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与社会 (2)
戏曲音乐繁荣与民间娱乐
明清时期江南戏曲音乐繁荣发展，出现了昆曲、京剧等多 种戏曲形式，这些戏曲形式在唱腔、表演、服饰等方面都 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民间娱乐丰富多彩，包括舞龙舞狮、打莲湘、荡湖船等民 间舞蹈，以及评弹、苏州评话等曲艺表演，这些娱乐活动 为江南民众带来了欢乐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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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教育普及
民间抗争运动及政府应对措施
要点一
民间抗争运动频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抗争运动不 断，如抗租、抗税、抗官等斗争。这 些运动反映了民众对社会不公和政治 腐败的不满。
要点二
政府应对措施
为应对民间抗争运动，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如加强地方控制、实行保 甲制度等。同时，政府也试图通过改 善民生、减轻民众负担等方式来缓和 社会矛盾。
尽管政府努力改革赋税制度，但仍难以摆脱财政困境。一 方面，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税收基数大，政府财政收入相 对较高；另一方面，政府开支庞大，包括军费、官俸、河 工等支出，导致财政压力巨大。
社会负担加重
赋税制度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 也加重了社会各阶层的负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社 会群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教育体系完善及书院制度盛行
官学教育
明清时期官学教育体系逐渐完善 ，包括国子监、府学、县学等各
级学府，培养了大量士人。
书院制度
书院作为民间教育机构在明清时期 盛行，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 ，为士人提供了自由讲学、研究学 问的场所。
教育内容与方法
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经 世致用。教学方法包括讲授、讨论 、自学等，强调学生独立思考和实 践能力。
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影响
民间信仰和习俗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江南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 影响。同时，民间信仰和习俗也是江南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体现。
徽商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
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徽商是指起源于徽州（今安徽省徽州区）地区的商人，以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外贸易中的活跃和卓越表现而闻名于世。
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下是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阶段：1.隋唐时期（581年-907年）：徽州作为一个重要商贸中心开始形成，并且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
徽州商人以纺织业为主，经营丝织品、绸缎等商品，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进行贸易，取得了丰厚的利润。
2.宋元时期（960年-1368年）：徽商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
徽商的兴盛得益于徽州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为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徽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徽商开始经营茶叶、盐业、铜器、瓷器等商品，并且由于在宋金两朝之间进行的频繁贸易，徽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3.明清时期（1368年-1912年）：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商业网络扩展到了全国范围。
徽商的贸易活动涉及到了盐、茶、纺织品、银杂、蜡烛、化学制品等多个领域，在多个城市设立会馆、商号和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4.近代时期（1840年-1912年）：由于清朝的内外部问题，徽商的发展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徽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他们参与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并逐渐转型进入现代企业经营领域。
徽商在近代银行业、保险业、纺织业等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总的来说，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是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
他们以勤劳、敬业和诚信的商业精神为基础，通过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贸易的活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徽商的兴盛给徽州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明清时期的徽商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史指导教师：***20040501中文摘要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多地少矛盾的激化，迫使徽州人为了生存而出外经商。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业需求旺盛，为徽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徽人以儒道经商，他们不屈不挠、克勤克俭、知法守法，地理知识丰富、管理体制严密、金融手段先进，特别注意团结协作。
徽商“其货无所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其足迹之广、资产之盛、声势之大在中国商业史上实属罕见。
他们依靠宗族的力量，控制城镇集市的全部或大部分贸易。
徽商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城镇经济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他们乐善好施，对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贡献较大。
徽商积极参加抗倭，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有突出贡献。
其消极作用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崇儒鄙商的价值取向，阻碍了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宗族势力粘合紧密，加固了封建统治秩序。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清代嘉（庆）、道（光）之后，徽商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Ｈｕｌｈａｄｔｏｓｅｅｋ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ｔｕｎ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ｓｓｌ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ｓ．Ｔｈｅｙｏｗｅｄｔｈｅｉ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ｎｔ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ｒｉｆｔｉｎｅｓｓ，ａｂｉｄｉｎｇｂｙｌａｗ，ｅｎｏｕｇｈ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ｅｄｇｅ，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ｕ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ａｄｅｓ．ｅｓｐ．ｉｎｓａｌｔ．ｐａｗｎ，ｔｅａａｎｄｗｏｏｄ．Ｔｈｅｉｒｗｉｄ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ｄｏｍ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ｙｒｅｌｉ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ｅｌａ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ｌｏｒｍｏｓｔｏｆｔｏｗ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ｉ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ｔｏｗ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ｙｌｏｖｅｄｔｏｄｏ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ｗｏｒｋｉｎｅｄｕｃｍ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ｓｔｅ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ｉｎｖａｄ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ｎ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ａｔｗａｓｗｏｒｓｅ，ｔｈｅｉｒ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ｃｌａ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ｏｒ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ａ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ｅｕｄ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ｌｏｗ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Ｊｉａｑ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ｏｇｕａ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ＨｅＨｕ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ｆｅｌｌｂｅｈｉｎ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南宋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帮到清朝发展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并且保持三百年长盛不衰，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徽商。
徽商的起点和终点 明清“第一商帮”传奇
CULTURAL GEOGRAPHY28徽商的起点和终点文 王世华 图 咏物无声 马洪伟 王宁 方托马斯 黄山家进 清溪Rise and Fall of a Legendary Business Group明清“第一商帮”传奇Huizhou Merchants环球人文地理29徽商又称徽帮，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六县的商人所结成的商帮。
作为中国三大商帮之一，徽商兴于明中，衰于清末，他们从筚路蓝缕，到如日中天，最后却是曲终人散辉煌不再……古时，徽州府地处万山丛中，重峦叠嶂，林木葱笼，景色宜人，但这也意味着缺少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坳处艰难垦辟零星薄田，或在山上修建梯田。
山高难蓄水、山洪又发之频繁，眼看已是农业不兴，民生多艰，人口却还与日俱增。
想要生存，只得另谋其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
”这句徽州古谚，正是当地人年纪轻轻外出从商的真实写照。
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手工业进步，贸易兴起，“都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远走他乡的徽商乘时而起，又凭其团结质朴、好儒重文的特性，从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以至于无地不至、无货不居。
从贫苦中走出的徽州商人，在创业成功后同样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明代文人嘲其吝啬，说有一位在苏州做生意的徽州人，炒了不少盐黄豆放在瓶中，吃饭时用筷子从瓶中夹之佐餐，每顿饭自限不得超过数粒。
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在外面大吃CULTURAL GEOGRAPHY30本图摄于婺源江岭，徽州各地地形大多如此，重峦叠嶂，雾云缭绕，虽景色宜人，但人们只能在山上开辟梯田，在人口剧增的明清时期，山中粮田无法自给自足，徽州人只得翻山越岭到别处去寻找生机。
大喝。
”此人听后大怒，将瓶中盐豆倒了一把在手中，全包在嘴里，叫嚷道：“我今天也来败些家当了！”令人捧腹的笑话，却折射出徽州商人一路从无到有的经历与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一商帮”的发家史从“两手空空”到“无货不居”在晋、唐、北宋末三次移民浪潮中，中原大族举族南徙，到徽州落脚。
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的贡献
104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的贡献孙四化（安徽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11）摘 要:徽州地方音乐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受到徽州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兼容性、乡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徽州地方音乐既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徽州文化的一个载体。
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因素很多,其中“无徽不成镇”，乃是徽商推动徽州文化迅猛发展的总前提。
本文基于此，论述了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在发展与传播中的重要贡献。
徽州地方音乐在徽商影响下提升了社会影响，又伴随着徽商脚步而风行天下，扩大了传播范围和丰富了传播的形式。
关键词：明清徽商；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1）01-104-06收稿日期：2021-01-09项目基金：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徽州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批准号：AHSKQ2019D084）系列研究论文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徽本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研究”（批准号：AHSKY2017D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四化（1980-），男，安徽省寿县人。
安徽艺术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作曲及音乐理论研究。
徽州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山脉众多，四周的高山将徽州阻隔于世外，大抵徽俗，“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
古代徽州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河流，横江与帅水相会于屯溪，形成新安江，阊江直通江西鄱阳，丰乐水、富资水等支流在歙县汇合形成练江，注入新安江。
①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徽州耕地较少，加上土壤呈酸性，不适宜粮食作物的种植。
茶、竹等经济作物成为徽州自然经济的主要成分，这为徽州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催生了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的徽商。
徽商历史悠久，早在晋朝便有徽州人“好别离”常出外经商的说法。
②唐代祁门茶市较为兴盛，是全国重要的茶叶市场，以贩卖茶叶为生的徽商人数不少，到宋朝时，便出现了拥有巨资的徽商，比如休宁的程氏兄弟因资本雄厚，被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期，特别是清代，因参与到盐务，扬州地区涌现了一批家资丰厚的徽商群体。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o o二年第四期/贾而好儒0并非徽商特色X)))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张明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市400715)[内容提要]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0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
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0的习性也甚为流传。
事实表明/贾而好儒0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
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0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贾而好儒;明清时期[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0-422X(2002)04-0010-09在明清时期林立的商帮中,崛起于皖南崇山峻岭的徽商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明万历时人谢肇氵制就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0¹。
那么,徽商有何重要特色?张海鹏、唐力行二先生曾在5中国史研究61984年第4期上著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他们认为:徽商或/先儒后贾0,或/先贾后儒0,或/亦贾亦儒0,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0的特色。
其表现主要有四: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0;第二,/雅好诗书0,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
º此后,这)观点在学术界广为沿引,日渐成为徽商研究者的共识。
»稽诸史实,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确实俯拾即是。
但,所谓特色即是)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加以确认。
而上述对徽商特色的研究,虽征引材料翔实可靠,但大多皆就徽商而论徽商。
这样,就不免使人发出疑问: /贾而好儒0究竟是否为徽商所独有?如果同时代的其它商帮也存在数量不少的商人/贾而好儒0的话,/贾而好儒0还算不算是徽商的特色?因此,要真正说明徽商的特色,就必须对与徽商同时期的商帮予以观照。
浅析徽商与明清艺术品市场关系
浅析徽商与明清艺术品市场关系摘要：明清时期，徽商为艺术品市场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徽商与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营方式和艺术赞助的研究，极大程度反映了徽商与艺术市场的联动关系，这对更深层次掌握中国艺术品收藏状况，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商：艺术品：市场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位于新安江上游，宋徽宗宣和三年。
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
辖境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
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尊师重教，人文荟萃。
徽州商人之所以成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
从中国明清时期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徽州商人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
在世界美术史上鲜有商人加入艺术品的购买和收藏行列的记载，也没有任何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长期坚持专注于购买以及收藏艺术品。
明清时期中国10大商帮之一的徽商却有着对艺术品的购买和收藏艺术品的经济实力和主观需求，带动了中国明清时期商业的推广，打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树立了极具特色的商务文化理念。
一、徽商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认为：“能同别的生产品进行交换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分工细化。
出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
而书法、绘画这类艺术作品。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商品的源源不断产生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帮也逐渐成立，他们大多是以家族为帮，以地域为伙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最著名的3大商帮是徽商、晋商、潮商。
徽商则以从贾人数之多、活动地域之广、商业资本之巨和经营能力之强位居第一。
明清时期，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江南、江北一带，艺术品市场相当活跃。
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专门经营或者兼职经营的艺术品商人。
这类商人以赞助艺术家的方式以金钱换取一定数目的艺术品，徽商是热衷于购买和收藏绘画艺术品，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财力为当时的艺术市场增添了许多的生气和活力。
徽州商人在经商致富后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
中国徽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
中国徽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中国徽商文化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文化之一。
源于安徽，起源于明朝中期的徽州商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徽商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商业传统，也奠定了中国商业文化的基础。
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徽商文化也在逐渐改变，但它的历史和精神仍然被人们所称颂和传承着。
本文将主要探讨中国徽商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
一、徽商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徽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古道的交通枢纽。
徽州以其独特的山岳和水利资源而闻名，这种资源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机会。
在唐宋时期，徽州开始发展其独特的商业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中心之一。
明朝中期，一些徽州商人开始向外扩张，并在江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络。
这些“徽商”成为明清时期最富有和最著名的商人之一。
徽州商人工商业精明，管理交易的技巧，尤其是在面对繁杂的纷繁商业网络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他们还在家族和组织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互换商品和知识。
这帮助了他们打破了地域界限，互相帮助，提升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徽州商人以其勤劳、实干、正直为代表。
他们不仅致力于积累财富，而且注重社会责任和家族的传承。
在较为贫穷的亲友和住区中，他们为公共事业提供了烈士革命，赈灾、修桥铺路，建医院、学校等各种捐赠，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此外，他们遵守传统的家族道德规范，并以智慧，勇气和慷慨为其家族和商业网络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因此，在中国的徽州地区，徽商成为了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和社会关注意识的财富阶层。
二、徽商文化的创新在今天的中国，徽商文化已经成为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要亮点，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
此外，他们也不停地创造和进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开拓新领域。
为了保护和传承徽商文化，徽州地区政府和民间机构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他们会在当地建立商业博物馆和商店，向游客介绍和展示徽商文化遗产。
浅析安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浅析安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浅析安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接下来就由小编带来浅析安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摘要：介绍古徽州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孕育而出人文历史，浅谈徽文化悠久深厚的内涵，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的发展，反映出徽传统文化的灿烂，从而考虑接下来对徽州古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关键词：安徽；传统文化；古徽州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由于东西南北地域跨越大，因地理的差异会衍生出很多地方乡土文化，而处于中国中部省份的安徽，古来就被看做是南北交汇处，东西的交融处。
安徽省内有长江和淮河两条水系，将安徽分割成三大块区域，淮河北面地势平坦开阔，淮河和长江之间的江淮丘陵较为平坦，而南边的皖南山区自长江南岸开始高低起伏，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予安徽人民丰富的自然资源，美丽的环境赐予安徽人民独特的想象力，自身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再加上广受各种文化交融和熏陶，让安徽文化在历史和地理的影响下越发多样，徽州文化在宋朝发迹，在元朝初现，最精彩的时代莫过于明清时期。
由于地处中部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冲击和流入，对于保护本土文化并将其传承发扬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作为新一代安徽人，我们有着继承家乡文化并弘扬家乡文化的重任。
一、徽文化古徽州又叫歙州，其中的一个徽州府，六个下属县主要集中在安徽南部地区，地处于长江以南的皖南山区，境内高低起伏坐拥山地地貌，其中有驰名中外的黄山，古名黟山后因传说黄帝在此山中炼丹修仙，改名黄山。
华夏儿女认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炎黄子孙的中国魂，可见黄山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很深。
皖南地处山区，当地主要的农作物之一便是茶。
茶树是常绿灌木喜好湿润温暖避光，最好的种植地应该是透气的沙土，安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亚热带季风气候，皖南山区雾气环绕，这些条件无疑是茶叶最适宜生长的条件。
中国的十大名茶中，安徽茶就占了三成。
徽商__论明清中国徽商对徽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清中国第一商帮—徽商课程论文论文题目：论明清中国徽商对徽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姓名：张明耀学号： 12209010418班级：环艺四班导师姓名：葛建化论明清中国徽商对徽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一、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徽州文化经过长期的商业经营，到了明清时期，徽商“资本之充实者，以万千计，其次亦以数百计”,“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藏镪有至数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徽商富有程度可想而知。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定的经济往往孕育着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徽商充裕的资金为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微州文化方方面面与徽商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徽商意识形态与徽州文化徽州商人的意识形态十分复杂，明显地影响着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商人入儒崇仕和实用主义意识对徽州文化若干方面的影响。
无论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终成为徽商的保护伞，还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别宠爱，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较高的文化修养。
所以，徽商十分重视教育，在家业隆起之后，大力资助文教事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在徽州方志、谱牒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微商捐资办学的义举俯拾皆是。
徽商重视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可靠的政治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可，以及在官位庇护下更加丰厚的利润，最终达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读书登弟—官僚护商—徽商赚钱”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三、徽商的经营活动与徽州文化只要有利可图，徽商几平“无货不居”，经营门类繁多。
微商有的经营行业还发展成为徽州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为徽州文化某些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
徽商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地影响着徽州文化，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略见一斑。
可以说，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分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发展、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一
不周备 。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 诸学 ， 以 待 岁 修 及 助 乡 试 资 斧 ，且 请 永 著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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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教 育 科 学
２０ ０ ６年第 ４期 （ 总第 ９ 期 ） ８
徽 商 与 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周 惊 涛
（ 门大 学 历 史研 究所 ，福 建 厦
［ 摘
厦 门 ３ １０ ） ６ ０ ５
要】明清时期 ，江南地 区是徽商 的主要行商 地域 和侨 寓定居之 地。徽 商积极 参与 江南 地 区的各 项文
ｏ ｈ ｕ ｔｒｌａ ｄ ｅ ｕ ａｉｎ ａ ｓ ｉｎ ｎ ｎ ａｅ ． ｆｔ ｅｃ ｌ ａ ｎ ｄ ｃ ｔ ａ ｃ ｕ ｅｉ Ｊａ ｇ ａ ｒａ ｕ ｏｌ ｎ ｗ ：Ｈｕｚ ｒｈ ｎｓ ｈ ａ ｄＱｉｇｄ ｎ ｓ ｅ ； ｉｎ ｍｎａｅ ；ｃｌ ｒｌ ｎ ｕａ ｏ ａ ｃｕｅ ｉ￣ｕｍｅｃ ａ ｔ；ｔｅＭ ｎ ｎ ｙ ａｔｓ Ｊ ｇ ｒａ ｕｔ ａ ａ ｄｅ ｃｔ ｎ ｌ ｓ ｉ ａ ｕ ｄ ｉ ａ
高考历史题型讲解——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面临的挑战——明清时期(1368—1840年前)
第5讲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面临的挑战——明清时期(1368—1840年前)明清时期(1368—1840年前)农耕文明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欧洲兴起，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辉煌与迟滞并存。
1．政治：一方面，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增设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严重阻碍了新经济、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另一方面，统一多民族国家日趋巩固。
2．经济：一方面，农耕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经济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封建政府执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工业化的契机，开始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
3．思想文化：程朱理学处于统治地位并逐渐成为钳制思想的工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小说繁荣，京剧形成并发展，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地位；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传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虽然西方近代科技开始传入中国，但是近代自然科学未得到发展。
4．对外关系：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阻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中国脱离了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
政治方面(1)明初太祖废丞相，权分六部，强化皇权；明成祖设内阁，实行特务统治、八股取士；设都察院和监察御史，又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百官。
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加强管辖。
(2)清初实行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帝时设南书房，雍正帝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等，将决策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空前强化。
(3)清康熙帝：清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抗击沙俄势力，加强对边疆的有效控制，发展农耕经济，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出现“康乾盛世”局面。
但大兴文字狱，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对外交往，阻碍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选修4)经济方面(1)明清农耕经济高度繁荣，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2)明代私营手工业取代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清朝缓慢地发展。
徽商做生意有哪些独到之处
徽商资本来源主要有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等七种类型。
徽商有两大商会──徽州会馆和徽商公所。
徽州会馆是由流寓客地的徽州同乡所建立的专供同乡人集会、寄寓的场所，也是徽商的地缘组织，而徽商公所则是徽州商人以行业为基础自发建立的业缘组织，兴盛于清朝乾隆、嘉庆时期。
清徽商经营“足迹几遍天下”，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甚至远达日本、暹罗等国家。
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
徽商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向全国，主要得益于他们自身小本起家、乐善好施、“无徽不成镇”、贾而好儒等特点。
明清以来的徽商虽然不乏富商大贾，但徽商大多数出自贫下之家，其经商之初，一般都是资本不多的小商人。
他们或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从商品的地区差价中获取厚利；或从事商品囤积活动，从商品的季节差价中获取厚利；或在封建政治势力的支持下，经营垄断贸易，利用垄断价格，获取厚利。
徽商还善于利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以及委托经营的方式，把他们的资本组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资本集团，以资本优势，在买贱卖贵的活动中，牟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由于在商业经营累积的资本愈积愈多，不少徽商从资本不多、规模不大的“下贾”，逐渐发展为“中贾”、“大贾”，成为全国财力雄厚的商帮。
徽商在经商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他们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还资助家乡的各种建设，如修城、修桥、筑路、修建书院等。
徽商乐善好施最典型人物为清嘉庆年间的鲍漱芳，因捐银赈灾济民、疏通河道等善举，深得嘉庆皇帝嘉许，御笔亲题“乐善好施”匾额，并在其故乡歙县棠樾村建坊旌表。
“无徽不成镇”是明清时期流转于江南一带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商人，便形成不了市镇。
例如，明清时期南翔（位于上海嘉定区）、塘栖（位于余杭境内）、吴淞（位于上海北部）、黄溪等地，原本都是人口及商业规模不大的小市，由于徽商到来，商业经营日渐繁盛，市场不断扩大，使之成为江南大镇。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发展的原因与作用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发展的原因与作用摘要：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徽商的成功既是因为客观环境造成的长久的经商历史，也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徽人“以儒入商”使得徽籍官员为徽商撑起了保护伞，也使得其获得社会上的认同，使得徽人在共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众帮众”的大商帮。
关键词：徽商环境儒商庇佑明清时期，徽商的强势兴起是商业经济史上令人瞩目的现象，本文所知的徽商是指谓以徽州本土为联结纽带的庞大的商帮集团。
这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曾雄踞华夏商界达三百年之久。
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兴盛是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
1、客观环境地域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徽商的形成发展是与徽州商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徽州多商贾的直接动因就是由于人地矛盾所引发的生存危机。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明代顾炎武认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
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
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
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
郡者,常十九。
⋯⋯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1土地贫瘠，依靠土地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人地矛盾刺激着人们不能靠着土地过活，被迫出外谋求出路，外出经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必然性。
徽人“出贾风习已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东晋时期，徽州商人就应运而生。
《知新录》上说，“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早在东晋时代，就有不少徽州人因“居万山之中，地少人稠”，而不得不“经营四方”，开始商业活动了。
到了明代嘉靖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三百多年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时，徽商营业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资本之厚，皆在当时各地商人集团之列。
据徽州地方志记载，“农十之三，贾七焉”，“以货殖为恒产”；甚至说“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2”。
徽商文化与明清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现代价值与启示
097［摘 要］ 徽商文化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成化、弘治年间的安徽徽州地区，以诚信、勤俭、团结和敬业为核心价值观。
明清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杰出的文学家。
徽商文化与明清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并得到传承与发展，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启示。
因此，考察徽商文化和明清文学时，需要关注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产生的现代价值。
［关 键 词］ 徽商文化；明清文学；传承与发展；现代价值；启示徽商文化与明清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现代价值与启示张心宇徽商是明清时期以安徽商人为主体的商业集团，他们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 量的财富，并以独特的商业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徽商在商业方面的成功使他们对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对明清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说，徽商文化与明清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数百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徽商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丰富了明清文学的题材和内容。
身为江南地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经历与见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许多徽商文人将自己的从商史、家族史以及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融入文学作品创作之中，使得明清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文化和明清文学的传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为商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徽商文化的精神，如勤俭、诚信、务实等，对企业家和管理者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而明清文学的文化遗产，如徽州文化、徽派文学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其精神内核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徽商文化的历史渊源徽商文化起源于徽州地区，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
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但真正兴盛起来是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中前期达到鼎盛，涌现出制剪名匠张小泉、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红顶巨商胡雪岩、徽墨名家胡开文等知名商贾［1］。
明清徽商情况
素称：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特产之一的杭剪“惟张小泉一家而已“。而张小泉始祖也是徽商，其祖张思家从黟县来杭，在城隍山下大井巷开一爿张大隆剪刀店。由于嵌钢技术精良，改革了过去锻打生铁成钢锋的工艺，该用嵌钢，然后选用质地细腻的镇江泥磨制刀剪，使剪刀锋利无比，赢得声誉。后传艺于其子张小泉，遂成为杭州名特产。乾隆时，张小泉剪刀曾擅名全国。
叹曰：“丈夫当观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安能久为琐琐乎。遂辞其兄，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夏还钱塘，时已侠重资伟大贾。”他就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
其次，徽商具有不怕艰苦，无远而不届，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万历）歙志》云：“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真实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的描写,生动地刻划了徽商从商生财之道。第三,恪守商业条规,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唯利是图”、“贪财轻义”或“见利忘义”是一般商人的本质，徽商也难完全脱其臼，但有些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徽商，他们则注意恪守商业条规。如歙县王友权，“客居钱塘，悉友名硕，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故江湖推重。”鲍直润，“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峙，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地。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
第四，慷既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如，徽盐商汪廷俊，“慷慨好施，以缓急告之者靡不应。康熙中，浙遭闽变，道路流离，廷俊首先创捐，收赎子女，务使完聚。交友诚信，遇人过则情恕理遣。同舍生窃其金而去者，廷俊知其名，绝口不扬。时咸谓陈太邱之盛德，王彦方之长厚，兼而有之。“汪尚广，”客武林时，开商籍，浚远河，立义仓，修道路。“有如程绍文，”偕汪文演、吴云风，建崇文书院。“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2.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
关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
）。
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
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
）。
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
）。
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
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
）。
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
）。
许檀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
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演变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既出于现实需要，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和基础。
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大致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
长三角地区是江南的核心区域。
江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
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岭南以北的广阔地域。
长江下游南部地区虽然也属江南范围，但更多时候被称作江东或江左。
这是因为，长江在安徽芜湖与江苏南京之间骤然改变流向，呈西南—东北状，而历史上的芜湖曾是两岸往来的主要渡口，北方人视渡江为向东，而非向南。
所以以这一段长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
隋唐以后，江南地区的概念逐渐明朗化，大致包括自今湖南西部东至大海的长江南部地区。
由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几个区域亚块。
以今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中心的太湖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大致相近，气候温润，水网密布，鱼米丰饶，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加上山川秀丽、风物清嘉，备受瞩目，江南的内涵随之变化。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嘉兴、湖州、杭州六府以及太仓州，或加进江宁（（今南京）、镇江二府，成八府一州之地（（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但笔者认为，这八府一州应是江南的核心区域，从经济、文化联系角度而言，其边缘区域应该包括浙东地区、苏中地区、皖南区域。
而这一划分就基本与现今所说的长三角地区重合了。
所以，尽管长三角内部也存在地理情况、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但相对于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差别而言，这种内部差异就不明显了。
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具有共同源头。
大致而言，浙东地区的原始文化一般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太湖流域则有马家浜文化。
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尽管存在不少差别，但由于地理环境相近，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
徽商—正说明清中国第一商帮
徽商16世纪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初步形成了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
而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开始发生转型。
徽州商人以超越常规的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与转型时代一同到来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沿徽州四出的河流走出大山，奔向四面八方，尤其是顺新安江东下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走向海洋。
徽商以“无徽不成镇”的经济活动，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雄霸中国商业舞台几400年，创造了一个封建商帮的辉煌。
第一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产生徽商的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
它地处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重峦迭嶂，烟云缭绕，河流清澈，林木深秀，但可耕面积很少，素来的说法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
《道光府志》上说，徽州“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用“州在万山中”来形容，最为形象妥帖。
传统意义的徽州，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和祁门，当然，还有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
这就是明清之际的徽州，所以说到徽州，人们往往爱说“一府六邑”。
从地理环境上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时代，徽州就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说法。
所谓“山限壤隔”，是说徽州的一府六县处于万山环绕之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所谓“民不染他俗”，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从唐代大历四年也就是公元769年开始，徽州的行政区划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辖区面积一直比较固定。
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南北长220里，如果采用现代计算数字，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
徽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徽州的原始居民是“椎髻鸟语”的山越人，他们头上挽着一根独髻，说着中原人听不懂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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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
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
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
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
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
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
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
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
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
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
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
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
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
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
”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
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的家族。
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2．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
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
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
并且延聘名
儒主讲其中。
梅花书院兴建后，“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硕儒，如汪中、王念孙、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
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兴建乐仪书院，盐商有襄助之功。
书院所需经费银、膏火之费多由盐商捐助。
“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银857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300两”。
杭州祟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
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的。
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汪文演，字以道，号宾石……又与同邑吴云风(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
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
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
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服务。
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据沈德潜《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文。
舫皆散去。
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
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
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评骘焉。
”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
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舫会’”。
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
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
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
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
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人仕提供方便，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1．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
可以说，徽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的廷博及其子鲍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歙县人，侨寓杭州)。
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
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鸿堂。
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
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
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
美国学者
“鲍廷博、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说到：
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
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
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
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
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
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
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