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刑罚思想研究——刑罚的权力分析(一)

福柯刑罚思想研究——刑罚的权力分析(一)关键词:福柯；权力；刑罚；规训；身体内容提要:人的身体的物质表现是肉体，精神表现是灵魂。

身体是主体言论行动的承载者。

从刑罚产生之日起，它就作用于人的身体。

在野蛮时代，刑罚权赤裸裸地实施在肉体上，撕裂它，摧毁它。

到了近现代，刑罚权不再残害肉体，而是在保持肉体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规训肉体来改造灵魂。

在人道主义者看来，从肉刑到自由刑的转变是一种刑罚的进化，福柯却认为更重要的是权力策略的改变。

从政治策略上看，现代社会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制社会，所以，必须同时建构足以有效管制和规训流浪者、犯罪分子及各种危险分子的刑罚体制。

而商品经济的管理原则，也要求对整个社会的人口实行符合最大功效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制度，一种具有高效率的人口管理制度。

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一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1}。

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政府就是贯彻这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政权机构。

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权形式。

现代刑罚制度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政权对社会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形式罢了。

按照身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刑罚并不是以消灭罪犯的身体为基本目的，而是以通过对他们的关押和控制，将他们的身体合理地改造成为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为目的。

《规训与惩罚》从一开始，就把分析的重点指向对于身体的折磨、管制、规训和刑罚的制度。

福柯认为，现代刑罚是现代国家意图全面控制其社会成员的身体的产物。

福柯指出，整个刑罚史表明，被惩罚的身体虽然不再被虐待，但却被系统地监护和改造；身体的活动时间被精细地安排好，丝毫不得有误，就像在工厂中劳作的工人身体那样，每分每秒都被设计好，由不得身体的主人去独立支配；身体活动的时间，全部按照其被使用的目的而被精密测定和分配。

整个刑罚史，就是政治权力与身体的相互关系史{1}。

一、身体理论自从尼采和福柯以后，身体日渐成为当代理论的一个焦点，成为刻写历史痕迹的一个媒介，文化、权力、政治在这里展开了歧异的纷争。

而身体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刻写机器，它本身有时成为一股积极主动的爆发性力量。

这种二重性使身体和包围它的社会语境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

身体是由历史铭刻的，是带有权力和统治关系的，它植根于政治领域，浸淫在权力关系中，服从于控制它、装饰它、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执行任务、表演仪式、发出符号的权力关系。

福柯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权力深入肉体—权力深入人的意识、无意识，乃至人的肉体。

进而，他有身体政治的提议。

在西方思想家中，将身体上升到政治的，大概首推福柯。

只要回头看看人类的文明史，我们就不能不同意福柯的这一论断。

身体，不仅是生理存在，它留下了权力作用的痕迹。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旨在通过一种身体的政治史来建立一种现代道德谱系学。

他在书中指出，人体正进入一种权力机构，而这个机构掘入人体内部，毁掉并重构它。

在福柯论述系谱学对于社会事件的源起的特殊说明中，福柯认为任何社会事件的源起及其不断的重构过程，归根结底，都同身体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历史过程，哪怕是一个瞬间，是可以脱离人的身体而存在和运作的。

系谱学作为对于起源的分析，就是对于身体和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解析。

系谱学应该显示，身体就是历史的刻印体，而历史就是在不断地摧残身体的过程中发展{1}。

身体是人之为人的奥秘所在。

身体不仅是每个人的个性及其社会存在的奥秘之所在，也是社会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奥秘之所在。

权力在整个社会中的运作就是通过约束个体身体的戒律来进行的。

戒律具体体现在那些作用于肉体并形成有关肉体的因素、姿态和行为的有意操纵的强制政治学中。

人类肉体进入了权力机器，后者仔细检查前者，拆离前者，接着又恢复前者。

如果权力关系始终与我们同在，那么，它们在戒律中的微观的、多样的监禁就是一个现代发展{2}。

在17和18世纪，戒律成了一般的统治程式。

戒律产生了理性的、有效的、技术的社会所要求的从属的、勤劳的、有用的驯顺肉体。

肉体的驯顺这个观念并不新颖，它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者所熟知的，只不过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规模别出心裁：肉体并不被当成一个单元，而是作为一个由独立有用的部分组成的机制。

与禁欲传统不同的是，它旨在增加有用性，而非弃绝。

人类肉体屈从于对之进行瓦解并重新组合其部分的权力机器。

这一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机制。

它依据经济功利的观点，增加了肉体的力量；依据政治上的屈从观，减小了肉体的力量。

戒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为了控制和使用人，古典时代产生了对细节的细致监视以及对这些细小事物的政治考虑。

这种针对身体的微分权力，这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拥有细腻而多样的技术，且易于传播，它针对着细节，纠缠细节，在细节上下功夫，使细节成为权力的支点，而权力在对细节施展作用时，也施展着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3}。

权力对身体活动作了精心的设定，对每个动作、每个行为、每个过程都有严格的规范，对人体的姿态也反复地操练，权力不放过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从而使身体变为一个机器，一个工具。

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3}。

权力还致力于将个体协调起来，将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使单个肉体同其他肉体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大的力量、更高的效率。

这种最佳组合，即是靠纪律来完成的，它的组合成效高于其基本构成力量的总和。

总之，可以说，权力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造性（通过对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

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3}。

二、刑罚对肉体的规训和对灵魂的改造近代化的刑罚制度从给予肉体上的痛苦、给予身体以痛苦的感觉，改为禁闭，即对自由的剥夺。

刑事体系从残酷惩罚犯人的肉体转到对犯人的心灵进行牢牢控制。

当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目的时，肉体在刑罚中起十分不同的作用。

现在，肉体成了接近心灵的途径，成了剥夺个体的权利和财产的途径。

刑罚从无法忍受的轰动艺术过渡到悬置权利的手段。

如果说以达米安的酷刑为代表的旧的刑罚制度的制造者是刽子手的话，那么新制度的制造者是谁呢？在福柯看来，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不再是一个只知折磨人的肉体的凶残和粗鄙的形象，而是一个知识群体，即技术人员大军，包括监狱守卫、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牧师和教师，这一大批技术人员取代了以前的拷打者和行刑者。

正如1789年马布莱所说的：让刑罚震撼心灵而不是肉体。

现代刑罚不再寻求有意义的公开表象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知识与权力的行政技术的精致运用，尝试行为限制—不但对肉体，而且对灵魂。

一旦惩罚产生了温顺的肉体那它便大功告成。

惩罚的实施再次印在肉体上，但它的目的不再是压倒、肢解、制服肉体。

相反，肉体将受到训练、练习和监督。

要实现这一惩戒计划必须产生一种新的统治机关。

它将是一个全面的、连续的和有效的监督机关。

拷打和忏悔仪式与改良家们的惩戒性城市的建造都是公开实行的，但是，这种新的惩罚技术需要私下进行。

它也需要技术运演的日益增长的自律，摆脱干预影响。

需要为罪犯的肉体与时间负责的细微假设，权威与知识对罪犯运动与行为的控制；为矫正个体的罪犯施用的一致的矫正术；既独立于社会机关又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的这种权力的自主行政{4}。

在人们纷纷指责酷刑的残忍使其自身比罪犯的罪行更令人发指时，新的惩罚方式就在酝酿中了—这种新的方式不再直接作用于犯人的肉体，而是作用于精神。

针对精神的新刑罚体系并不局限于使精神感到痛苦的惩罚措施，它还包括判决与犯罪预防等环节。

这样，刑罚制度就不再仅针对犯罪行为本身了，而且还针对人的情欲、本能、疾病、环境乃至遗传，因为犯罪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只存在于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之间的事件，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包含在其中。

这种从肉体处罚到精神处罚的转换，又使法官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法官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断定犯罪本身，还要站在犯罪者心理的角度上，判断他们是正常还是异常，裁判他们的精神。

精神作为权力的铭文的表面，而符号学作为工具；通过观念的控制去降服肉体。

这种权力形式比拷打和烙刑等公众仪式更为有效，更为经济。

刑事改革家与其说想要更为严厉的惩罚，不如说是为了更为普遍的惩罚，把惩罚权力深深地渗透到社会机体内部{5}。

为了揭露现代社会滥用权力以及更全面地宰制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目的，福柯尤其强调现代社会在时空方面对于个人身体的控制的全方位性。

福柯认为，现代监狱对身体的拘禁，不仅是为了实现对于人心的控制，而且，其重点正是实现对于个人肉体的惩戒、管制和规训，并通过对于肉体的惩戒过程，造就一种听话顺从的身体（uncorpsdocile)，由此完成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控制和规训。

所以，现代社会不但没有消除对于肉体的惩戒和管制，而且还由于生命权力的诞生和扩大，由于现代法制和规训规范的相互结合，对人的肉体和精神心态实现了比以往任何社会有效得多的双重惩戒和控制。

随着社会契约论的风行，犯罪不再被视为对王权的攻击，而被看作是对社会契约的破坏，从而是对社会整体的危害。

于是，新的惩罚方式被提出来，它立刻就纠正了对社会来说是错误的做法，并把侵犯者重新置于一个合适的地位。

因此，刑罚建制的首要考虑转向了罪犯的心灵，而不再是肉体。

当肉体折磨将被废止的时候，一整套表象技术被发明出来{6}。

其目的是向罪犯清楚地显示对他们进行惩罚的逻辑。

如何在犯罪种类和犯罪等级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对应关系，如何使判决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武断，这些都成为广为关心的问题。

18世纪的改革者们与他们的时代完全分享了分类学的嗜好，他们所追求的是制定出一个一览表，使其中的每一种犯罪及其惩罚都一清二楚。

他们考虑到要对每一个犯法者进行个体性的处理，便设想了对罪行和罪犯的详细分类。

而且，在其人道主义中起决定作用的目的是考虑社会效用。

惩罚不应引起恐怖，而应当是忏悔。

制裁应当像道德说教一样有根有据，不偏不倚，否则就达不到社会重新整合的目的。

因此，古典思想的几条支流—如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表象符号学—就在新的理性惩罚方式上汇集一处。

犯罪的对象化就是为对付犯罪行为而采用合适的策略。

惩罚权力的重组（如制定法典、确定违法行为、确定刑法尺度等）使得刑罚机器无法再直接像以往的方式那样控制犯人的肉体，而是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启蒙思想家们所建构的话语，借助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等理论，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