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

□白南生李靖

摘要：本文利用北京市７００多名农民工就业史数据对其进城后的就业流动状态、原因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当前单位的平均工龄仅约为３年，

流动状态随着进城务工年限的增长不断趋于稳定，但特定单位工龄对工作稳定性反而产生显

著负影响。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

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形成显著差异。文章还对就业流动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

动的离职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而３０岁以上农民工更有可能经历向下流动，从建筑业等行业

流出则有更可能经历向下流动。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流动流动结果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３０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已有的大量研究关注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等问题，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廓清了我们

的认识，不再把农村劳动力流动视为“盲流”。但是，我们对农民工进城后的各种状况包括就业

行为仍然了解甚少。农民工进入城市前一般对工作的性质和自身的能力都不是很清楚，他们

可能接受任何可以得到的工作。进城后，他们的就业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揭

示和提炼能够反映劳动力流动趋势性事实的基本特征，对该问题的了解将有助于在微观层面

了解最大多数农民工最一般化的生活。

与社会学所讨论的社会流动分析角度不一样，本文中的就业流动专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不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从工作稳定性角度来观察看农

民工就业流动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处在剧烈的重组、整合和发展之中，如果对中国劳动力市场

所处的阶段进行全面的评价，就必须对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进行考察（陆铭，２００５）。对工作

流动行为的研究不但能够通过找工作的过程和结果来了解求职者成败得失的个人经历，而且

可以通过对求职过程和求职结果的分析和探讨，来考察求职者所在的群体和组织、所处的社

会背景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特征和变迁（张襄誉，２００５）。

（二）文献综述

就业流动是劳动力市场上很普遍的现象，很少有人会一辈子只从事一个工作。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性有３个主要特征：一是普遍存在长期的雇佣关系；二是对大多数人来

说，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是较短的；三是变换工作的概率随着工作资历的增加而减少（Ｆａｒ－

ｂｅｒ，１９９４）。现有的文献集中于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和工龄的增长，工作流动性

将会下降。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工人的企业专用性资本积累增加了（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２），

这暗含着如果工人的报酬是按照他的边际生产力提供的，较长工龄的工人离职一定是有较好

的工作，这将提供给他更高的收入，这被称为职业搜寻理论（Ｂｕｒｄｅｔｔ，１９７８）；第二种解释是强

调当工人被雇佣时并不确切知道企业的有关特征（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１９７７），当劳动者工作一段时间

后，发现工作是不可接受的，他将会选择离职，这被称为职业匹配理论（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１９７９）。上述＊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０５＆ＺＤ０４１）的成果之一，并得到“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科研课题”资助。

两种国际就业流动标准理论解释都会得出工龄与离职意愿负相关的结论。

从工作稳定性角度看，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Ｋｎｉｇｈｔ等（２００４）对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进行了考察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流动性明显高于城市劳动者，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农民工流动性还呈现出一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如教育程度较高者有非常显著的自愿流动倾向，教育程度较低者则往往出于规避风险而倾向于不主动流动。严善平（２００６）以上海劳动力市场为例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现象，认为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和本地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频度、流动方式以及流动的效果方面截然不同。李强（１９９９）也认为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梁雄军等（２００７）将农民工进城以后的流动分为“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两个维度，归纳出劳动力二次流动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劳动力二次流动是农民工争取和维护权益的具体行动，“民工荒”即是因农民工权益意识提高而增强流动性所产生的。而蔡昉等（２００５）则提及就业流动是农民工提高工资的主要方式，因为员工的薪资要求既不能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也很难通过个人谈判的方法解决。

（三）问题的提出

由于就业流动涉及事件史分析，很少有人涉猎相关的追溯性调查，对于流动人口就业流动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大部分就业流动研究都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鉴于各国国情存在区别，其研究结论使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效度无法得到保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国际标准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农民工群体需要实证检验。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流动原因是否存在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

对于农民工就业流动的结果，存在不同的看法，现有研究在流动结果方向的判断上有主观性倾向。社会学关于流动研究一般采用Ｂｌａｕ和Ｄｕｎｃａｎ的社会流动路径研究的方法，通过职业声望量表，建立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分层框架，通过路径分析手段建立社会经济地位实现模型。但由于国内没有建立起普遍公认的职业地位量表，那么这种测量的客观性受到一定制约。另一些研究把农民工从非正规部门转至公共部门视为一种向上的流动，但是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缺乏更好的标准的条件下，不如运用收入标准，对其流动方向（流动收益）做出客观的判断。比较上一份工作的初始月收入、上一份工作离开时的月收入和当前工作的月收入，数据显示流动相对于农民工选择留在原单位而言，是高风险，也有可能是高收益：上一份工作期间，收入负增长的有５．６％，零增长的有４１．０％，收入增长５００元以内的占４０．２％，收入增长５００元以上的不足１３．２％；通过工作变换，经历收入负增长的有２１．８％，零增长的有１０．７％，收入增长５００元以内的占３７．４％，收入增长５００元的占３０．１％。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民工向上流动、水平流动或是向下流动？

二、数据来源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抽样方法采用的是适应性二阶抽样，调查范围为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崇文和宣武等八区）。调查对象是户籍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农民工，在市区流管办系统和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帮助下采取入户调查方式。第一轮按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抽３０个社区，城区外推的阈值是整个社区外来人口规模超过８００人，城乡结合部外推的阈值是超过８０００人。最终，又往外扩了三轮，合计调查了５２个社区。样本对北京市城八区的外来农民工有代表性。

（二）样本基本描述

此次调查共调查农民工家庭８４３户，本调查表中涉及的人口信息共有３４２２人，其中在调查时点居住在北京的有１８２２人，居住在务工经商者老家的有１４７９人，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有１２１人。针对农民工个人详细信息及价值取向调查的ＲＳＩ（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８４３份，其中个人就业史数据信息完整的有７２８人。

７２８名农民工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６０．８％和３９．２％。按年龄分类，２５岁以下、２６￣３５岁和３５岁以上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访者的３３．８％、３６．３％和２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