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_曹文君

收稿日期:2005-05-20

作者简介:曹文君(1969-),女,苏州市人,苏州教育学院社科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从外交政策看唐朝统治者的对外意识

曹文君

(苏州教育学院社科系,江苏苏州　215002)

摘要:从唐朝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统治阶级比较开明的对外认知,但是这种认知是有多种局限性的,往往搀杂着封建帝王对待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辨”意识,并在涉外事件中常常表现出模棱两可的动摇态度。

关键词:唐朝;外交政策;对外意识

中图分类号:K 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79(2005)0420080204

Approaching the Consciousness to the Outside of the

T ang Dynasty Rulers from Foreign Policies

C AO Wen 2jun

(Department of S ocial Sciences ,Suzhou Education C ollege ,Suzhou 215002,China )

Abstract :We can see the cognition to the outside of ruling class was m ore liberal from positive and open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 ang Dynasty ,but this cognition was multi -limiting ,and often mixed with the con 2sciousness of “Chinese tribes in the east ”of feudal em perors to minority nationality ,and often showed an equiv 2ocal and wavering attitude in the foreign affairs.

K ey w ords :T ang Dynasty ;foreign policies ;consciousness to the outside

唐朝统一全国后,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是与唐朝政府始终贯彻的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些外交政策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和认识呢?本文试图从唐朝统治者实施的各项外交政策来透析他们的对外意识。

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

终唐一朝,无论在对外使节的派遣、对外机构的设置、外来宗教的待遇、对外侨民的保护以及对外交通的开拓等哪个方面,统治者都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体现了当时作为世界强大帝国的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兼收并蓄思想。

对外使节的派遣　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618-626年在位)因为新罗国使节的到来,派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前往新罗回访,

“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采三百段”。[1]

(卷199上,

《新罗传》)这是唐朝派遣对外使节的最早记录。据不完全统计,在唐朝的286年间,唐朝共向新罗派遣35次使团,遥居唐朝向外国派遣使节次数

之首。

[2]

(P207)印度也是唐朝使节出访的一个重点地区,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先后三次派王

玄策出使印度。

对外机构的设置　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有鸿胪寺、主客郎

中、市舶使、萨宝、押衙、总管等机构和官职,管理着不同的外来事务和人群。

在长安的四座城门附近都设有客馆,当外国使臣最初到达长安时,先在这样的客馆中临时安顿下来,并在鸿胪寺官员的指导下进行活动。鸿胪寺是专门负责外国使节接待工作的机构,同时还起着搜集有关外国资料和作为情报交流机构的作用。当外国使臣到达长安时,政府会派一统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来,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状况,再根据提供的素材绘

第38卷第4期2005年7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 orm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s )V ol.38N o.4　Jul.2005

制成地图。唐中央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也掌“诸蕃朝见之事”,规定“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寺,……客初至及辞设会,第一等视三品,第二等视四品,……蕃望非高者,视散官而减半,参日设食。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3](卷46,《百官志》)

八世纪初期,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它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包括对进口的市舶征收关税、检查货物)和为朝廷采买海外珍异品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管理市舶的职官和机构,反映了唐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萨宝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是唐朝政府专门为来自伊朗的居民设置的官职,用来监管他们的利益。唐朝还为萨宝专门设立了办公机构,其官品也由隋朝的七品或九品进至五品或七品不等,其中五品萨宝还有荫亲和犯罪减赎的特权。押衙和总管是唐朝政府在登州等新罗村和扬州等新罗坊内设立的负责人,他们都由新罗侨民担任,负责具体的社区事务,并接受当地官府的管辖。

外来宗教的优遇　唐王室利用域外传来的宗教炫耀“文德武功”,向外扩展其影响。首先,佛教在经典翻译、宗派形成、僧徒求法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繁荣。据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统计,贞观至贞元年间(627年至805年间)所译佛典共有428部,计2412卷。佛教宗派有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和禅宗等都在此时形成,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僧侣求法始自唐玄奘,据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所记,仅太宗(627-649年)、高宗(650-683年)、武则天(684-704年)三朝就有60人西行求法。

其次,传自波斯的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的教徒,聚集在唐朝城市里,他们得到唐朝政府保护,在各自的盛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4](P17)摩尼教于694年武后延载元年来到唐朝宫廷后,在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准于在长安正式设置寺院———“大云光明寺”,并于六年又在荆、扬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元和二年(807年),河南府、太原府共置摩尼寺三所,得到唐宪宗批准。景教是中国唐代对基督教聂斯托里派的称呼,又称波斯教。贞观九年(635年),其主教阿罗本到达长安时,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到西郊迎接,并使阿罗本在皇宫藏书楼翻译圣经,太宗还亲自与之讨论福音。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高宗统治时期(650-683年),景教已从长安向地方传播。袄教又称拜火教,唐朝两都长安和洛阳至少有九所拜火寺[4](P34)。此外,吐鲁番、宁夏、广州等地,也有袄教活动或袄教教堂,唐朝还设有“袄正”专门主管袄教事务。

对外侨民的保护　唐朝政府规定:“既是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这种优待不仅针对新

罗和日本等国的僧侣,对外国留学生也是这样,外国学生留学期间的衣、食、宿等费用,均予免费。在处理外国侨民在中国的民事纠纷方面,唐朝政府还专门立法规定:对于在中国发生的相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依据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断案;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两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的案件,则要根据唐朝的法律断案。这一涉外立法充分显示了唐朝统治者对外国侨民的尊重。

唐朝对前来中国的海外商贾,也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如《唐律》中规定,官员不得无故刁难外国商旅进入关津,对于“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十日笞一等,罪止杖一百。”如果外商在途中丢失货物,唐朝官员还负责帮助查寻。

对外交通的开拓　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使唐朝基本上控制了天山南北的绿洲和草原,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之后,唐朝又依托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的中亚十六国政权,在那里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唐朝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716年(开元四年)。[4](P30)此外,当时唐代的海外交通航线,也有对海东诸国(指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和对西方大食诸国两条。因此,在唐朝时,中国沿海的各港口挤满了远涉重洋而来的航海商船,这些船舶被称作“南海舶”、“师子舶”或“婆罗门舶”等,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最常见,而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4](P23)

“用夏变夷”的华夷观念

华夷观念,既是地域观念,又是一种亲疏观念。“华夷之辨”从孔子开始受到重视,历经中国几千年历史,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是为“华”,在其四周是“夷”,外面一圈是“藩属”之国,更远的则是沾不到中华泽被的蛮荒之地。古代的中国,即按这个模式建立了中原王朝与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边远国家的关系,并派生出了诸如朝贡制度、藩属国制度等。唐朝统治者尽管有着较其他王朝统治者更博大宽容的开放意识,然而,他们仍然未摆脱这个传统模式的限制,在对外政策上,处处体现出这种华夷观念。

首先,中外正常平等的外交往来被称作“通贡”。一位法国人在其所著《支那国际论》中说:凡文明国之外交,“皆得一律均平之权,此至要原则,中国人盖未之闻,而亦不欲闻者也”。[5]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通贡”,不仅指周边民族派遣使臣向中央朝廷“朝贡”、“朝献”,也包括外国派遣使者向中国王朝进行的贸易往来,并包含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这样,“通贡”就成为集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三者为一体的活动形式。根据这种认识得出的结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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