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论文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及人物塑造关莉20110059摘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1]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他通过讽刺艺术和对文中人物的塑造淋漓尽致得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

作为一步讽刺杰作，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也是当时吴敬梓所生存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或是曾经出现过的，可以说这些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不需任何夸饰和渲染，就活生生的每天上演着。

文中吴敬梓主要描写了六十个人，每个看上去是独特的个体但又有着共性，像周进、范进、马儿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等，个个都栩栩如生。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绝不能成为‘讽刺’。

”[2]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讽刺”；“人物”；“性格”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吴敬梓先生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字敏轩，号粒民，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自称“秦淮寓客”。

吴敬梓先生自幼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3]中提到他赋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后来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此外在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吴敬梓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在南京21年，享年五十四岁。

他生平最恶举业，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

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完成。

小说中他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

如此好的作品在读者看来和他的生活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他出生于仕官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在他成年之时，因为随其父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利的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再加上他一生中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

他从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

每天上演着的种种都是最真实、最露骨也最凄凉，许多人和发生的事可谓是历历在目，更是刻在了他的心里。

吴敬梓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

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

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也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

受科举制度的危害和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坠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

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度，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

《儒林外史》全书共五十六章，是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系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形塑造。

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被人称为“帝国的最后一瞥”。

全书的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

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吴敬梓通过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他用讽刺的手法对当时世间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也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而主要是通过吴敬梓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来增强讽刺效果。

他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方法，使他的讽刺能够达到既饱含情感，又超脱幽默那样一种境界。

他在作品中往往不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把讽刺的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或明或暗显示出来。

并将是非观念与爱憎，寄于对客观事物的描写。

小说中常用的讽刺手法是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来表达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

如第三回写范进进考场时，是从范进的眼来着笔的，经其粗略几笔，就勾勒出范进落魄时的一副可怜相，充满了作者深切的同情。

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而《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以真实细致的描写，显示出了人物独具的性格。

除此之外，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艺术所必要的，因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

吴敬梓常以夸张之笔，突出人物的可笑和可鄙之处。

如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

文中说严监生非常富有，但吝啬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吃，只在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

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

因为他不会说话，大家就胡猜，有说是为两个人的，有说是为两件事的，有说是为二两银子的，有说是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他都摇头表示不是，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

作者将此情节放大，最后还是刚扶正不久的赵氏懂得他的心思，你是为那盏灯里的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她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

”他这时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这种夸张的描写，使文章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守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财主，真是由表入里，深入骨髓。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常常有意安排一些与小说人物身份不符的行为举动，从而揭开这些“名人”、“隐士”攀附权贵、趋炎附势的丑恶本质。

第十二回中的权勿用应娄府二公子之约前往赴会，可他“衣服也不换一件”，“在街上脚高不低的撞”，一顶高孝帽子被卖柴的扁担挑走，便满街呼喊着撞到一顶轿子上，要不是“旧相识使客张铁臂”认得他，说“是娄府请来的上客”，权勿用定会吃官司、挨板子。

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不仅讽刺了娄家二公子整日百无聊赖，结交的“贤士”竟是这等货色，同时对权勿用内心的空虚、一味模仿古人的衣着打扮的“名人”滑稽相进行了讽刺。

作者对权勿用的嘲讽与蔑视，暴露了以娄府二公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空虚与腐朽，预示了清王朝日趋没落、行将衰败的命运。

小说还故意安排了遽公子和鲁小姐这对“才子佳人”婚宴上的一幕：“一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不骗不正，不左不右，正好摔在宴席上燕窝碗里滚烫的汤里，把碗打翻，爬起来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下去，把簇新的大红段衣服都弄油了；一个从乡下雇来的厨役，只顾看戏，粉丝汤洒了一地，慌慌张张正要去抓地上的粉丝，却被两只狗抢着吃了。

气得他抬起脚来，要去踢那两只狗，没想到又把鞋子踢飞……”这一精彩场面的描写，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不合理。

婚宴上一系列不吉利的事件，暗示了遽鲁婚姻的不美满，强烈讽刺了科举制度给“才子佳人”造成的婚姻悲剧，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青年男女的深切同情。

吴敬梓还采用了广泛而又强烈地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

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尖锐的对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意。

不觉间也在引导读者一同去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小说中通过对比手法进行讽刺，主要运用在刻画胡屠户这个人物上。

胡屠户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然而范进中举后，他对范进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慷慨的送来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众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有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在别人的怂恿下，一骂一打治好了女婿的疯病。

一同回家的路上，“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形成鲜明的对比，胡屠户前倨后恭、欺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势利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

最后，我还发现小说巧妙地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从悲剧中发现喜剧，用喜剧演义悲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喜剧的悲剧性，所以他笔下的戏剧性人物都蕴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喜剧故事，但从作品思想内容看又有其浓厚的悲剧性色彩。

这种情节上喜剧性色彩是表面上的，隐藏着思想内容上的人物悲剧性色彩才是本质上的。

这正是作者讽刺手法的高明之处。

小说根据切身体验，以犀利的笔触，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丑恶嘴脸。

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

小说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作为讽刺对象，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讽刺更加直接而强烈，严肃而冷峻，形成了“蹙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特色，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

纵观《儒林外史》全文，吴敬梓很看重对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描写，文中的人物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种。

其中正面人物有不屑仕官的傲骨文人，如淡泊功名的杜少卿、满腹才学的庄少光、随遇而安的虞育德、襟怀磊落的迟衡山；有正直不阿的典型人物，如清廉有情的向鼎、正直仁厚的鲍文卿、忠孝为本的萧氏父子；有蔑视名利的市井奇人，如擅长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盖宽；有超越传统的女性典型，如王冕的母亲、独立不羁的沈琼枝；有深陷传统的女性典型，如范进的母亲与娘子、谋求扶正的赵新娘、枉死礼教下的王三姑娘；负面人物有醉心功名的书生，如俗不可耐的周进、仰人鼻息的范进；有思想僵化的腐儒，如盲目僵化的马儿先生、抱残守缺的鲁编修、愚不可及的王玉辉；有鱼肉鄉民的官绅，如贪婪势利的王惠、横行鄉里的严贡生、薄情寡义的王德与王仁、装腔作势的汤奉；有一些假名士，如故作高雅的杨执中、荒唐愚蠢的权勿用、客死他乡的牛布衣等吴敬梓所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使这部宏伟作品更具吸引和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