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与前景理论、海纳模型
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 讨的永恒主题。 • 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 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 • 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 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 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 这么一条主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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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二）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原理 • 这种道德原则就是“功利主义”，在《道德与立 法原则导论》一书中给出了功利主义的概念： • 他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的幸福 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这种幸福的倾向，来 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 • 任何法律的功利，都应由其促进相关者的愉快 、善与幸福的程度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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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二）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原理 • 边沁的伟大梦想就是：建立一种完善、全面的 法律体系，一种“万全法”（Pannomion）。 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 每个角落，并要澄清英国法中“普遍性的不准 确与紊乱之处”。 • 边沁不仅仅提议了很多法律和社会改革，更阐 明了这些法律所基于的潜在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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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 (三）穆勒的功利主义幸福理论 • 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 “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 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 足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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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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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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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行为经济学四大理论
哈喽，诶瑞巴蒂！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些与行为经济学有关的知识。
行为经济学产生了4个重要的理论或者说4个结论：前景理论(或视野理论)(Prospect Theory)、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过度反应理论(Overreaction Theory)及过度自信理论(Over confidence Theory)。
1 前景理论很多学者研究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提出的模型非常多，其中最常用的被接受的理性选择模型是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53)发展的财富预期效用理论。
该理论提供了数学化的公理，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型(解决了当人们面对风险选择时他们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应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该理论遇到了很多问题，它不能解释众多的异象，它的几个基础性的公理被实验数据所违背，这些问题也刺激了其它的一些试图解释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行为的理论的发展。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
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
（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2 后悔理论（遗憾理论）遗憾理论认为个人评估他对未来事件或情形的预期反应。
贝尔(Bell, 1982)将遗憾描述为将一件给定事件的结果或状态与将要选择的状态进行比较所产生的情绪。
例如，当在熟悉和不熟悉品牌之间进行选择时，消费者可能考虑选择不熟悉品牌造成效果不佳时的遗憾要比选择熟悉品牌的遗憾要大，因而，消费者很少选择不熟悉品牌。
经济学中的“幸福”及其测度
态， 它的十分强健的或安乐 的状态。” 弗洛伊德认为 ：我们所说 “
的幸 福 （ 当突然 地 ） 生于 被 深 深 压抑 的那 些 需 要 的满 足 。 ” 相 产
在经济学 中， 效用 （ｔｉ ） ｕｉｔ 和福￣ （ ｌｒ） ｌｙ １Ｗｅａｅ都是对个体主观 ］ ｆ 幸福 的描述 ， 从本质上讲 ， 它们 是同义词 ， 它们 指的是人追求的 利益 ， 人对生活的评价 ， 它们 类似 的还有满足感（ａ ｓｃ ｏ ） 和 Ｓｔｆ ｔ ｎ ， ｉａ ｉ 都 是在 不 同理 论体 系背 景 下对 个体 幸福 的测 度 ， ｃａ Ｒｉ ｒ Ａ ｈｄ Ｅ ｓｒｎ 曾说“ ａ ｅｉ 就 ｔｌ 康乐、 效用 、 幸福 、 生活满意度及福利这几个术 语中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 但是 ， 它们对 一般 的经济学者而 言
标被 定 义 为“ 国裕 民 ” 边 际 效用 论 者 利 用 效 用对 幸 福进 行 衡 富 。
士多德 （ ｒｔｔ ） 《 Ａｉｏｌ 在 尼各马可伦理 学》 Ｎｉ ｍａｈａ ｔｉ ） ｓ ｅ （ ｃ ｃｅｎＥｈ ｓ里 ｏ ｃ 对于“ 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 ， 什么是我们 应该追求的幸福” 有详尽系统 的论述 ，这种论述大 体上可 以代表他那 时有教育 的、 有阅历的人们流行 的观点 ， 其后 几千年西方 的思 想界产 对 生了深厚 的影响 。亚里士 多德认为 善就是幸福 ， 那是灵魂的一 种 活动 ， 应与灵魂 的两个部分（ 相 理性 的与非理性 的）就 有两 ， 种德行 ， 即理智的与道德 的。德性 是自足的 ， 因而人具有德性就
一
亚里士 多德 的幸福论和德行 、 性 、 理 社会或 生活的客观 内 容 相联系 ， 在哲学史 中一长 串的有关 幸福 的理论体 系 中， 它是 完善论 （ 也称幸福主义 ，ｕ ａ ｎｃ ｌｂｉｇ 幸福观 、 Ｅ ｄｉ ｉＷｅ ｅ ） ｍｏ ｌ ｎ 客观幸 福观和理性幸福观 的典型代表。他强调幸福不是身体感官的满 足 和愉 悦 ， 而是德性和 善等 ， 代的 自我实现论 （ｅｌｖｒ ｉ － 现 ｓ ｓ ｅｗ ｒ ｂｔ ｋ ｌｈ ｎ ） ｉ ｕ ｇ就是其典型的发展和代表。 ｃ 经济学 中福利的客观衡量思 想或多或少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 ， 即从可 以带 来幸
专题一：人生的幸福与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学家罗伯特· 弗兰克提出了“平行世界理论”：最初，随着收入的 增加，幸福感会迅速增加，越有钱越幸福；然而存在某一个点，当收入超 过这个点时，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可能出现减少 的情况（在追逐成功的重压下，他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幸福的感觉）。
时间资源在闲暇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分配
一、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棘轮效应”
人们的收入提高与幸福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随着收入的提 高，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吗？ 在早先主流经济学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的假设中，收入和幸福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这种 关系的走向一致：收入越高，幸福越大。这种假定，是我国在一段时间内“以GDP为 本”的病根，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曾有过这种认识误区。 很早就有人对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这种假定提出异议。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理论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幸福水平相关性不大。特别表现在，历史纵向地看，经济发达国家 的GDP越来越大，但民众幸福指数并没有提高；国别横向地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 幸福水平反而低于经济发展中国家。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和幸福水平之间存在着“棘轮效应”。“棘轮效应” 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研究。在这种模式中，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每年 都会上升，这种上升趋向所带来的后果被通称为“棘轮效应”。 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首次提出相对收入假说理论时，借用了“棘轮效应” 来描述消费的不可逆性。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消费是可逆的，收入水平的变动必然引起消 费水平同方向的变动。针对这一点，杜森贝里提出修正意见，认为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不 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性的计划，它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 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个人在收入最高时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的影响。人的消费 习惯养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但难于向下调整。 收入和幸福间的“棘轮效应”表现为，民众更向往从穷国流向富国、从乡村流向城市。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幸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关注点。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经济学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幸福的问题。
在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
那么，幸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理论基础：从传统经济学到幸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而并非以衡量人民幸福为依据。
这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它可能导致环境破坏、资源耗尽以及社会贫富分化。
相比之下，幸福经济学强调平衡人口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宗旨，它考虑到人口的发展和环境的质量，认为衡量幸福需要用人民生活质量来评价。
二、实践探索：从幸福基础设施到幸福城市幸福经济学理论不断得到实践中的推广与落地。
幸福基础设施优先建设是目前广泛推行的幸福经济学实践之一，其中包括口罩工厂、疫苗生产基地等，这些新领域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出口并创造廉价商品等多种好处。
再例如，全球华人民间机构“幸福村镇”倡导的幸福城市概念，颠覆了城市规划中以发展规模为核心而忽略实际民生的观念，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一定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建立了社会服务网络、打造公共空间、支持社会组织等方面。
三、实例分享：四川仁箐镇幸福的案例四川省西昌市仁箐镇是国内首批发展幸福经济的典范之一。
这个小镇上，人们不再强调规模和赚钱的问题，而是关注人民实际生活质量。
生活中长时间的记忆、内心的欢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市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等都变成了关注重点。
在制定镇域发展规划时，政府采纳了民众意见，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寻找适合本地特色的发展方向，注重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同时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需求。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展示出了经济学健康发展的理念。
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不再着眼于单独的经济发展，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整体的生活幸福之上，我们发现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人际和谐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另一方面的核心关注点。
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笔记
《行为经济学讲义》笔记（1）一、导论：1、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经济学+心理学），没有现成的教材，并且变化很快。
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合作可以可能。
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合作。
2、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多因多果，不是单因单果。
人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群体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公共社会现象是从个体行为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秩序。
3、物体运动是质点的几何运动。
行为是生命的行为，只有生命才具有行为。
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4、选择：将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方案作为一个集合，将可选方案对应的各种目标作为另一个集合。
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个映射，称为“选择”。
选择通常不是两难的。
5、判断：两难情境内作出选择。
在西蒙模型中，分为两种情况：（1）是在同一个类型中的选择，因为容易对比优劣，容易选择。
（2）是在不同的类型中的选择，因为不容易对比，所以通常难选。
比如：我是去旅游，还是换一份工作。
判断的目的：是追求价值。
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判断，是在不知道如何选择时作出的决断。
6、文学的特征：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不可验证。
7、经济学千招万式化为一式，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最优选择。
约束条件比如：道德、法律、诚信、幸福感。
将成本与收益实现均衡、道德与幸福实现均衡。
道德是一种成本，幸福是一种收益。
违反道德影响内心幸福感。
幸福感由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情感组成。
道德、信仰，要么全有，要么全有。
不会有49%的信仰，51%的信仰。
8、关于“偏好”，怀特海有个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表达是指：在自我意识中进行体现，感受到外界事物的重要性。
我意识你的存在，我感受到你的重要性，我进行了理解。
9、价值：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
故，每个人赋予同一事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10、成本：就是在可选方案中被放弃的那些方案手段以及对应出现的目标与价值。
11、自我意识：外部的重要性在脑海中的表达与反应。
幸福经济学
和往常一样，我在星巴克里享受着下午时光，这里有柔和的灯光，面带微笑的服务生和穿着时尚的男男女女们。
最近对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我们的生活，汽车上、地铁里、餐馆里到处是谈论经济危机的人们，在书市、报亭也不例外，凡是与经济、金融有关的书，似乎一夜之间就多了很多，每个人都能说一些关于经济的名词。
一心想成为有钱人，这大概是社会中每个人的真实想法。
因为除非你疯了，否则没有人想过贫穷的生活，有了钱，你可以用名牌时装打造你自己，可以和女友去马尔代夫感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神秘的经济学但对钱的兴奋轻而易举的就扼杀了我们对“爱”，“友情”的渴望，而且真正当财富到来的时候，我们却总是失之交臂。
目前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多做功课，让钱追你而来，这里的功课就是经济学，因为英国文豪肖伯纳说过一句经典的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通俗的说，经济学更是一门帮助你思考的学问，它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因为，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择。
……例如对于准备上学得学生，利用机会成本你知道高中毕业时应该选择读大学还是读中专，成本收益分析会告诉你该出国还是在国内读大学，边际效用理论能帮你分析出该读几年，比较优势理论则能帮你决定读什么专业并如何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工作。
最直观的也是最密切的就是与钱有关的各种经济决策，经济学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最好的消费者，可以让你在商场、超市中清醒的根据自己的意愿消费。
宏观经济和金融学知识则能帮助你在股票、基金投资中提高获胜的概率。
即使这些你都不关心，作为合格的公民，在你掌握了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你就能够对政府赤字、税收、自由贸易、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等问题作出判断。
知道了这些，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经济学是西方大学里听众最多的选修课。
希望在读了我写的东西之后，你们可以走进超市，发现各种促销手段其实都是诱使你多花钱的花招;搜集一下最近的报纸，会发现经济新闻比娱乐新闻更有看头;无论是投资股票、基金还是不动产，你都会更加游刃有余。
第4讲 幸福经济学
一、引言（一）归根到底，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不是金钱。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
（二）边沁1、功利原则：“善”就是最大地增加了幸福的总量，并且引起了最少的痛楚；“恶”则反之。
快乐就是好的，痛苦就是坏的，因为人的行为都趋利避害。
所以，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这就是著名的“最大的幸福原则”。
边沁认为，凡是能够减轻痛苦增加快乐者，在道德上就是善良，在政治上就是优越，在法律上就是权利。
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
2、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情感的权衡来测定。
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及社会的苦乐趋势。
但是，由于边沁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三）后来的经济学并没有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
他们将注意力投向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诸如国民收入等方面。
经济学家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
从此，幸福就退出了经济学的视界。
在边沁基础上，经济学家们不断修正了幸福公式，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在某一个阶段可以认为欲望是有限的、既定的，人的幸福就取决于效用，幸福最大化就是效用最大化。
收入越多，购买的物品越多，得到的效用也越大。
二、影响幸福的因素1.财富与幸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量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不超过2%。
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而增进人们的福利。
但事实上，物质财富的增加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人们的幸福。
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一文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
第二章 幸福经济学
过了半天，穷人又来到智者这里。 智者发现，穷人这次是一路跑来的，满 脸红光，兴奋难抑。穷人紧紧握住智者的 手，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得开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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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幸福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 是与先前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的一种 比较。 幸福=
效用
欲望
使幸福增加的有效方法是： （1）欲望不变而提高效用 （2）清心寡欲
对效用的理解——《傻子地主》
从前，某地闹起了水灾，洪水吞没了土地和房屋。人们 纷纷爬上了山顶和大树，想要逃脱这场灾难。 在一棵大树上，地主和长工聚集到一起。地主紧紧地抱 着一盒金子 ，警惕地注视着长工的一举一动，害怕长 工会趁机把金子抢走。长工则提着一篮玉米面饼，呆呆 说明效用会因时而异。 地看着滔滔大水。除了这篮面饼，长工已一无所有了。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 几天过去了，四处仍旧是白茫茫一片。长工饿了就吃几 口饼，地主饿了却只有看着金子发呆。地主舍不得用金 子去换饼，长工也不愿白白地把饼送给地主。 又几天过去了，大水悄悄退走了。长工高兴地爬到树下， 地主却静静地躺着，永远留在大树上了。
20
• • • • •
北京市统计局2006年对市民幸福感调查的结果显示： 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幸福感随着收入的提高 而迅速提高； 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呈波状上升； 5000元至7000元中等收入时，幸福感最强； 7000元后，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却在下降； 当月收入达到两万元以上时，调查显示，他们并不 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幸福感，在追逐成功的“重压” 下，他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幸福的感觉。
第二讲 幸福经济学
• 一、幸福离不开经济学 • 二、有钱就一定幸福吗？
1
一、幸福离不开经济学
思考：幸福是什么？
前景理论
战略决策
前景理论还应用于战略决策领域，解释了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以 及战略实施后的绩效和风险评估。
05
前景理论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理论完善与拓展
01
总结前景理论在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多个
学科领域的应用，分析其贡献和局限性。
02
探讨前景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方面的优势和不
案例三：组织行为中的前景理论应用
前景理论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关注于个体对成功和失 败的权衡，预测和解释组织成员的工作表现和决策行为 。
在组织行为中，前景理论可以解释组织成员的工作表现 和决策行为。例如，组织成员在面对可能获得晋升但同 时可能失败的风险时，会根据对成功和失败的权衡来决 定是否接受挑战。前景理论预测，组织成员对于失败的 敏感度要高于对于成功的敏感度，因此在面对可能失败 的情况时，组织成员更倾向于选择避免接受挑战。
价值感受与决策过程是相互关联的。 一方面，价值感受可以影响人们的决 策过程，例如通过影响人们的判断和 偏好来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另一方 面，决策过程也可以影响人们的价值 感受，例如通过改变人们的期望和目 标来影响最终的价值体验。
03
前景理论的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
确定研究目的
明确研究的问题和目标，为实 验设计提供方向。
选择参与者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参 与者，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
设计实验场景
构建一个与现实相似的场景， 以便参与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体验实验。
选择刺激物
选择与实验目的相关的刺激物 ，如图片、声音、物品等。
数据收集与分析
收集数据
通过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 。
数据编码
将数据转化为可以进行分析的格式，如将答 案转化为数字。
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精心整理
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幸福是一种主观评价。
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的食品、清洁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
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
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
然而，面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为什么还
还不止一台，但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增加多少，人们对电视节目的抱怨反而更多了。
再如，在经过长期“大锅饭”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奖金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幸福感；但在２０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对奖金习以为常，奖金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已经
大大地减弱了。
这表明，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新的起点就会有新的期待，
而期待与现实情况的差距会降低幸福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期待，那么，继续发展经济能解
决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问题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不能完全解决。
因为人们
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物质财富，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
拥有物质财富不等于实现了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
如果这些非物质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二是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使大家机会均等、各得其所。
三是加强宏观调控，使收入
差距既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能较为普遍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四是使人们能够
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
五是引导人们逐渐适应新的体制机制和条件环境。
前景理论讨论总结范文
一、引言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于1979年提出。
该理论以心理学为基础，试图解释人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
本文将就前景理论的提出背景、核心观点、主要贡献及其在我国的应用进行总结。
二、前景理论的提出背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被假设为理性人，他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能够做出最优决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与这种理性假设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前景理论。
三、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前景理论认为，个体在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1. 确定性效应：与确定性结果相比，个体会低估概率性结果。
即当个体面对确定性收益时，会表现出风险厌恶；而当面对确定性损失时，会表现出风险寻求。
2. 孤立效应：当个体面对不同前景的选项时，会忽视所有前景所共有的部分，仅关注差异部分。
这导致当前景的描述方法改变时，个体决策者决策的变化。
3. 反射效应：当个体面对收益和损失时，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
即当收益相同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选项；而当损失相同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大的选项。
四、前景理论的主要贡献1. 修正了传统效用理论的理性假设，揭示了人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心理因素。
2. 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3. 为决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五、前景理论在我国的应用1. 政策制定：前景理论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
2. 企业管理：前景理论为企业提供了决策参考，有助于企业在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做出明智的选择。
3. 金融领域：前景理论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评估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六、结论前景理论为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
幸福经济学
二、幸福的经济学定义
幸福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的感受，是与先前的生活，与 周围人的生活的一种比较。 幸福=效用/欲望 从幸福的经济学公式中我们可以 看到，要想提升幸福感，可以通过 两种途径，一是提高效用，二是降 低欲望。
5பைடு நூலகம்
效用是什么？
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 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 那他就比我幸福。 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 那他就比我幸福。 我想上茅坑，只有一个坑，你蹲那 了，那你就比我幸福……
3
一个智者的主意
从前，有个穷人，家里有妻子和和几个孩子，还有儿 媳、女婿，一大群人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吵吵 闹闹，他感觉快崩溃了。便去求智者帮忙。 智者告诉他：“你去买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群鸡鸭、 几只猫和狗，与这些动物住上一周，一周后你再回来找 我，保证你一定会感到幸福快乐。” 穷人很高兴，立马去买了这些动物回家，跟家人一 块住，第二天，他就受不了了，来跟智者诉苦：“太吵 了，受不了。”智者说，这才刚开始，你再忍耐两天。 穷人无奈回去，过两天跑来求助智者：“怎么办？我的 家具都被牛羊踢坏了，锅碗瓢盆都被猫狗挠坏了，粮食 都被鸡鸭偷吃了！”智者说，那你把这些动物都卖了。 穷人高兴地立刻照办，动物一离开，穷人就飞奔过来感 谢智者：“安静多了，我现在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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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把幸福经 济学看成新的经济学范式，把主客体关 系看成是基本的对称经济关系，把幸福 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 展的目标，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 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10
（
二）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幸福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 经济学和价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 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 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 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 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 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 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 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值经济学范式。
最新-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透析 精品
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透析幸福理论主流经济学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参照赫希曼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
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
斯密师徒及好友一干人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
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
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
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
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
幸福经济学与前景理论_海纳模型_费云舒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we，Volume 73， Issue 4 （ Sep． ， 1983） ，560 － 595 注解： ① 走向一种幸福经济学，马克 · 安尼尔斯基，何 海 源 译，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 年 10 月 ② Ｒichard A． Easterlin，A puzzle for adaptive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③ 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任海燕、傅 红春，［J］ 江海学刊，2012． 1 ④ Ｒobert Frank，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 ⑤ Ｒichard Lucas，Adaptation and the set － 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⑥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 ［J］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57 页 ⑦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 ［M］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31 页 ⑧ 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 著， ［M］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41 页
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初始设置了一个幸福 水平，短期来看幸福感上下波动回落，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会 让这个水平恢复到初始值。这个解释的心理学基础是心理适应 性理论，个性和基因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偏离与恢复。卢卡斯⑤ 进一步指出，幸福定位点会被重大事件影响而变动，比如离婚、 失业。我不太接受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形成的 “享乐疲 劳” 理论，即更高的收入只是使人短暂地快乐，然后又迅速回 到以前的状态，并迫使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收入并使自己始终 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其实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贝克尔和拉尤 的修正，如果自然演化最终选择了 S 形的幸福函数，就可以解 释享乐突然出现迅速增加的幸福感。⑥ 因为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 加，工作和闲暇的分配有了相对灵活的调整空间，相对而言不 必为了一些收入而放弃闲暇。对幸福悖论的讨论还涉及到了社 会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而得到正的幸福效应， 是因为他们会因为收入增加而改善人际关系，有助于培养友情， 极端的贫困对人际关系造成威胁。高收入者恰恰相反，他们有 更大可能为了获取财富去损害与他人关系，因而得到负的幸福 效应。
幸福经济学 经济学概念
幸福经济学经济学概念幸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幸福感受和生活质量。
它通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如何创造更为幸福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一、幸福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幸福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阿伯拉姆·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每个层次的需求都有不同的优先级。
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人类的幸福感受和内在需求，后来发展成为了幸福经济学这一学科。
幸福经济学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较为成熟，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成立了幸福经济学研究中心。
在中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国内多所高校也开始开设相关课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幸福感受的测量幸福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先对幸福感受进行测量，这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
问卷调查的问题通常包括对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受、快乐感受、自我评价等方面的提问。
2. 幸福感受的影响因素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探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社会因素包括家庭、朋友、社交网络等；环境因素包括城市环境、自然环境等。
3. 幸福感受的提升策略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探讨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受。
这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改善环境、提升教育水平等方式来实现。
例如，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城市环境、加强社会福利等都可以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受。
三、幸福经济学的意义和价值1. 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幸福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使得人们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幸福，将人类的幸福感受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
2. 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还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幸福经济学论文报告
幸福经济学论文报告幸福经济学 (Happiness Economics) 是一门研究人类幸福感、生活质量和经济状况之间关系的新兴领域。
本文旨在探讨幸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成果，并讨论幸福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幸福经济学源自于传统经济学对于福利经济学的扩展，认为人类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仅受物质财富影响，还受社会关系、健康状况、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非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
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调查、客观幸福感指标分析、幸福感影响因素识别等。
通过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者可以了解人们对于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通过客观幸福感指标分析，可以从经济、健康、教育等方面量化幸福感；通过幸福感影响因素识别，可以找出影响人类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三、幸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当前已有大量幸福经济学实证研究成果表明，物质财富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线性关系，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带来更高的幸福感；相反，社会关系、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
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注重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加强社会关系建设等，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四、幸福经济学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不仅应关注经济增长、财富积累，还应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促进幸福感增长的政策，如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教育体系等，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也可以通过提升员工福利、加大社会责任投入等来提高员工幸福感，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综上所述，幸福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幸福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更有效的政策和管理建议，对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幸福经济学的理解，助力构建更加幸福美好的社会。
(幸福学课件)第五讲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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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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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富增长的可能代价
财富增长被关注而代价被忽视的原因：
物质财富具有可见性，而为财富增长所付出的代 价是可见性低
物质财富具有可比性，人们更倾向于就财富进行 社会比较
物质财富具有可测性，政府为保有执政的合法性 而倾向于追求和宣扬物质财富的增长
物质财富具有可交换性，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 而过度渲染物质财富的重要性
第五讲 幸福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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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经济学迷思 二、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三、财富增长的可能代价 四、财富增长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五、财富增长对消费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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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迷思
1、经济学家的初衷
财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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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对此莱恩解释说，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 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 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 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 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 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 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 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地步。
6、由于原有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惯性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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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贱夫妻中500万后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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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富对幸福的正面效应
财富为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提供物质 基础，但对不同需要的满足产生的影 响有别。
➢ 对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有显著正效应 ➢ 对更高层次的需要如社交需要、尊重需要
幸福经济学1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V ol.55(2004)319–342Does happiness pay?An explor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RussiaCarol Graham ∗,Andrew Eggers,Sandip SukhtankarEconomic and Governance Studies Program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775Massachusetts Avenue NW,Washington,DC 20036,USAReceived 18June 2002;received in revised form 6June 2003;accepted 19September 2003Available online 24July 2004AbstractWell-being research has supported the common sense view that income,health,and other factors affect happiness.We use panel data from Russia to assess the reverse causation —that happiness itself affects income,health,and other factors.We find that people who had higher “residual happiness”in 1995–people who were happier after correcting for the usual determinants of well-being –made more money and were in better health in a survey 5years later.Psychologists attribute a large part of well-being to factors such as self-esteem and optimism.The same factors appear to influence individuals’wealth and health.©2004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JEL classification:D31;I31;J39Keywords:Happiness;Income;Inequality;Expectations;Cognitive biasThe study of happiness,or subjective well-being,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behav-ior is a fairly new area for economists,although psychologists have been studying it for years.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highlight the non-incom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behavior.For example,cross-country studies of happiness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 that after certain minimum levels of per capita income,average happiness levels do not increase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address:cgraham@ (C.Graham).0167-2681/$–see front matter ©2004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doi:10.1016/j.jebo.2003.09.002320 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as countries grow wealthier.1Within societies,most studiesfind that wealthier individuals are on average happier than poor ones,but after a minimum level of income,more money does not make people much happier.2Because income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n-dard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of well-being,thesefindings have theoretical,empirical,and policy implications.Some of the earliest economists(such as Jeremy Bentham)were concerned with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As thefield became more rigorous and quantitative,how-ever,much narrower definitions of individual welfare,or utility,became the norm,even though economics was still concerned with public welfare in the broader sense.In addition, economists have traditionally shied away from the use of survey data because of justifiable concerns that answers to surveys are subject to bias from factors such as respondents’mood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and minor changes in the phrasing of survey questions.3Thus, tradi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focuses on actual behavior,such as revealed preferences in consumption,savings,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individu-als rationally process all the information at their disposal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4More recently,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begun to have influence at the margin,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conomists supplement the method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more common to economists with those more common to psychologists.5Most 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ies heavily but not exclusively on surveys and combines methods from both professions.Typically,the questions are very simple ones about how happy or satisfied respondents are with their lives,with responses ranging from not very or not at all to very or fully satisfied.6While there are justified criticisms of how accurate such questions are in assessing life satisfac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re is remarkable consistency in the patterns generated by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ggregated across populations and over time.In addition,a number of psychologists have been able to“validate”the use of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other measures,for example,by showing that individuals who answer happiness questions positively also demonstrate other measures of positive affect,such as smiling more frequently.71Easterlin(1974).2See,among others,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9),Diener(1984),Frey and Stutzer(2002),and Graham and Pettinato(2002a).A contrasting view,in a study by psychologist Bob Cummins(2000),starts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held within a narrow range determined by personality and that it then is influenced by a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including income.This study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people who are rich,those who are of average Western incomes,and those who are poor.They also note that the effects of income are indirect(i.e.in terms of the other resources that income allows people to purchase,ranging from better health to nicer environments).3For a critique of the use of survey data,see 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1).4Assumptions about how much information individuals have and how they process it have become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over time,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bounded rationality.With bounded rationality,individuals are assumed to have access to local or limited information and to make decisions according to simple heuristic rules rather than complex optimization calculations.See Conlisk(1996)and Simon(1978).5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ign of support for this line of work was the granting of the2002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to Daniel Kahneman,a psychologist.6Most surveys use a4-point scale,although more recently psychologists have begun to advocate the use of either7-or10-point scales as more accurate.7See,for example,Diener and Biswas-Diener(1999).More recently,Kahneman has been conducting studies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positive affect from those of life satisfaction at the Center for the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321Recent work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both economists and psychologists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eemingly non-r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Examples of such be-havior are the contrast between predicted and experienced utility,such as individuals valuing economic losses disproportionately more than gains;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o demon-strate wealth at the margin;and/or the contrast between observed time preferences and the standard economic analyses of discounting.8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uch behavior helps explain unusual patterns in consumption and savings,in voting,in the structure of redistributive policies,in attitudes about insecurity and social insurance,and in support for particular economic policies,among others.9An important unanswered question in much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n other words,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cause and effect with many of the variables that are at play,and in many cases they may interact.For example,are married people happier,or are happier people more likely to get married?Are wealthier people happier,or are happier people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and earn more income over time?Similar questions can be posed in a number of areas,including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happiness,between happiness and support for market policies and democracy,and happiness and tolerance for inequality.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question,our primary objective in this paper,will help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policy analysis.One of the primary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this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s the lack of adequate data.Most of the happiness research is based on cross-section data,whil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we need panel data(i.e.surveys that follow the same people over time.Such data are particularly rar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A few isolated studies by psychologists in the US and Australia indicate that happier people earn more income in later periods than do their less happy cohorts,10yet for the most part,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not addressed these questions.We take advantage of a large panel for Russia,the Russia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RLMS),that covers an average of almost13,000Russians per year from1992 to2001and from which we create a panel dataset containing data in1995and2000.11 Study of Well-Being at Princeton.He presented preliminaryfindings at a Center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seminar at Brookings,February2002(Kahneman et al.,2002).Psychologists ten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while economists tend to use the terms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interchangeably (as we do in this paper).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ponses to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questions,meanwhile, tends to be on the order of0.95.8See Kahneman and Tversky(2000)and Thaler(2000).9Another of the many important insights from the happiness research i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daptation and rising expectations.As individuals(and those in their reference group)earn more income,their expectations also rise or adapt.Thus,higher levels of income are needed to achieve the same levels of well-being(the so-called “hedonic tread mill”).This literature is summarized in Graham and Pettinato(2002a).Adaptations can also adjust downwards,as in the case of health and aging.Several studies show that individuals adapt to changes in health status such as the onset of a serious disease by changing their reference point for“good”health,and,after a temporary drop,continue to evaluate their well-being at the same or similar levels as before.See Groot(2000). 10These effects seem to be more important for those at the higher end of the income ladder.See Diener and Biswas-Diener(1999).11The RLMS i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anel study for Russia,carried ou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nd with funding from US AID among others.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urvey322 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Summary statistics are given in Table1.)Among many other questions,there is a standard happiness question in the RLMS that asks“to what extent 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life at the present time,”with possible answers being“not at all satisfied,”“less than satisfied,”“both yes and no,”“rather satisfied,”and“fully satisfied.”12Data such as these,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both happiness and income for the same respondents at more than one point in time,are extremely rare.One drawback of the dataset, however,is that it covers a time period in Russia when there w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at affected many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well-being.This is a context which is much more typical of economies in transition,therefore, than of more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On the other hand,the instability in economic conditions provides us with a better than average reference point for assessing stability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levels that is independent of changes in economic conditions.We depart in this study from earlier analysis by Graham and Pettinato which compares happiness in Latin America and Russia.In contrast,we analyze happiness data on the same individuals for two points in time and examine a number of questions in which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s not clear from cross-section data alone.13Our central goal is to test whether people who reported higher happiness in1995than would be expected based on their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red differently in2000than others.Presumably,these differences are due to psychological or other non-economic or demographic factors.The purpose of this exercis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differences, appearing in people’s reported happiness levels in thefirst period,have effects on outcomes such as income,marriage status,and employment in the second.Psychologistsfind that there is a remarkable degree of consistency in people’s level of well-being over time.They attribute this stability in happiness levels to homeostasis,in which happiness levels are not on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ce,but also controlled by positive cognitive bias such as self-esteem,control,and optimism.14We use our panel data to create a“residual”or unexplained happiness variable,which is an attempt to capture or proxy this psychological element of happiness.We can then test whether it has causal properties in addition to the observed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on future income.Of course,some of what is captured by our residual term could well be other unobservable socioeconomic,demographic,or stochastic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unrelated to cognitive bias.It remains to be seen to what extent the causal properties of unexplained happiness depend on cognitive bias as opposed to other unobserved factors.can be found at /projects/rlms/.Critics of the survey question its degree of representativeness. Accepting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may have validity,we believe it is an extremely valuable dataset.12Two possible problems with the question,however,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are that the question allows respondents to have a neutral option,skewing responses to the middle of the distribution,and the ordering of the question in the survey.Rather than asking the happiness questionfirst in the survey,before respondents are given a chance to evaluate other aspects of their life,the RLMS happiness question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survey, after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occupational and income status,possibly skewing the responses negatively.13The2000results were not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that analysis.See Graham and Pettinato(2002b).In addition, 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had a special issue on happiness in Russia(vol.2,no.2,2001)that w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separate panel of households,the Russet panel,which ran from1993to1995.The articles in that volume tracked changes in happiness over time,but did not attempt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happiness on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income.See,for example,Veenhoven(2001).14See,for example,Cummins and Nistico(2002).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323 Table1Variable means,standard deviations(in parentheses)and definitionsVariable19952000DefinitionHappiness2.209(1.06)2.355(1.08)To what extent are you satisfiedwith your life in general at thepresent time?(1=not at all,5=fully)Age40.673(19.17)45.677(19.17)Age of respondent at time ofsurvey in yearsAge-squared2104.208(1674.04)2453.682(1822.74)Age in years squaredLog equivalence income 7.873(0.86)7.826(0.81)Real household income in1992rubles/square root of the numberof people in the householdEducation level8.684(2.17)8.741(2.15)School grade level completed(0–12)Amount of drinking 2.329(1.21)2.353(1.25)How often have you usedalcoholic beverages in the last30days?(1=once,6=every day)Male0.422(0.49)0.422(0.49)Gender dummy(1=male) Minority0.164(0.37)0.164(0.37)Minority dummy(1=minority;non-Russian)Married0.599(0.49)0.542(0.50)Marital status dummy(1=married)Student0.169(0.37)0.116(0.32)Employment status dummy(1=student a)Retired0.236(0.42)0.305(0.46)Employment status dummy(1=retired)Housewife0.043(0.20)0.033(0.18)Employment status dummy(1=housewife)Unemployed0.064(0.24)0.085(0.28)Employment status dummy(1=unemployed)Self-employed0.011(0.11)0.012(0.11)Employment status dummy(1=self-employed)Health index0.838(0.22)0.82(0.22)Index of three equally weightedquestions(0.33=yes for eachquestion):Have you in the last30days had any health problems?Have you been in the hospital inthe last3months?In the last30days did you miss any work orstudy days due to illness? Smoker0.247(0.43)0.28(0.45)Smoker dummy(1=yes answer toquestion“Do you now smoke?”) Observations52695269In a paired t-test,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1995and2000means was significant for all variables except male and minority(unchanging),self-employment,education level,and amount of drinking.Source:RLMS Round6 and Round9data,authors’calculations.a The drop in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were students is a result of the aging of the respondent pool. Our dataset consists of5269people who responded to the survey in both1995and2000.Since our youngest respondents are10years old in1995and15by2000,there is a greater student population in thefirst round of the survey.324 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 Our analysis,afirst attempt to examine these questions in detail with this kind of data, has an exploratory element.Wefirst use the standard variables to explain as much as we can about happiness levels at a given point in time.We take advantage of having two observations on the same people to see whether there are any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these variables over time.We then correct for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traits or characteristics(for example,happier people may be more likely to get married rather than marriage enhancing happiness)by using panelfixed effects to see if changes in individual status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results.We then turn to the effects of unexplained or residual happiness on our key variables,such as income,health,and marital status.1.Russia in the1990sAny attempts to generalize from analysis based on Russia in the1990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r reaching nature of the changes in that country’s economy and polit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decade.During that period,Russia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and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a free market,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 democracy.15At the same time,much of its large federation(which was part and parcel of its status as a superpower)was parceled into a number of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The transition had high social costs,with some of the worst losers being pensioners and others onfixed incomes.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creased markedly.Depending on the data sources,the prevalence of poverty in Russia was between22and33percent in2001, while the Gini coefficient increased from0.29to0.40between1992and1998,with some estimates as high as0.48,a level comparable to some of the most unequal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16An additional shock,particularly to those onfixed incomes,came from a financial crisis and sharp devaluation of the ruble in August1998.The devaluation,in which the ruble fell to25percent of its previous rate against the US dollar,was accompanied by fiscal austerity.17Since the crisis and devaluation,Russia’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positive growth rates for several years in a row.However,a large part of Russia’s economy remains“virtual,”outside the monetary,market economy.Numerous city-sized factories throughout Russia conduct a large share of their transactions on a non-monetary basis.Their workers in turn receive their wages and benefits in kind.To survive,Russians engage in extensive self-subsistence activity,beginning with food production.Russians(and this includes not only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middle-class urban professionals such as scientists,doctors,and military officers)produce an astounding50percent of the nation’s meat supply and80 percent of all vegetables and fruits on their family garden plots.18Russia’s“virtual”economy acts as a de facto safety net,limiting the impact of devaluation-induced price changes on the average consumer at the time of devaluation,for example.15This is Freedom House’s classif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Russia in2002.16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thesefigures,in part due to problems with accurate over-time data.These figures are from the World Bank(.ru).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ee,for example, Ferrer-i-Carbonell and Van Praag(2001)and Klugman and Braithwaite(1998).17See Gaddy and Graham(2002).18For detail on this,see Gaddy and Ickes(2002).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325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the extent to which Russia’s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has been a success and whether the pace and sequencing of reform was appropriate.This is a debate that is well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19However,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our panel data cover a period of extens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and the effects of those changes have not been even across individuals and across economic sectors.These, in turn,could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well-being.There are some peculiarities in the data that seem to reflect the reality of the Russian situation,both in terms of a large black market and a large barter or virtual economy.20For example,we had54observations from respondents that reported zero household income, yet the results of our econometric analysis including these respondents produced results that were quite counter-intuitive,such as a consistently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sign on the zero income dummies in relation to both future happiness and future income.About half of the zero income respondent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employed.It is quite plausible that they are earning substantial income on the black market that they are reluctant to report and/or have earnings in kind.These earnings still have effects on their well-being,but do not show up as reported income.21Another caveat is that all panel data suffer from attrition bias.Those on the extreme tails of the distribution are the most likely to drop out of the panel,as the wealthiest may mov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and the poorest who“don’t make it”may move in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or opt for other kinds of coping strategies.Thus,panels can be biased in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all income groups.In the case of Russia,with extreme level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it is plausible that this attrition occurs more than it would under more stable circumstances.Our analysis of the data,however,find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respondents in the panel and the entire group of respondents in the original1995survey,at least as measured by age,education,income,gender,marital status, and happiness.22A second problem,measurement error,involves possible error stemming from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measuring the incomes of those individuals who work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or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As noted earlier,this informal sector is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in Russia.2319For a critical view,see,for example,Stiglitz(2002).For a more optimistic view,see˚Aslund(1995).20For a description of Russia’s“virtual economy,”see Gaddy and Ickes(2002).21We initially attempted to include these respondents by adding1to each of the54observations that reported zero household income in order to take a log and include them.We also created a dummy variable for these respondents in order to control for any effects that were specific to them and/or that result from our arbitrary specification of their income level(adding1).We also substituted this specification with a Box–Cox income variable transformation,but found that it did not have a(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betterfit than did the zero-plus-one logarithmic specification with zero income dummies.Including them produces skewed results(for example, log income in1995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g income in2000).Since they comprise only54observations in a sample of over5000,we chose to drop them and to use a simple log equivalence specification throughout the analysis.Results of this econometric analysi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s on request.22Results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s on request.23We attempted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in our sample by creating dummy variables for the54respondents that report zero income.Rather ironically,at least half of these respondents display other traits that suggest they have substantial assets if not monetary income(discussed further).Because of this,including them often skewed our econometric results and thus we did not include them in most of our analysis.326 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Fig.1.Happiness and income per capita,1990s.There are also concerns that because of Russia’s political legacy,respondents might view survey questions with suspicion and answer them less honestly then they would in other contexts.Thus,the unusually low levels of happiness in Russia could be due to such suspicions,to unfavorable comparisons with the West,and/or to a culture of negativism. However,research by Veenhovenfinds that the unusually low levels of happiness in Russia have more to do with the troublesome transitions than with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or other biases in responses(see Fig.1).2.Measurable and unexplained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A fairly wide body of literature has found consistent links between a number of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and reported happiness.These include income,health, marital status,gender,race,and life cycle effects.In this section,our objective is to explain happiness in Russia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based on these standard measures.Ourfirst step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usual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such as age,education,income,gender,and marriage,on happiness levels in Russia.These variables have fairly consistent effects on happiness across societies and across time in both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for which there is data.24However,24For stud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see,among others,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9)and Frey and Stutzer (2002).For happiness in Latin America,see Graham and Pettinato(2002a).C.Graham et al./J.of Economic Behavior&Org.55(2004)319–342327 Table2The correlates of happiness,1995and2000Independent variable19952000t-statistics forequivalenceCoefficient z Coefficient zAge−0.0742−6.27−0.0668−7.420.498Age-squared0.00086.350.00077.15−0.498Male0.14192.410.15212.800.128 Married0.14902.150.08751.40−0.659Log equivalence income0.477713.970.389211.48−1.839 Education level0.03051.870.01500.96−0.688 Minority0.38355.210.17212.46−2.082 Student0.45612.910.19911.59−1.281 Retired−0.3029−3.05−0.3783−3.97−0.548 Housewife0.18141.340.04900.33−0.661 Unemployed−0.2434−2.19−0.6568−6.51−2.756Self-employed0.76763.000.53752.23−0.654 Health index0.27442.220.44623.821.010 Observations45245134Pseudo-R-squared0.03300.0331Dependent variable:happiness(ordered logit regression).there are a number of plausible reasons why these effects might not hold in Russia,including the dramatic natur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ussi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study as well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nswering this kind of survey question.25 We ran standard happiness regressions for both1995and2000and then conducted a t-test for equivalenc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between the2years.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there is a quadr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happiness,a U-shaped curve with the lowest point on the curve being47years of age. (This is slightly older than the turning point for most OECD countries and the US,which is typically in the early40s.)Men were happier than women in Russia,both in1995and in 2000(Table2).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are correl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happiness in Russia,as they are in most countries.26Retirees are less happy than others,which reflects the oft-described plight of pensioners in Russia.Minorities in Russia are,on average,happier than other respondents(16percent are in the former group,84percent identify as Russian).This is distinct from trend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where minorities tend to be less happy than other groups.In the US, blacks are,on average,less happy than other groups,and in Latin America,those who identifyfirst as a minority rather than as the nationality of their country are less happy than other groups.27There are many plausible reasons for this,including the dramatic25Veenhoven,for example,notes that results from Russia could be distorted by translation as well as by a culture of“negativism.”His own analysis,however,based on a different panel for Russia,the Russet panel for 1993–1995,finds that the results are not biased by these factors.26This is true for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for Latin America.For the latter,see Graham and Sukhtankar (2004).27On the US,see 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9),among others;for Latin America,see Graha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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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经济学与前景理论、海纳模型作者简介：费云舒：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幸福经济学逐渐成长为新兴经济学分支，研究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
行为经济学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和偏好的预设，其中前景理论和海纳模型为分析幸福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前景理论；海纳模型自“边际革命”以来，幸福与收入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乃至公共政策领域视为公理。
但主流经济学家所谓“收入越多，幸福越高”的命题日益受到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挑战，并遭受大量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质疑。
在此背景下，幸福经济学逐渐成长为新兴经济学分支，研究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
行为经济学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和偏好的预设，其中前景理论和海纳模型为分析幸福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幸福经济学综述传统经济学从边沁开始，追求幸福效用化，并不断“最大化”，孜孜不倦的求解效用物质化、物质效用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自私而完全理性的，市场是完美而最终均衡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纪人，在参与市场过程中会自觉地又个人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社会效用最大化。
与之不同，卡尼曼创建的幸福经济学吸收心理学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认为人既是自私利己又是无私利他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美和非均衡的，市场参与者主观上的最大化理性并不一定存在，理性表现为满意化倾向而不是最大化原则。
也就是说幸福经济学存在三大假设，自私与无私相统一的人性假设；最大化原则与满意化原则相统一的有限理性假设；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
通过对传统经济学的不断反思和实证检验，我们逐渐看到它的生产和消费成本理论忽略了生命成本，真实情况是市场非均衡也不能最大化，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只能实现满意化而非最大化的交换。
除了批驳以外，幸福经济学还具体建立了幸福模型，包括幸福变量与幸福函数、幸福指数与数据结构。
在宏观上，它要求用幸福总量代替财富总量，构成幸福指数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身心状况、幸福感比较和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用国民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①，主张效用不等于价值，价值是快乐，效用是决策效用，把偏好用个人效用函数表示，把快乐表示成一种福利函数。
在实际运用层面它最终要回答什么是幸福，怎么度量和实现幸福。
首先幸福与快乐有区别，快乐就是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态过程。
幸福是人们对当前某一阶段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自我评价，是对一个时段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快乐的加总求和，简单来说幸福是函数，快乐是变量。
对幸福经济学的讨论是从幸福悖论开始的，1971年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发表了《享乐的性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
他们用心理学“适用水平”研究个体和集体幸福，发现人们总是适应各种变化，收入增加短期内能提高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额外的幸福感也会很快消失。
因此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个人幸福没有多少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②。
伊斯特林1974年实证反驳，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内，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是呈现一定正相关性的。
另一方面，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和幸福之间却没有正相关性，富国的人并不比穷国的人更幸福。
托夫斯基也进一步研究。
莱亚德的研究回答了财富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我们怎样做才能更幸福、是否能追求普遍的善、能否最大化幸福。
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忽视变量”理论以及“对比视角”理论③。
前者认为经济学忽略了健康、政治参与、自由、平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而仅仅关注gdp的增长。
如果gdp与这些非经济因素负相关时，由gdp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就可能会被不同程度的抵消。
后者认为个人幸福感不仅仅与个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正相关，还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
因此当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提高时，收入-幸福曲线反而向下移动。
比如弗兰克④提出的相对消费理论，一个人相对地位决定了他的主观福利，地位竞争并不会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增加，而仅仅再分配个人的福利，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没有增加。
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初始设置了一个幸福水平，短期来看幸福感上下波动回落，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会让这个水平恢复到初始值。
这个解释的心理学基础是心理适应性理论，个性和基因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偏离与恢复。
卢卡斯⑤进一步指出，幸福定位点会被重大事件影响而变动，比如离婚、失业。
我不太接受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形成的“享乐疲劳”理论，即更高的收入只是使人短暂地快乐，然后又迅速回到以前的状态，并迫使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收入并使自己始终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
其实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贝克尔和拉尤的修正，如果自然演化最终选择了s形的幸福函数，就可以解释享乐突然出现迅速增加的幸福感。
⑥因为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工作和闲暇的分配有了相对灵活的调整空间，相对而言不必为了一些收入而放弃闲暇。
对幸福悖论的讨论还涉及到了社会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而得到正的幸福效应，是因为他们会因为收入增加而改善人际关系，有助于培养友情，极端的贫困对人际关系造成威胁。
高收入者恰恰相反，他们有更大可能为了获取财富去损害与他人关系，因而得到负的幸福效应。
二、前景理论与幸福经济学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
如同之前阅读材料总结的，前景理论有两个定理，即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传统效用期望理论，假设风险中立，不确定性下把期望值和概率相乘，来算期望效用值。
在不确定性下决策时，选择期望效用较大的选项，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
而行为经济学预期理论假设，在获得区域里风险规避，而在损失区域里，追求风险。
我认为可以和幸福经济学联系的内容首先是关于期望的函数。
幸福效用期望值是收益的效用值与该收益发生的心理概率内积之和，个人对获得带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对损失带来的幸福效用从心理上预期递增。
到u型曲线，当经济增长达到r值后，对幸福效用提升的作用才明显；在[r，r]的主区间内幸福效用随经济增长边际递减；而超过r值之后，幸福效用会明显下降。
在经济损失区域，幸福效用损失缓慢地边际递增，损失超过值t后，幸福效用随着经济损失扩大。
此外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有效手段，而幸福经济学主张人们是否幸福与很多跟财富无关的因素有关，尤其是时间和社会的比较，可以带给人们幸福感。
如果他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是生活时不时有些起伏变化，比如探险、旅游，就会使人感到幸福增加。
毕竟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但社会财富资源是有限的，富裕与弱势群体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我们处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经济环境，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选择，前景理论就提出了一套决策规范。
对幸福经济学的启示在于，把幸福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告诉人们绝对财富的鸿沟无法填平，而幸福感却可以被每个人所拥有。
也可以说决策者的理性并不完备，依赖于他的记忆力和对幸福的想象和认知，后者又依赖于他所处的情景，有社会和时间比较的因素在里面。
三、海纳模型与幸福经济学海纳模型的核心要素是“不确定性”，它的最关键推论即凡是可预期的行为，必定遵循某些行为模式，或者说有限理性的行为是可预期的，而且理性程度越低，行为越可预期⑦。
重要性的排序，是纯粹主观的排序，基于上一节的前景理论，是个人想象中的事物重要性的排序不完备也谈不上理性。
当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排序依赖于c-d gap。
海纳模型t算子的平面图中那条临界线刻画了创新行为的可能性，理性晨读越高，行为主体的最优选择就越可能落在临街线的右上方，从而创新行为a就是最佳选择，否则理性程度很低，就可能落在临界曲线的左下方从而最佳选择是a里的任何除a以外的元素。
集合a指的是全部有模式可循的行为的集合。
我认为把海纳模型运用到幸福经济学里面，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守旧使人幸福，还是创新使人幸福。
汪老师在其讲义中谈到过⑧，海纳模型与bis/bas模型结合使用的可能，产生出带有人格差异的海纳模型，这样bas得分高的人，海纳模型中的临界线就会大幅度下降，bis得分高的人临界线会大幅向上移动。
对于一个理性程度较低的人，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教育程度高低和理性程度正相关，一个教授常识上应该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性，理性程度较低人倾向于守旧，并从以往守旧得到的幸福经验上推断出，守旧使人幸福。
那么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会减小，比如有更多的钱去搜集信息、人际交往，这时候他们行为的正误比（r （u）/w（u））会增大。
因为这些理性程度较低的人可以通过咨询别人、学习知识等方式来降低错误率，而这些行动肯定需要收入支持，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农村贫困家庭不先解决饥饱之虞而先把孩子供上大学。
随着不确定性缓慢减小和正误比的缓慢上升，这些虽然还是处在临界线的下方，但是他们守旧的方式不同了，有了新花样，我觉得可以叫做“守旧式创新”。
由于他们理性程度较低，守旧使他们幸福，因此在这个阶段收入增加、幸福增加。
但是随着收入进一步增加，正误比总有一天会扩大到让他们处于临界线上。
但是由于创新是不幸福的，因此在收入进一步增加的阶段，他们往往幸福感下降了或者保守地认为幸福感增量下降了。
但是社会上有人理性程度相对高，对他们而言创新使人幸福。
于是他们收入增加，不确定性同样降低，正误比同样上升，把他们放在临界线更高位置，结果确实他们因为更多创新行为而感到更加幸福了。
这也符合实证结果中，有的人收入增加而幸福增加，有的人收入增加幸福减少的事实。
我认为海纳模型还启发了国家层面的幸福经济学，有学者提倡用国民幸福指数代替国民生产总值，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有的国家是守旧偏好的，有的国家是创新偏好的，我想一个解释是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不同。
用海纳模型解释幸福经济学，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个人的理性程度是否随着收入或幸福感的改变而改变，国家的创新或守旧偏好是否随着国民财富积累而改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参考文献[1] 行为经济学讲义[m]，汪丁丁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 走向一种幸福经济学，马克·安尼尔斯基，何海源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10月[3] 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任海燕、傅红春，[j]江海学刊，2012.1[4] robert frank，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5] richard lucas，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6] easterlin.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1974[7] ronald a.heiner，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we，volume 73，issue 4（sep.，1983），560-595注解：①走向一种幸福经济学，马克·安尼尔斯基，何海源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10月② richard a.easterlin，a puzzle for adaptive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③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任海燕、傅红春，[j]江海学刊，2012.1④ robert frank，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⑤ richard lucas，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⑥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著，[j]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7页⑦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著，[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1页⑧行为经济学讲义，汪丁丁著，[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