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寇之祸源于元末天下大乱
浅谈明朝倭寇
浅谈明朝倭寇倭寇现象其实从元朝就有,元末处于日本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最后导致的是战败的大老远往中国跑,抢点利益,这个原因是贯穿明朝倭寇作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毕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利益关系。
明朝的倭寇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分界点就是嘉靖,嘉靖前的倭寇还都是些真倭寇,嘉靖在位的那些年,倭寇就变了点味,明实录中记载的是嘉靖中期倭寇所占比例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三,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真倭这一战斗力非凡的兵种,导致的浙江福建地区的抗倭斗争够惨,死伤无数。
前期的骚扰主要在于太祖到成祖时期,朱元璋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张士诚这些对手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实行海禁政策,以前看过有的书里面还写了日本倭寇支持胡惟庸反对朱元璋,也不晓得真假,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传说好奇葩,元朝进攻日本,日本应该对推翻元朝的大明表示亲近,还支持大明的一个乱党,也不晓得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成祖海禁的原因是侄子建文的余孽同日本海贼合作,对内陆进行报复性抢掠。
总的来说,太祖和成祖的海禁都是出于对政权的巩固需要。
后来成祖认为可以和日本进行朝贡勘合交易,倭寇作乱就少了很多。
到了嘉靖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出现了争贡的现象,细川氏和宗设谦道在宁波互相抢夺勘合希望入贡,宁波的这次争贡事件正好为明朝提供了关闭日本朝贡的借口,明朝借此关闭了浙江的市舶司,明朝希望日本入贡的本意是日本能安分点,然而在日本每次入贡带的人和物实在让大明厚往薄来政策不堪重负,同时日本强买强卖的现象比较多,在各类官员和言官的声讨下,明朝在嘉靖年间关闭了和日本的朝贡贸易。
不过在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悄然诞生,严厉的海禁政策让海上贸易的利润变得更为丰厚,前期的中国海商如许氏集团的海上贸易扩大,最后被明朝政府察觉,嘉靖22年许氏集团中许栋的下属汪直诱骗日本人来浙江双屿进行海商贸易,被明军发觉,捣毁后许氏集团落寞,汪直带领着残部继续发扬海商贸易。
此时的倭寇已然变了点味道。
日本人藤田丰八的理解是嘉靖年间的倭寇作乱就是徽商的海商贸易,此话我认为不尽然,要是真的是贸易还好,作乱就实属不该,骚扰百姓就更为该杀。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
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
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
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
“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
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
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
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
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
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
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
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
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
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
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
浅谈倭寇
浅谈倭寇前几天,在孙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一行人驱车参观了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永昌镇的永昌堡,它是明代抗倭寨堡。
“倭寇”一词再次进入我的脑海,回去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下面浅谈下倭寇的历史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
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
据史料记载,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
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
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
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
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
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
明代时江浙受倭寇侵扰最甚,温州也受到侵扰,但由于四面环山,军队很难进入,明代温州的倭患是十分严重的。
倭寇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这里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归纳。
外部因素上,1.元军的东征诱发了倭寇。
元世祖忽必烈,在几次遗史要求日本称臣未果的情况下,发动了两次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元军战败后,镰仓幕府先后发动了两次讨伐令,而在复仇未果的过程中,看到劫掠有利可图,才进行了抢掠行为,进而演化成了倭寇。
2.当时高丽的软弱和明朝的衰弱,给了倭寇以可乘之机。
3.明朝实施的海禁,为倭寇侵略找到了借口。
4.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有的逃遁海洋,开始与倭寇勾结。
在嘉靖年间,倭寇与中国人的勾结更加严重,中国人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七八,并借以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人都是中国人。
内部因素上,1.日本当时经济的拮据使他们不得不向外掠夺。
2日本当时社会战乱不断,使流浪的武士和浪人增多。
历史趣谈最早的抗日神剧 明朝时期的朱元璋的“通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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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
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本也是接受这个封号的,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改称日本。
按照朱元璋后来的侦破结果,胡惟庸不仅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而且还创造一项中国历史纪录——勾结日本的第一个中国国字号汉奸。
在胡惟庸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与日本有染的乱臣贼党。
那么,话说后来,这个朱元璋发现的日本是谁派来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体说来又牵出一大案: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
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
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
如何利用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
结果,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
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生活常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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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是两宋时期的主要港口,又是元朝最大的港口是:( A )
A.泉州B.广州 C.明州 D.刘家
港
2.我国沿海居民受倭寇骚扰之害最严重的时期是:
( C )
A.元末
B.明初
C.明朝中期 D.明朝后
期
3.1936年,德意秘密签订《德意议定书》,双方勾结的基础是: ( C )
A.控制西班牙
B.反共产国际
C.重新瓜分世界
D.打破凡尔
赛体系
4.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渐入民间,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入时间为:
( B )
A.西汉元帝年间
B.汉明帝年间
C.东汉光武帝年间 D.西汉哀帝年
间
5.寒潮在美国经常长驱南下,其影响因素除大气环流外,主要是:( C)
A.纬度位置
B.海陆位置C.地形分布 D.洋流分布
6.发表《波茨坦公告》的国家是: ( C )
①英国②苏联③美国④中国⑤法国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⑤ C.①③④ D. ②③⑤
7.唐朝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 ( C )
A.罗马 B.巴格达 C.长安 D.科尔多瓦
8.西汉初统治者实行宽舒政策的根本原因( B )
A.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B.文武结合长治久安的需要C.经济极端贫困的状况D.统治者出身贫寒的本质
9.东汉时期在生产上使用“水排”的进步意义在于( B )A.保证了农田的灌溉B.提高了冶铁的质量
C.治理了黄河的泛滥D.制造出生铁农器
10.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 D )
A.春秋时期 B.战国时期C.西汉时期 D.东汉时期
11.“澶渊之盟“的议定地点澶州是今天的( B )。
历史趣谈:明初倭寇问题的产生 元明两朝实施的海禁政策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明初倭寇问题的产生元明两朝实施的海禁政策导语: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
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
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
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
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
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
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
”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
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
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
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
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
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故事-戚继光抗倭
历史故事-戚继光抗倭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
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开始了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
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音tí hú)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
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而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
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特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
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日本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
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扶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接连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弭倭患。
但由于日本当时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
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富豪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掠集团。
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暗中勾结。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朝廷派朱胯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
朱胯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九十六人。
朱胯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和诋毁朱胯,结果朱胯被迫自杀。
从此,朝廷不再设巡视大臣,朝中朝外无人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戚继光(公元1528—1588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
嘉靖年间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
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招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三千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
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
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摘要:明朝中期,我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倭寇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为什么后期倭患以“假倭”为主,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造成倭患横行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倭患中国海商海禁政策正文:明朝中期,在大明朝的北方被鞑靼频繁骚扰的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威胁,这就是倭寇。
倭寇横行于浙江,福建等南方沿海城市。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
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为什么后期倭寇会以国内的海上和海盗为主呢?原因如下:一,其中“倭寇”的最高领导者便是王直(《明史》亦作“汪直”),李光头等人。
所谓海商就是模仿西方海军舰队施行边拥有自己强大武装的商船队。
自海禁以来民间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破坏,所谓嘉靖时代的御倭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1567年明穆宗取消海禁,准许“贩东西样”,另外加之丰臣秀吉为实现征服东亚的野心,曾经采取一连串的禁止海盗的措施,其目的是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因此“倭患”基本也就烟消云散了。
早期朝廷“悉行禁止”的海禁政策几乎导致了广东一代“番舶几绝”的情况发生,于广东一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在广东取消海禁,他认为广东之废市舶是“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的不明智之举。
与其禁止不如及早疏通。
明朝海禁193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断送了中国自宋元时期问鼎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也断送了中国进入海洋参与世界贸易的权利,自洪武三年(1370年)禁海到1567年复开,其中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大明帝国与世界的之间的非官方联系越来越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帝国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如果说西班牙人不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中国海商也要算是最好的学生。
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吗?学者:元代海盗泛滥,倭寇横行!
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吗?学者:元代海盗泛滥,倭寇横行!文/李铁《航海往事》一提倭寇,国人往往想起戚继光,大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在元朝时就有了,那时,倭寇都是日本的“真倭”。
倭字中委就是“身材小一号”的意思,加上单人旁,表示“身材矮小的人”。
过去,很多日本人身材矮小,国人就把日本叫倭国。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沿袭历史上的叫法,把日本侵略者也称为倭寇。
由于日本人拒绝臣服元朝,忽必烈曾经两次远征日本,失利后许多士兵被杀或被俘,这导致日本开始轻视中国。
与此同时,在抗元战争中,一些日本官兵的恩赏并没有得到兑现,啥也没捞到,于是,他们开始自己想办法,有些人去相邻的朝鲜半岛抢劫,变成了海寇。
这些人以日本本土为基地,时常到海上抢掠过往船只,更多的时候,则是登岸抢劫陆上乡村。
他们就是早期的倭寇,因为都是日本人,所以也称为“真倭”。
一开始,倭寇抢劫元朝船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元朝侵日的报复和仇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抢劫的东西越来越多,抢劫财物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
一山一宁到达日本后,元日两国经济往来增多,交往也日渐频密,于是一些日本商人也开始化身海盗,到中国沿海地区抢掠。
元朝中期,庆元(宁波)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日商劫掠事件。
当时,从日本来的商船都在庆元港停泊,但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庆元官吏与日本商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和利益冲突。
日本人内心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而庆元官吏对来华贸易的日本商人也是百般压榨。
终于,矛盾暴发,日本商人不堪忍受,用贸易品硫磺焚烧了庆元城内的府衙和民居,发泄自己的不满。
庆元城里的元朝官兵虽然奋起反抗,却打不过日本人,最终以“不能敌”狼狈收场,日本商人全身而退。
不过,这次焚掠事件使元朝政府恼羞成怒,采取提高关税、加强沿海海防、禁止日商登陆等措施,加大了对日本商人的贸易限制。
但这些措施没起什么明显作用,元朝政府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元日贸易也在持续扩大。
这次事件导致日本人对中国更加轻视,从此以后,倭寇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侵扰不断,中文史籍记载的袭扰事件,就有十多起。
倭寇形成的原因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1)
潘拓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历史2班
摘要:十三至十六世纪贯穿于元明两朝的倭寇问题,历来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就现存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的注重内因的研究,有的重视外因的研究,更有甚者认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中国人主导的。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一部著作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归纳,另外在对倭寇的研究方面,更注重其对中国方面的影响,而其产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不是很多,这里主要对倭寇的产生原因进行全面,以及谈谈倭寇的产生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Keywords: pirates; reason; Japan; impact
日本,古称倭奴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而元代则断绝交往,元末明兴之际,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遗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海禁”,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我国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沿海虽有倭寇的侵扰,但势力不大,危害较轻。到万历中期,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明朝军队两次入朝作战,援助朝鲜人民赶走侵略者,同时粉碎了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图谋,之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中国沿海的倭寇基本绝迹。
“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倭寇确实不光是日本人,元代的倭寇中就有朝鲜人和中国人。朱元璋建国之初,对倭寇来说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有的逃遁海洋,开始与倭寇勾结。正如《日史·日本传》所讲:“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海州县”。《明史纪事本末》也讲“元末涉海盗起,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与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海滨之区,无岁不被其害”这无疑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之后,在嘉靖年间,倭寇与中国人的勾结更加严重,中国人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七八,并借以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人都是中国人,并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侵扰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各地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不是外寇的入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其外表现象而要看其实质,判断一支队伍不能仅看其构成的成分的多数,而主要看在这支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些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样的路线,所作所为表达的是哪个阶级集团的意志。如果仅仅以构成的人数来判断这支队伍的性质,那就可能会掩盖事物的本质。就如古代的军队里面大多的士兵,大多都是农民,难道我们就恩能够说古代的统治阶级是农民阶级,这显然不可能。我们从史实材料中可以看到,嘉靖年间劫掠沿海的真倭寇是由与天皇、名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他们能商则商,能通贡则通贡,能掠夺则掠夺,总之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这种行为不是某些个人的个别行为,他们是和日本幕府,大名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到天皇和名主们的支持和怂恿的,由此可见武士和明主,可以说是倭寇的阶级基础。另外倭寇的侵略行为完全是主动和自主的,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是在巨大的财富欲望刺激下,自主的进行的,是主动的行为。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的勾引有密切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并非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受这些人的指挥和调遣。他们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但王直等人与倭寇的勾结无疑加剧了倭寇侵略的规模,给中国及人民带来了灾难,给倭寇的侵略创造了便利。
浅析明朝倭寇盛行的原因_明朝倭寇
浅析明朝倭寇盛行的原因_明朝倭寇摘要:在明朝历史上倭寇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明朝的发展好稳定,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其产生、存在的原因主要从国内好日本两个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明朝倭寇盛行倭寇一般指13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
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路上城市。
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
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
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的引申意义随着时间的推演,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可见所谓的倭寇,八成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日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
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虽然大家同被称为倭寇,但两者的成份其实分别很大。
根据年代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
前期倭寇1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
再认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
再认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摘要:众所周知,明朝时期,日本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史称“倭寇”。
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即明世宗朱厚熜执政时期,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传统说法一般认为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注:1528年-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
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率军历十余年,经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
但事实上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戚继光的抗倭斗争,笔者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明朝时期;武士、浪人和商人;东南沿海倭;戚继光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坚决抗倭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抗争。
明朝前期,国力强盛,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但是至嘉靖年间政治日益腐败,嘉靖崇信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长期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
在其在位的四十多年间,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而权臣严嵩趁机擅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造成吏治败坏,民不聊生,财政拮据。
明朝军事力量更是严重下滑,与明朝初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据《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
”[1]抗倭官员谭纶也曾指出“(明军)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
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
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2]可见当时海防松弛、军纪败坏到何等地步。
不少官兵一遇倭寇,即溃不成军,任由倭寇长驱直入。
这些情况自然为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倭寇的烧杀劫掠自然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反抗。
其中名将戚继光自然功不可没,其亲自组织训练的“戚家军”名闻天下。
戚继光更是多次率军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另外一位抗倭将领俞大猷(注:1504年-1580年,明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号虚江,少好读书,知兵法,世袭百户)也不容忽略。
俞大猷同样战功显赫,统领的“俞家军”亦是威名赫赫,以致人们把他与当时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
明代倭患真相
明代倭患真相作者:曾纪鑫来源:《粤海风》2016年第03期一倭寇,是中国人、朝鲜人对劫掠、侵扰中国及朝鲜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的称谓。
“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404年高句丽开土王的碑铭之上,作主谓短语使用,“倭”指日本,“寇”指“侵略”,意谓“日本人入侵”。
“倭寇”作名词使用,最早也见于朝鲜史料,1350年日本人侵扰固城、竹林、巨济等地,《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记为“倭寇之侵,始地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
中国史籍使用“倭寇”一词,比朝鲜稍晚,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所记:“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
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
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但倭寇入侵中国沿海一带,绝非始于洪武二年四月。
据《元史》记载,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今宁波),官军不能敌”;延祐三年(1316年),“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倭人寇蓬州(今广东省汕头市西北),守将刘暹击败之”……只是《元史》称“日本商船”“倭奴”“倭人”而已,其实质与“倭寇”没有什么区别。
就广义的倭寇而言,但凡对外侵略的日本人,统统称为倭寇,如清末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可通称为抗倭战争或御倭战争。
本书所指倭寇,则指13—16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及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由富于冒险、杀人越货的日本武士、名主、浪人、奸商、海盗及裹挟、附从的“小民”构成。
倭寇作乱,与日本国内发生战争,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混乱局面有着极大关系。
战争自1335年开始,至1392年南朝被北朝灭亡结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中,失去生产手段的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盗贼,从战场上逃亡的溃兵、败将,以及南朝灭亡后不愿归顺的旧臣、将士等,也相继下海成为倭寇。
而昔日亦商亦盗的海盗商人,则将这些武士、败将、浪人、流民等组织起来,形成规模与势力进行掠夺。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杨八老越国奇逢》是中国元代文学作品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一窥元未倭患的因由。
元朝时期,元蒙之间的残酷厮杀一直持续不断,而日本倭患则是元代政权对外战争中的另一大隐患。
本文将从《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挖掘元未倭患之因,探究倭患对元代政权的影响。
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政权对倭寇的应对之策。
我们知道,元代时期,倭患一直是元朝政权的一大困扰,而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便是元朝派遣倭寇讨伐军的使命,然而事败被俘者却成为空前壮举。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元朝官员虽然不是为了讨伐倭寇而去,但在越南之地也是受到了倭寇的威胁。
这就说明,元朝政权对于倭患的应对之策并不尽如人意,对于倭患的打击力度并不足够,这也是元未倭患的一大因由。
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政权对外战争中的无能为力。
元朝时期,政权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军事压力一直是元朝政权的两大难题。
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元朝官员在越南之地时陷入了与倭寇的激战之中,虽然最终被越国国主相救,但这也揭示了元朝政权对外战争中的无能为力。
元未倭患之所以持续不断,与元朝政权对外战争中的无能为力以及政权内部的腐败密不可分。
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我们还可以看到元朝政权对待倭患的不同态度。
在小说中,可见元朝官员对倭寇的态度是既惧怕又憎恨。
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元朝政权对待倭患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惧怕其侵略之势,另一方面又憎恨其嚣张跋扈。
这种态度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元未倭患的根深蒂固。
《杨八老越国奇逢》还揭示了元未倭患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朝官员所处的环境以及元朝政权的薄弱,这些都是元未倭患的深层次原因。
元朝政权内部的腐败、对外战争的无能为力、对待倭患的不同态度等,都是造成元未倭患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些原因又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元未倭患是指元朝和日本倭寇之间的战争和冲突。
《杨八老越国奇逢》是元代著名文学作品,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元未倭患的一些原因。
《杨八老越国奇逢》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元朝时期的杨八老,因为不满元朝的统治而逃亡到越南,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帮助。
这部作品反映了元朝统治下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对其他国家的向往,从中可以看出元未倭患的一些原因。
元朝的统治导致了民生困苦和民不聊生。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描述了杨八老因为屈辱的生活而逃亡到越南,这表明了元朝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满情绪。
元朝的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这也给了倭寇渗透的机会。
元朝在对外政策上的软弱和妥协也给了倭寇渗透的机会。
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中,越南对杨八老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帮助,这表明了越南对元朝的政策有所怀疑和不满。
元朝在对待外交政策上的软弱和妥协,导致了对外国家的不稳定和不信任,这也为倭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
元朝的国力衰弱也是导致元未倭患的原因之一。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描绘了元朝统治的腐败和疲弱,这导致了国力的下降和军事力量的削弱,给了倭寇渗透的机会。
元朝的衰弱导致了国家的不稳定和动荡,为倭寇的侵扰和渗透提供了机会。
综合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杨八老越国奇逢》反映了元未倭患的一些原因,包括元朝统治下的不满情绪、对外政策的软弱和妥协、国力的衰弱等。
这些因素导致了倭寇对元朝的侵扰和渗透,从而引发了元未倭患。
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在元朝统治下不满的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对研究元未倭患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杨八老越国奇逢》是元代文学作品中的一部重要作品,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元未倭患的一些原因。
元未倭患是指元朝时期,日本对元朝进行的侵略战争。
元朝时期,虽然中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文化、科技等领域却远远落后于日本。
这也是元朝后期日本的勃兴和对元朝的侵扰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将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这部作品,来分析元未倭患的一些原因。
《杨八老越国奇逢》是元朝时期的一部小说,作者不详,小说通过讲述杨八老在越南国内的冒险故事,展现了当时的越南国情。
小说中,杨八老看到了越南国内的一些社会问题,揭露了当时越南社会的黑暗面。
越南国内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元朝朝野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未倭患的发生。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反映了当时越南国内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
在小说中,杨八老在越南国内目睹了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人民的生活困苦。
这种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造成了越南国内的社会动荡,人民的怨声载道。
这种情况无疑为元朝对越南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
当时的元朝处于对外扩张的时期,对周边国家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越南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正是元朝介入越南的一个好的借口。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还反映了当时越南国内的文化和科技落后。
在小说中,越南国内依旧存在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现象。
越南国内对于文化和科技的推广和普及非常缓慢,这种状况使得越南国内的人民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于新的事物和思想缺乏开放性。
这种文化和科技的落后状态无疑给了外来国家渗透越南的机会,元朝对越南的渗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元朝通过对越南的政治、军事上的干预,也进行了对越南的文化、科技上的渗透,这也成为元未倭患的原因之一。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还反映了当时越南国内的对外政策不当。
在小说中,越南国王对外国的态度表现得十分软弱,对外国的援助也表现得非常依赖。
这种态度让越南的国际地位变得很低,也让外国的势力有了可趁之际。
我国古代对外界的交往与冲突历史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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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外界的交往与冲突历史作文题目:海禁与抗倭。
元末明初,元末明初开始随着元朝海军的灭亡,明朝前期后海军的弱化,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
为防倭寇,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朝中期,朝廷误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那时候,明显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
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奸商,与倭寇相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愈演愈烈。
明朝派戚继光到浙东抗倭。
他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
后来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与另一位抗倭将领俞大猷连续重创倭寇。
到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业绩,万古流芳。
倭寇平息后,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走私贸易正当化,国际贸易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杨八老越国奇逢》是元末明初小说《西游记》的前传之一,主要讲述了明朝开国功臣杨士奇在南海捕鱼时意外穿越到越国,与当地官员、日本倭寇等展开一系列斗争的故事。
该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倭寇的描写,体现了元末倭患的现状和原因。
一、商贸发展助长倭寇倭寇在元末明初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顽疾。
他们长期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给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倭寇头领,就是因为生意场上赚得太多,企图侵占越国的财富而引发冲突。
小说中描述他们以私人贸易为名,实际上走私财物、私挖海盐,牟取暴利,吸引了许多当地商人与之勾结。
这一情节体现了商贸发展助长了倭寇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商业秩序的混乱和管理的薄弱导致的问题。
二、对疆域边界管理不力为了防止倭寇的侵犯,明初政府实行了“海防制度”,即划设海防地带和设立卫所进行防范。
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动荡,边疆管理政策的不断变更和执行情况的不力,导致海防地带很快被倭寇渗透。
小说中描写越国与明朝的边境非常模糊,倭寇乘机进入越国领土行窃,但越国官员却因缺乏防备而不为所动。
这体现了当时疆域边界管理不力,漏洞百出,为倭寇从事非法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侵略意识的激化倭寇问题的加剧,与当时日本地区国家和民族矛盾激化有关。
由于明朝加强海防外交,与越南等国家友好关系得到稳定,日本倭寇找寻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开始向明朝南海沿岸等地进发,侵略意识逐渐形成。
小说中倭寇为了扩大自身势力,不惜对当地居民实施霸道行径,甚至捆绑女子,引起当地官员的恼怒和反抗。
这一情节体现了当时倭寇侵略意识的激化,为其不断加剧和对当地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综上所述,《杨八老越国奇逢》揭示了元末倭患存在的主因,即商贸发展助长、对疆域边界管理不力、侵略意识的激化。
倭患问题的长期存在令当时南海地区居民生活陷入困境,彰显出明初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诸多问题。
因此,南海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企业加强对倭寇问题的防范与处理,严格落实海防制度,加强边疆管理,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末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末倭患之因作者:李燕分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第2期摘要:元朝末年倭患严重。
通过《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对倭寇侵边的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造成元末倭患严重的原因。
元末海防的松懈给倭寇侵边提供了机会,一直与中国进行的海上贸易被中断,造成了日本国内物资的匮乏,江浙一带的富庶更是给倭寇侵边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故而在元朝末年倭寇频频侵边,倭患严重威胁了元朝政府的统治和人民的安全,其所带来的危害是无穷的。
关键词:海防松懈物品需求富庶倭患倭寇是对元末至明侵略我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海盗的称呼。
从元朝末年开始,倭寇就频繁侵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侵犯元朝疆土、对抗官兵,严重威胁了元朝的统治安全。
他们在南方掠夺财物,残害百姓,给沿海地区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元朝末年倭患已非常严重,其原因在《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可以窥探一二。
倭寇为何会在元朝末年大肆入侵,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通过分析元末倭患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元朝、日本的社会现状,更深层次地解读元朝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及贸易往来状况,有明一朝倭寇的猖獗也和元末倭患没有彻底根除有关系,探讨元末倭患之因是有必要的。
一元末海防的松懈给倭寇侵边提供了机会。
《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写道:“那时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备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军士,都不堪拒战,望风逃走,众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杀人。
”通过文中描述可以看出因天下太平已久,元政府对海防的管理就出现了疏忽懈怠,海防的松懈让倭寇侵边有了可乘之机。
东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海寇频繁在此出没,对元朝的疆土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根据《元史》记载,在元武宗至大年间,江浙省官员就希冀朝廷加强海防建设以防御倭寇,“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
元朝最初重视海防有两方面的原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由《杨八老越国奇逢》看元未倭患之因
元未倭患是指元朝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和破坏。
其中《杨八老越国奇逢》这个故事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元未倭患的一些因素。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元未倭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海岸线的长延。
中国地处东亚东岸,海岸线纵横交错,渔民以捕鱼为生,倭寇便往往混入渔民的行列,伪装成普通百姓进入中国沿海地区。
杨八老与那些渔民并没有明显的辨别出倭寇的特征,说明倭寇混迹于中国百姓之中,难以辨别,这也给倭寇活动提供了方便。
元未倭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海防体系薄弱。
元朝时期,中国整个海岸线的防御体系并不健全,尤其是南方海岸防御薄弱。
倭寇往往在夜间或暴风雨天气中登陆中国沿海,选择在防御薄弱的时间和地点实施袭击。
这也是倭寇能够频繁侵扰中国沿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未倭患的形成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
在元朝时期,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商业活动频繁,对外交通日益便利。
而倭寇为了谋取利益和财富,就选择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抢劫和掠夺。
杨八老也不断被倭寇洗劫,说明倭寇时而快速侵入,时而突然离开,这种活动方式的特点也使得他们难以被捉拿。
《杨八老越国奇逢》这个故事反映了元未倭患的一些因素。
长延的海岸线、海防体系薄弱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为倭寇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强化海岸防御体系,提高人民的防范意识,对于保护国家疆土、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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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倭寇之祸源于元末天下大乱说倭寇入侵,那真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还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正“天下一统”的时候,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盗们结伙每年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皆大肆烧杀抢掠,到元末的时候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四起,元王朝疲于应付,海防自然也顾不上,倭寇们每次打劫也就越发“占便宜”,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
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身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原住民”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能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又“风险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来。
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被陆续调往内地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内地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又“风险性”低,倭寇就渐渐来得多了。
《元史》上关于倭寇第一次侵扰台湾的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选,而台湾,却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了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
台湾,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和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参与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而且却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
偏偏他们又与倭寇们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后来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
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都可以说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见过大阵仗,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富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相当的有“国际主义精神”。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更可恨的却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过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几乎都烂熟于心。
后来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
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对明王朝自然是切齿仇恨,后来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的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于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每遭遇明军攻击,他更是坏招迭出,数次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
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皆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
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闵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间必然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
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争权事件,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汉奸”当到如此地步,实在是比较“敬业”。
“汉奸”玩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
对倭寇,朱元璋自然深恶痛绝,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更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
“钱袋子”成天被倭寇动不动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是软硬办法用尽,朱元璋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陈友谅,张士诚,元王朝,一个个强大的对手统统干掉。
区区倭寇岂能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
”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更可能造成国家混乱。
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
武将的反对朱元璋并不太理会,可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对照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的憋回去。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这时候日本内战暂停,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朱元璋治罪,“南朝”刚认栽,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窜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
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后,之后十二年,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广东广西的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又全是台湾岛。
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直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二十年来明王朝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富强,早已飞建国初期可同日而语。
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铸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装的兵,看你小鬼子进的来不?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舰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的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明朝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寇,也多以失败居多。
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条防线修的面面俱到,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貌似是无懈可击了。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的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也“包”进去。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再来中国开工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的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这就麻烦大了,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哪有能力攻击倭寇?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你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人家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都困难,不说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单是来来回回的运粮食,这成本核算可就亏大了。
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窜犯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的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直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方才扬长而去。
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气的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闵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也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
所以,朱元璋再次“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当然,不止朱元璋这么想,此时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皇太孙”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时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
”正中朱元璋“农民思维”下怀。
说中了就办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当然,身为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的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还算是日子过得去了。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这个整个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边民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
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放弃台湾”,台湾当地的“原住民”高山族,诸多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纪录过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