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内容提要】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转型陷阱 体制定型化 混合型体制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
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
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①中首先提出来的。
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浅析社会流动性
浅析社会流动性关注“社会流动性”2011-09-20（晋城发展研究第32期）【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民众在地域上的迁徙情况，因此，也称之为水平流动性，另一层的意思是指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升迁，是指纵向的流动性。
这里主要介绍纵向社会流动性。
按照学究式的定义，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或群体由社会的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活动。
具体来讲，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
而进一步严格区分，社会流动性又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mobility）和代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前者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例如，从一个蓝领阶层成为白领阶层。
而后者是指下一代相对于父母社会地位的变迁，像奥巴马从一个普通的黑人移民的后代成为美国的总统。
【社会流动性的测度】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在-1到1之间。
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
如果是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变成穷人，这通常是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剥夺才可能实现的代际变化。
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经常发生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代际之间的过度和无常的变化。
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由于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环境等，所以相关系数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完全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现在人们高度关注的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蔡洪滨
蔡洪滨：最可怕的不平等是什么2011-2-17 我给大家看两个图（略），反映我能找到的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纵轴是人均GDP的增长，横轴是实现增长所用的年限，大部分国家都能从1000美元达到3000美元，但此后的发展，长期三四十年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能进入发达国家。
日本、韩国从人均3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其它一些国家没有这么顺利：墨西哥、阿尔巴尼亚、秘鲁等。
这些图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的发展史从来不是线性的。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所谓的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 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比如秘鲁1960年代以来一直停留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是要素驱动，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
第一阶段，有钱做点投资、有力量就去工作，如果政治比较稳定、有粮食和基础设施，就能在这个阶段摆脱贫困陷阱，所以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
第二阶段，就是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阶段，所谓效率驱动阶段。
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要提高，同时这些要素的质量要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
第三阶段，其实离我们稍微有点远，所谓创新驱动阶段。
各个层面都提到，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于出口比重、通货膨胀等等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象，比如说储蓄率太高，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等经济增长率落下来，储蓄率自然也落下来，所以储蓄率是人为调控不下来的，在大的经济增长阶段，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因素。
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四个因素：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力资源积累不足、健康不足。
将世界经济增长与四个因素做相关性分析，政府规模过大引起反向的效果，财政占GDP已经达到相当的比重，由此带来一些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有一些相关，中国的贫富差距也确实过大。
厉以宁：中国完全可绕开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中国完全可绕开中等收入陷阱
佚名
【期刊名称】《共产党员：下半月》
【年(卷),期】2013(000)001
【摘要】“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跃过中等收入陷阱。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由低收入国家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GDP在四千美元到五千美元之间徘徊。
支撑唱衰中国论调的理由有三个：分别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的消失。
【总页数】1页(P39-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22.33
【相关文献】
1.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许多国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公众意见调查与十余位顶级专家锐思激辩——“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 [J], 胡鞍钢
2.许小年称“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等专家给予反驳 [J], 王红茹
3.新形势下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对策研究 [J], 庞德建
4.厉以宁:别信中国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个话 [J],
5.中国要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亟待变革制度要素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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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叶帆张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
怎样看待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如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期“观察”要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编 者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记者叶帆张垚记者：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张蕴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
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并不多。
正因为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
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比如阿根廷，在这个陷阱里呆了半个世纪了。
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经过几年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
文莱也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靠能源收入，得益于能源价格上涨。
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
记者：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却不能呢？张蕴岭：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我 国收入分配 中的资产性和财产性收人 的严
口“ 市 民化 ” 的表述 ， 并提 出基本公共 服务 常住 人 口全 重不均等现象 ， 应从 以下方面着手解决收入不公 问题 。
出人才的社 会回报 ， 容忍平庸 的现象 比比皆是 ， 不利 于
创新型社会 的形成。
根本解决农村社会 发展严重滞后 的瓶颈 ，并不 简
这些领域 的改革 ，并不能按照 以往经济体制改革
单地是政府投入多还是少的问题 ，而在 于城市偏 向的 的逻辑 自然衍生出来 ，需 要全新的思路和高屋建瓴 的 政策仍在 作祟 。这里的难解问题是 ， 如果推动经济增长 设 计 。
这个优先序不变 ，惠农政策和城 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 化等政策 的制度根基就不牢 固，也不 能在 中央政府与
不 断 改 善 收 入 分配
十六大以来 的十年 ， 民生得 到显著改善 ， 但 收入分
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持久 的激励相容 。跨越 中等收入阶 配不公的现象仍然十分明显 ，收入差距过 大的趋势 尚 段、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要求政府从关 注经济增长转 向 未得到根本逆转 ， 基尼 系数仍然较高。十八 大报告在这 有利 于国家长治久安 的更高优先序上 ，同时在体制上 方面高度重视 ， 作出了新 的工作部署。继续 实施更加积 进行 真正能够 实现城 乡一 体化经济 社会发展 的建设 ， 极 的就业政策 ， 进 行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 ， 推进基本公共
市 民的情况下 ， 为农 民工提供均等 的基本公 共服务 ； 三 眼于利用税收手段 ，旨在调节收入分配 的遗产税 和房
是实现社会保 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
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图片核心提示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
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经济风险——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
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
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
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
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
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高质量迈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然而，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升级。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制造业和出口业。
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浪费。
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加快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这意味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并通过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其次，要实现高收入，需要加强消费升级。
中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为了满足中产阶级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中国需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提高消费品质和服务水平。
政府可以通过减税降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的增长。
此外，也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和创业，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再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关键。
中国需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同时，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推行清洁能源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实现高收入、高质量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
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一定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一定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佚名
【期刊名称】《人事天地》
【年(卷),期】2011(000)011
【摘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提出：中国一定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不是必然的，这取决于在经济层面，中国能否成功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社会层面，能不能增强社会和谐，保持政治社会稳定。
【总页数】1页(P6-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22.33
【相关文献】
1.吸取部分拉美国家发展教训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J], 陈彩娟
2.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析 [J], 李智明
3.中国落入“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趋势分析——基于Fisher判别法的实证研究 [J], 田穗;张敏
4.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中国对策 [J], 乔宇
5.赵福军:“工业软化”是有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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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_理论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高杰 何平 张锐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ＧＤＰ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 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ＧＤＰ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
这对于人均ＧＤＰ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２０１０）。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
如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１００００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２０１０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北大教授：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
北大教授：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2016年01月25日 07:47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陈仪13373人参与340评论文/陈仪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4月在一次校园演讲中说，中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50%几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热议。
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现有文献中并不存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定义。
美国教授艾肯格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视同为经济增长失速，即经历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增速大于3.5%）后进入一段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前后增速相差至少2个百分点）。
北大王勇教授给出的判定条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长时间内不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实现赶超。
上述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强调与本国的过去进行比较，王勇强调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笔者以为两者的结合即为完整的定义，换句话说无论是增长失速还是赶超失败，都足以让我们怀疑一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产出，产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讨论。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产出的趋势性变化，更适宜采用供给面分析框架。
大而化之地说，供给面分析将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效要素的积累，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
前者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如物质资本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如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
后者有很多实现途径，最受重视的是技术进步。
增长文献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TFP的进步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实现，而无法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因为后者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若干东亚经济体（不含当时的中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不可持续。
以下笔者将使用供给面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成因，并对各个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需要创新驱动发展
2013年5月第5期总第231期理论学刊T heor y Jour na lM ay．2013N o．5Ser．N o．23l规避“中等收人陷阱"风险需要创新驱动发展平章起，李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本世纪初，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迎接或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是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课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需要理论创新、改革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
[关键词]创新；经济社会发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中图分类号】C913；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5-0063-05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本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迈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会落人“中等收入陷阱”(M i ddl e I nc om e Tr ap)。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一书中提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由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
尽管学者们对于中国会不会陷入或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较大争议，但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提出理论对策却在当前研究中取得了共识。
在笔者看来，关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方略的探讨，无论是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是政治文化层面的变革，本质上都是一种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理论创新、改革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对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需要理论创新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学界目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歧。
然而从广义上讲，不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落后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徘徊，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外在因素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其根源都在于发展的不可持续，并且只能通过继续推进发展来解决。
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对策研究
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对策研究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
按照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对策选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制度创新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
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排名第26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当前，我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转变。
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
我国万元产值能耗分别是日本的8倍、德国的7倍、美国的6.5倍，甚至是印度的2.3倍，在过去高速发展的30多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中国靠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靠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靠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导读：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至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GDP年均增长率达9.7%，堪称世界经济的奇迹。
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中国在这期间享受了充足的人口红利。
然而到了2004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缩减。
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已高达12%)，伴随着人口红利迅速丧失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减速。
更为严峻的是，隐约中经济发展已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什么经济学家蔡在其文集《赢得改革红利》中提出：创造改革红利，用改革红利来替代人口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对于何为“改革红利”，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蔡教授也没有在其著述中做刻意的定义。
这似乎是《赢得改革红利》的软肋。
然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论述，读者还是能理解“改革红利”的内涵。
(例如在第三十一页等处泛泛地说：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而这样的内涵，与郝寿义、蒋宁两位学者的定义是很接近的。
为此，笔者也引述如下：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
改革是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
当存在制度不均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
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存在以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此时，一项新制度的出现就会将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从而形成改革红利。
至于改革红利的内容范围，蔡教授则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明确的论述。
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等。
(完整版)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第31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发布了双方合作的报告《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介绍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并就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一个严格定义，通常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一般把它与拉美和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
中等收入陷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
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这些国家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反例。
虽然各个国家陷入陷阱的原因不同，一个共同特征是当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产业不能实现升级，导致一国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以低成本优势竞争，又不能和高收入国家在高价值产品上竞争。
而跨越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它们能够通过创新促使产业升级，从而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有共识也有争议。
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勇于创新的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主体。
二是政府应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健全的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
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实施产业政策。
每个国家国情各异，政策的着力点也应不同。
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改革开放。
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
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
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国民的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红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财新网】（特约作者蔡洪滨）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 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
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3000美元。
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
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美元。
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作者：段学慧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06期摘要：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和政策手段。
拉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自身未及时转变发展方式外，从外部来看，无疑是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
中国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和影响。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43-07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述评自从世界银行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以后，“中等收入陷阱”就被用来类比拉美及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并被学术界所关注。
我国学者从2008年开始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把它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2011年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
首先，学者们从一般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进行了剖析。
杨承训（2011）[1]、胡鞍钢（2011）[2]等以美国、日本、西欧、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等成功越过了这个陷阱而拉美、前苏联、东欧却陷入这个陷阱为例证，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种普遍或必然现象。
刘福垣（2011）[3]、胡祖六（2011）[4]、江时学（201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中等收入”与“陷阱”没有必然联系。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道路陷阱（刘福垣），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如果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停止改革，让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经济政策，中国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走入一个自设的陷阱（胡祖六），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位置，如果将人均GDP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就可能导致更多的GDP崇拜（江时学）。
区域发展战略
转方式调结构：转方式，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
调结构，就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宏观上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也包括微观上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等。
所以，转方式调结构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主要包括3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要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特别是要发挥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的作用；◆从需求来看，要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最重要的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增长方式上看，要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调整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资源型城市即城市的生产和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
具体来讲，根据资源开采与城市形成的先后顺序，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先矿后城式”，即城市完全是因为资源开采而出现的，如大庆、金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
另一种为“先城后矿式”，即在资源开发之前已有城市存在，资源的开发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如大同、邯郸等。
判断步骤1. 发生学原则2. 动态原则：即考察资源型城市必须关注它的全过程，既要看它的过去，更要看它的现在。
因为有些城市曾经是资源型城市，但通过若干年的经济转型后，资源性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微不足道了，城市经济对资源性产业的依赖度不大或者说很低了，这类城市在过去某个时段可以叫资源型城市，但转型后已不再是资源型城市了，它的本质特征已与资源型城市相距甚远了。
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
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蔡洪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感谢大家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刚才杨秘书长从“十二五”规划的角度讲到转型的问题，他是官方的意见，我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看法，题目叫“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
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下面包括三个小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经济转型，第二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什么。
一、为什么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看两个图，根据能够找到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我分别描绘了各国在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后的经济增长趋势，两图的纵轴都是人均GDP，横轴是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
可以看到，除了用红点标出的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000美元。
图2的横轴是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
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密密麻麻的红点表明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
第三个图描绘了一些典型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人均3000美元之后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而其它一些国家却不很顺利，比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
以上三个图说明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人类的经济增长史从来不是直线的、线型的；第二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不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最近30年一直停滞在10000美元左右，阿根廷最近40年一直停滞在8000美元左右，秘鲁最近60年一直停留在5000美元左右，此外还有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转型。
蔡洪滨 误判将导致中国经济脱轨
蔡洪滨误判将导致中国经济脱轨
谢泽锋
【期刊名称】《英才》
【年(卷),期】2014(000)005
【摘要】如果沿着投资消费失衡的方向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思维方式难以
扭转，中国经济恐将脱轨。
【总页数】3页(P78-80)
【作者】谢泽锋
【作者单位】《英才》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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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特约作者蔡洪滨）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 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
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3000美元。
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
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
美元。
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
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
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
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
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
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
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
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是，最近10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
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在体制上，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的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
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我们对机会公平有正确的理解。
对于起点低的人群，公平不仅意味着不受歧视，还要求在制度上有所保护。
第二，在政策上，一方面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平等，可能比总量更重要。
以日本为例，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我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何止20倍。
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第三，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足于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
第四，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
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限制和控制。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
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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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