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比较

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比较

摘要：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而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只侧重于政治系统运行的不同环节或过程。这两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和分析中的局限性都与它们在系统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息息相关。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就必然会忽视制度本身的作用;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研究复杂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其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关键词：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简要地说,就是以人类的政治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为作经验的实证分析,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可以用经验验证的、能预先用科学方法进行预测的学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针对传统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价值中立”论，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价值中立”，而且政治学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第二，针对传统政治学方法思辩和抽象推演的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政治学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第二面旗帜。

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有选择地吸收了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兴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思潮。新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政治行为、政治选择受到了制度的约束,但制度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核心因素(或者重要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新制度主义着重解释性理论研究,把制度变量纳入理论框架,研究变量呈现多元化,制度对个人、群体行为的影响需要进行深层的考察和变量的分析,考虑路径依赖的因素,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归纳法的应用形成成熟的经验理论,再进一步应用到跨国研究或者别国的比较研究中去。特别是新制度主义还做了将制度科学化的工作,主张提出新理论,对新理论进行验证,并且要构建新框架来验证新理论。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两种主流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此消彼长、起伏跌宕而展开的。从理论发展的观点看,这两种方法在分析研究的逻辑、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互补关系。下面对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从系统论角度作一下比较:

一、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行为主义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反馈过程,新

制度主义着重于政治系统的转换过程

行为主义与新制度主义在建立自身理论体系时的出发点是相的——以批判对方在理

论分析方面的缺失作为基础。行为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比制度主义更为科学、更具有学术价值;而新制度主义则认为行为主义脱离实际政治过程、对现实政治的逻辑分析过于简单。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二者对对方的批判源自于学者们有限的视野,即他们站在系统分析的不同环节所形成的看法,虽然有各自的道理,但是也都有见木

不见林的片面性。实际上它们都只是整体系统研究的组成部分。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在制度的系统输入过程中的决定性,忽视了制度本身的作用;而新制度主义则立足

于制度研究,着重于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制度就是一个系统,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行为主义和制度主义实际上是侧重研究政治系统过程的不同环节:一个聚焦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过程,一个强调政治系统的转换过程。

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科学就是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行为主义认为政治行为的规律通常表现为以下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环境的刺激)产生人的需要y

由需要产生动机y经过价值判断和决策,确定目标y形成政治态度y引发政治行为。一般政治行为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律。因此行为主义以个体行为为分析单元,并在个体

行为的基础上分析群体行为。在研究过程中,行为主义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科学化的研究程序,以及对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总之,行为主义基本上是以体制外的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以个体而不是整体的行为为分析单元的。新制度主义研究的重点就是对系统本身的研究。行为主义所强调的系统输入是制度系统运作的前提和基础,而新制度主义所侧重的制度本身则是系统转换的过程,是政治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两大研究方法从政治科学研究的宏观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从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政治过程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来考察整个政治过程。

二、两种理论方法差异的现实原因和理论根源都在于对政治制度系统功能的

不同认识

行为主义方法的大量运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在北美和西欧各国确立并日益成熟了起来。这种政治现实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方法以探讨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为研究的目标,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政治要求。行为主义正是一种立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特性,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其对制度的忽视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由于在政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中,对国内政治的研究,尤其是选举过程的研究在整个政治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选举活动中,政府制度的影响力,特别是短时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一切围绕着以当选或以连选连任为中心目标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基本上是以选民在选举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的。因此,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政治系统本身是不重要的,而重要的是以民意为形式的社会外在环境对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行为主义方法把社会环境对正式制度的输入,如选民投票等,作为对实际政治过程唯一的影响因素来考虑和分析。这种与选举过程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是行为主义得以发展和始终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的主要现实原因。

新制度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政治过程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要求。从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达到高峰的时候开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错综复杂的现实使得行为主义者对现实政治的解释乏力。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都无法从纯粹的行为主义实证研究分析中找到答案。西方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移植的失败也使得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和历史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现实政治要求政治学者对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历史的研究。这正是新制度主义崛起的现实要求。

与行为主义比较而言,新制度主义更偏向于对政治过程全面的考察和理论的研究。它不仅是政治学研究方法向制度研究的回归,而且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看,新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系统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制度主义的许多观点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系统论对新制度主义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新制度主义者,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各个相关变量很可能不是像行为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独立的。各种变量在现实社会中常常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包括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和历史方面的原因。而且对于某项结果的原因常常可能是有不同的影响渠道。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从全面的、历史的、内在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待研究对象。

三、对制度的系统转换作用的忽视,导致行为主义方法的基本理论假设远离现

实政治

在研究指导思想上,行为主义最受新制度主义诟病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与实际政治过程严重脱离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从系统论角度来看,行为主义对系统转换功能的忽视是导致这种研究困境的主要原因。由于忽略制度的系统转换功能,行为主义只能把制度系统的最小元素--个体作为分析的对象。其对政治的研究就是对政治中的个体和个体行为的研究。个体可以是普遍选民,也可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行为主义认为社会组织,

包括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和所有人类社会的组织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由人进行决策。因此,行为主义方法从理论的指导思想上追求的是/普遍性0的、规律性的研究结果。为此,其统计抽样讲求大数量个体性,分析包括的个体样本数据越多越好。如对投票意向的民意分析,个案的抽样数据动辄数千,甚至上万计。

从行为主义所极力推崇的/价值中立0研究理念来看。由于行为主义者反对传统政治学的道德和哲学色彩,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是恪守价值中立原则的,因此,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0原则是行为主义方法区别于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为主义认为价值这种制度主义所认定的制度因素是无法验证的,认为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的大敌,不能成为建立、观察实证证据的基础,任何数量的经验证据都不能证明或推翻一个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不仅否认道德研判为知晓政治过程的基础,而且强调在政治分析中不能有先验的理论假设,因为这会扭曲和干扰实证资料的收集、录制和分析过程。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价值中立0这一主张本身就是力图从根本上杜绝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和价值制度对研究者的影响。由于行为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系统输入的结果无法决定制度转换的过程,而且行为主义要求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这样行为主义就必须在研究中排除最容易影响研究过程和结论的人类情感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价值中立0对行为主义如此重要的原因。

四、强调制度的系统转换功能导致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和非”科学

性”

新制度主义强调理论假设要与现实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而不能仅仅强求方法的精进,忽视现实的复杂性。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所重视的事实与价值的交融实际上就是强调制度在政治系统运转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反对行为主义,以及理性主义过于注重政治输入而忽视政治制度作用的理论。对制度这一环节的不同态度,导致它们在理论论证的逻辑方法方面的不同:行为主义的推理逻辑是建立在归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而新制度主义则建立在对复杂系统的描述基础之上,在理论分析逻辑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方面明显地逊于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

行为主义剔除制度的转换因素,但却强调系统输入与输出的因果联系,使得它只能运用建立在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方法之上的归纳法来寻找这种规律性,根据分类汇总的人类行为的数据分析来建构具有预测性的理论假设。这一逻辑的极端化就产生了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提出所提出的五种理论弊端,即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约减主义(Reductio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能主义的( Functionalism)和工具主义的( Instrumentalism)。?/新制度主义0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以纠正行为主义的缺失为目标的。新制度主义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个行为既包括个体和群体对政治系统输入的行为,也包括政治系统对外在环境的输出行为,包括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等。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存在于惯例和习俗之中,因此制度是很难被变革、被转化或被替代的。在批评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假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制度是重要的;(2)历史是重要的;(3)人并不总是工具性地追求自己物质利益的最大化;(4)政治系统是复杂的。因此,对于政治系统的研究也必须以一种复杂的、全面的和联系的观点来进行考察,特别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对现

实政治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新制度主义对纯粹的演绎方法或纯粹的归纳方法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正是理性选择主义和行为主义各自偏重的逻辑方法。这在基本的逻辑方法一方面划清了当代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新制度主义在逻辑方法上的欠缺。新制度主义也不具有行为主义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的特点。例如马奇的适宜性逻辑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本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证伪。1因此虽然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常常相当全面,但往往是一家之言,其论证的逻辑,常常不能被第三方认证。正是由于这种欠缺,新制度主义不得不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大量吸收其它

学科和研究方法的优点,从而产生了多种分支。例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就是在立足于新制度主义的描述性方法的同时,大量的运用了演绎方法。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崛起和制度主义方法的回归,行为主义革命高潮逐渐退去,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渐渐衰落,制度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系统转换机制被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义者所认同,现在很少还有行为主义者运用/纯0行为主义的方法了。实际上当代的后行为主义也努力吸收了一些包括制度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中有说服力的内容。另一方面,重视系统功能的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发展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它的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其逻辑缺乏严密性的特点也迫使它大量吸收其它方法的优点。随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传统的方法分野已经有所改变。例如,随着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主义的结合,随着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发展,制度与行为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传统在许多研究中不是越来越清晰的,而是已经比较模糊了。从这种发展趋势来看,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有关系统转换方面的理论缺失也有望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