”（Quoted in Gillmor, Dan, We the Media,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04, p. 149）□“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小世界问题”）: 通过一个朋友的网络，最多只需要经过六步，就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Watts, Duncan J.,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网络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

（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

）（P218）□理想公共话语的6条原则：（1）正式的民主程序：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新闻自由，这些民主程序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一种公共空间的存在，个人可以在其中参与公共生活；（2）落到实处的理性：提出主张、提供证据、发展驳议……照顾到情绪在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上所起的作用。

赢得争论和建立与维护关系可以说在公共话语中是同样重要的；（3）反思性：情况变化过快，导致价值和假设无法长期站住脚。

这种反思性不仅必须在个人层面上展开，也必须在系统层面上展开；（4）互惠性：构成孤立与欣赏之间的一种参与形式；（5）认识差别：多数群体应该认识到少数群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截然不同；（6）中和：态度的中和。

（P282-283）□“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孙立平说中国社会社会学家孙立平将中国社会描述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的巩固的联盟，“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

两者之间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

（P301）□《南方周末》的负责人说，《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

（范以锦：《南方报业战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中国网络言论现状：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下，网络言论平台更多地在涉及对外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弱势族群正当权益问题上发表意见。

好的一面在于，这或许开启了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不足的地方则是，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幼稚和偏激的言论，批判情绪还没能上升为系统化的思考，网民也没有养成通过理性讨论来进行判断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P316）□中国的网民表达为何稍显不理性：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

而在互联网上，人们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与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

（P311）□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甚至从未想到设立“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缺陷的社会，是一个不具备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

长此以往，无疑充满了危机和陷阱。

一方面，这个国家被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普遍腐败所侵淫；另一方面，在这个缺乏必要的报警系统的社会中大多数人逐渐丧失了必要的敏感性，不自觉地以为社会现状总是处在安全系数以内，结果，隐含在社会中的种种严重问题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被一再掩饰过去，直到某一时刻不可避免地突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