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年谱编写的范例_读郭德宏先生的新编_王明年谱_崔保锋

BEIJINGDANGSHI

新书评介

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个基本了解的人，大体上知道在中共党史上，王明是一个犯过右倾错

误的“左”倾错误路线代表，是教条化理解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个“一度篡夺了中共领导权”的唯共产国际和苏联马首是瞻、几乎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投奔苏修”的反面人物。编写正面人物的年谱不需要拿捏多少政治尺度，只需（也是必须）把研究对象的光辉奋斗的一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年谱版面就已经需要一扩再扩了。而像王明这样一个早已“被全党批倒批臭并踏上了一万只脚”的反面党史人物，在我们常人看来，几乎没有多少“伟大、光荣、正确”的经历，整理其年谱不仅面临着研究资料极端匮乏、同道者极少、研究经费不足等诸多难题，更需要编者具备足够的政治魄力、独到的治史眼光以及数十年如一日收集资料的执著。

带着上述观点回到2014年3月24日，我在3月19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了郭德宏先生的文章《新编·王明年谱>有哪些新材料新看法》，从文中了解到了新编《王明年谱》的写作背景、资料来源和使用尺度，更坚定了我“新编《王明年谱》必然是精品力作”的判断。如今读完了这本著作我更充分领略到了郭先生治史治学的严谨、客观与公正。可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本中共党史人物年谱，而是我们今后开展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光辉范例。

一、客观呈现而非分析评论

王明在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反面人物。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如果说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

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那么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的这种“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正是拜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赐。另一方面是因为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悔改，并且还有所发展，即在“左”倾错误基础上，又于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还长期出走苏联，形同“叛逃”，且“恶毒攻击”党和领袖。

当今时代是价值与观念日趋多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不再仅仅安心于书斋里的“疑古”与“考古”，开始更多地汇入社会关注度更高更大的“翻案”潮流，致力于“翻别人案，扬自己名”。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反面人物王明，编写其年谱对于很多研究者而言，自然是一个借“翻案”以扬名的绝好机会。郭先生这本新编《王明年谱》却完全没有“趋时翻案”的影子，而是在搜集了各个领域关于王明的一手史料基础上，对王明之功过的史实材料做了一个全面细致的梳理，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了王明其人从普通青年成为政治领袖，再到政治失意、出走异国的客观历史过程。这其中尤其具有中共党史学意义的内容是对王明所犯错误的纵向历史呈现。

一是对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活动史料进行了周密梳理，事实上证明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已有雏形。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通过成功博取校长米夫的信任，控制了校内学生党组织———支部局，并通过这一组织在校内大搞宗派活动，肆意培植亲信、打击异己，猛烈攻击瞿秋白等党的领导人，既为日后夺取党权确立了主要靠山———米夫，也为日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演练好了组织准备。这就比之前各种官方历史文献中对王明的批判主要直接指向其在六届四中全会

非法上台以后的各种错误，在逻辑上要更为合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错误越大越不可能骤然铸成，而是越需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二是对传统中共党史上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形成与发展的相关史料做了周密梳理，生动地呈现了王明、共产国际和（博古领导下的）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事实上阐明了上述三方之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历史责任。由于王明在1931年10月18日离沪赴莫，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新编《王明年谱》在对其相关活动进行交待之后，要么引述其它史料进行佐证，要么引述王明及其家人的观点略作解释，最大限度地将王明其人与共产国际、中共临时中央三者联系互动的历史过程客观地呈现给了读者。虽然新编《王明年谱》显示，王明在这一阶段的大多数讲话、文章、起草的文件明显地超越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明显地带有共产国际的色彩和因素，但在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时，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譬如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以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共产国际去电认为不应与闽方建立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接电后经皮亚特尼茨基同意并签字回电，批评了远东局的错误估计，而远东局拖了些时间才回电说红军的动向已无法更改。《年谱》紧接着引述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写到，红军的错误动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要经过远东局转发，所以他们没有发给中共中央”。[2]

当然，新编《王明年谱》在记述王明1931年10月18日离沪赴莫的同时，随

即指出“王明虽然走了，但后

来的中共党史仍然认为中共

中央在遵义会议前执行的是

王明‘左’倾路线，认为这条路

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并

且通过转述胡乔木的谈话，阐

明了“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

台”、“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

一脉相承”，以及“王明到共产

国际搞的仍是四中全会那一

套”。[3]这样通过各方史料的对

比，读者能够并不费力地感知

到王明其人在“王明‘左’倾路

线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

角色和作用，进而明确其应负

的历史政治责任。

三是对抗战初期王明回国参加国共合作，亲自指导和推动他所提出并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相关历史材料进行了梳理，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传统中共党史上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认识。回国后的王明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各种场合大讲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说谁领导谁”、“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关”和“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等。[4]彭德怀元帅在遭受残酷迫害时回忆说：“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5]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国际在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中具有显著而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新编《王明年谱》通过一系列的史实材料，使读者在比较中弄清了事实，辨明了是非。而王明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不仅鲜见根据本国本党面临的具体实际去思考问题、提出对策，反而每每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摇旗呐喊、催促贯彻，从一个不合格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悄然转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代表”，这就不能不形成右倾的嫌疑，至于能不能上升到“投降主义”的高度，读者心中也自有公论。

二、并不因“坏”舍“好”

无论正面历史人物还是反面历史人物，都既不是绝对正确的“神”，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鬼”，而只能是现实的“人”。像王明这种在党内身居高位、又久驻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史人物，即便错误严重、罪孽深重，也不可能一无是处。新编《王明年谱》在充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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