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归宋问题平议_王嘉川

2006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1 No.4 第31卷(总第130期)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u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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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归宋问题平议

王嘉川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关于秦桧归宋与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是推进宋史研究的一件好事。但由于有些学者在史料的占有、分析和运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疏误，以致不但重复了过去已被驳倒的观点，而且又出现了新的错误观点。文章对此进行了讨论和批评。

关键词：学术讨论 秦桧 史料

作者简介：王嘉川（1971—），河北卢龙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6)04-0098-06 收稿日期：2005-12-18

一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分别刊发了王曾瑜先生《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两文，对何忠礼等先生《南宋史稿》（政治军事文化编，以下简称《南宋史稿》）一书中有关“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批评。2002年《中国史研究》第4期、2003年《历史研究》第5期分别刊发了何忠礼先生的反批评文章《史学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与此相关，学界也相继刊发了其他一些文章，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引起了关于“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问题的学术争鸣。这当然是近年来中国宋史学界的一件幸事，因为，批评与反批评往往是学术向深层发展的重要催化剂。诚如漆侠先生所指出：“学术是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中发展的，既要求同存异，但也要求异存同，而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二十多年来，正是这种不断的求异存同，即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同意见的碰撞，使国际宋史研究不断得到发展。”[1]本着推动宋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原则，笔者在反复拜读二位先生的商榷文章后，也想对有关秦桧归宋的问题，从史料学的角度，逐条做些讨论。不妥之处，还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同仁批评指正。

二

金军在灭亡北宋后的退兵之时，将宋朝皇室人员和一些大臣卷裹北返，秦桧即在其中。几年以后，秦桧由金营南归宋朝。这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宋金双方战事以及后来的“绍兴和议”的签订，故而兹事体大，自不待言。何忠礼先生认为秦桧是自金逃归，王曾瑜先生则认为秦桧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二人的详细讨论不必赘述，从他们的商榷文字来看，笔者倾向于王先生的观点，而不赞同何先生的“逃归”说。其中原因，除了何先生在一些史实上存在明显错误等硬伤外，还在于何先生在讨论时，回避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甚至有时引录一些经过后人篡改的史料，来说明自己的论证，在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失误。因而笔者同意王先生的观点，认为何先生之说“不能令人信服”[2]。

1、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1中记载了一则秦桧南归之事，何先生认为陆游“在书中言其是逃归”，“没有必要为他的‘纵归’讳饰”。王先生也认为陆游是主张逃归，但其说难以成立。笔者虽在最终结论上同意王先生的“秦桧乃金人纵归的奸细”一说，但在对陆游文字的认识上，笔者并不赞同二位先生之说，而是认为，从表面上看，陆游所反映的是“逃归”说，但细细体味其言，恐怕还是何先生所反对、王先生所支持的“纵归”说。为便于讨论，兹将二位先生均曾引录的陆游文字再次全引于下：“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宋史研究

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陆游与秦桧并未共事，他30岁时秦桧死，此后又三、四十年才写成《老学庵笔记》，因而陆游这段史料记载，肯定得之于传闻。就其所记看来，有以下几个疑点：一，秦桧既“欲逃归”，而且“舟楫已具”，却“独惧虏有告者”。既要“逃”离敌对的金军之手，还怕金兵告发吗？二，当金兵得知秦桧要“逃”回南宋时，劝他去禀告监军挞懒，理由是“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也就是说，金人最守信诺，只要他们同意你离开金地，就一定会为你顶着。不知秦桧当时为何要编出这样一个金人的做人原则。既然金人这样信守诺言，为什么在靖康元年春与宋订立和议、撤军北归之后，又于同年秋毁盟南侵、灭亡北宋呢？他们“身任其责”的信义又在哪里？秦桧难道忘记了：他自己不就是在金军败盟的这次南侵中被俘虏北去的吗？而绍兴九年以后的两国战事，不也都是金人在不时地毁约背盟吗？另外，即使金人守诺，监军挞懒又为何为你一个区区战俘“身任其责”呢？难道秦桧有什么特殊身份不成？三，秦桧告知挞懒后，挞懒不为已在自家军中做过几年事、“一一知得”其“本朝事体”的秦桧归宋后泄露自己的军情担忧，反而却为秦桧的未来设身处地，这可能吗？时值两国对敌交战期间，难道金朝监军就不怕秦桧是间谍，将金方军情回去报告宋廷吗？如果其他被俘宋人都如此行事，监军挞懒是否也都要“身任其责”而“许之”南归呢？四，秦桧已将南归之事告知挞懒，希望不要派人“获”即追捕他，并为其“逃”离金地负责，挞懒竟“遂许之”。试问，这到底是自己逃归还是金人纵归，不是明摆着吗！秦桧之所以要编出挞懒许之南归的情节，无非是为他能带着全家及亲信顺利归宋提供一个圆满的借口而已。

陆游确实不必为秦桧的“纵归”讳饰，他只是对所闻见的道听途说如实地笔而记之，至于他所转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并非他的主要目的，而且他也没有断以己意。加以这四个疑点读者也不难意识到，因此陆游就更没有必要再附以个人的主观论断。他以实书见闻的形式，告诉后人的，并不是“秦桧逃归”说，而恰恰是“金人纵归秦桧”说。在笔者看来，王、何二位先生恐怕都为陆游文中的“逃归”二字所惑，其实陆游用此二字，只是要表述“南归”或“归宋”之意。至于到底是“逃归”还是“纵归”，他恐怕根本没有想到几百年后的现在，会对此二字产生如此大的性质争议。

2、何先生在文中说：“（王曾瑜先生）自言要按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先给秦桧定下‘奸细’身份，然后搜集各种材料来加以证实。可是他独独忘记了在秦桧死后的一百余年间，尽管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却几乎没有一个南宋人能提供确凿的证据来为秦桧的‘奸细’身份作定论，最多只是少数人在私下里的一种怀疑和猜测而已。……很难想象，在经过八百余年以后，在大量史料已经被湮没的今天，居然有人还能通过‘小心求证’的方法，得出秦桧确为‘奸细’的结论，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对这段议论，有几点值得提出：第一，王先生原文是：“何忠礼先生认为，‘（《秀水闲居录》）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作为‘疑问之一’，是有可能的，但应当按照胡适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进行求证。李心传在《要录》注中已经对《秀水闲居录》的记载正误有所考辨，却没有提出‘后人附益’的问题，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难以做到‘小心的求证’。”可见，王先生所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是直接针对何先生对《秀水闲居录》一书的疑问而提出的，并没有把它直接用在秦桧是否奸细一事的讨论上，何先生不免曲解了王先生原意。更何况，王先生《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一文，虽然是以引证邓广铭等先生认为秦桧是奸细的论点开始的，但他自己的论证，却是在引录、分析正反两方面史料之后做出的，而其结论：“人们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也是在全文之末做出的。并非是像何先生所说的：“先给秦桧定下‘奸细’身份，然后搜集各种材料来加以证实。”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王先生原文，自可一目了然。第二，秦桧既是金人纵放到南宋的奸细，找这方面的证据，就应该而且恐怕只能是到金人的历史记载中去寻找，宋方不可能有确凿的证据；但是，由于此事关涉重大，属于军事机密，金方也不会轻易将此事公开。因而笔者非常赞同王先生之论，即：“事实上，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第三，宋人关于秦桧“奸细”身份的讨论，并非如何先生所说的“最多只是少数人在私下里的一种怀疑和猜测而已”。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吏部侍郎晏敦复忧之，言：“奸人相矣！”[3]（卷381《晏敦复传》）当时有的官员以为此说太过。当然，“奸人”不好直接译作“奸细”，但御史中丞常同的进奏，却明白说出秦桧乃金人密纵的奸细：“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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