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自然演进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自然演进

本文来源于《比较》2011年第1期出版日期2011年02月01日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

奥利弗·威廉姆森

我和其他学者一直开展的研究工作可以冠以多种称呼：“治理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第1节将会讲到，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交易成本经济学则是把可操作的内容(operational content)引入治理和组织的方法。吸引我从事这一研究议程的具体问题正是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所提出的谜题：当一个企业决定自己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而非外包时，有哪些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在第2节，我将谈到，我1971年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引发了随后逐渐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后续研究。第3节将陈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初步成果。第4节将简要分析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要求我们放弃“有效治理的逻辑”。最后是结论部分。

1. 回顾

一旦治理和组织可以作为分析的对象，它们就变得相当重要，虽然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领域，但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如此。正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将可操作的内容注入治理概念，需要借助“契约”透镜（即分析工具。——译者注），而非新古典的“选择”透镜，来分析经济组织；需要意识到这是一个把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后来又把法律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研究议程；同时还需要把迄今一直被忽视的交易成本引入到分析中来。这样做的目标是，让经济组织理论成为一门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而对纵向一体化之谜的研究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出发点。

1.1 治理

尽管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并未论及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这一概念，但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对经济组织做了如下阐述：“行动的基本单位……本身必定包含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三个原则。这一单位就是交易”（Commons，1932，第4页）。由此康芒斯劝告道：“经济学理论应该把交易及其规则、组织问题，以及使组织行为……稳定化(的方式)作为中心问题”(1950，第21页)。

这种对经济学的定义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范式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尽管康芒斯重视组织和契约关系的连续性，然而，资源配置范式关注的是价格与产出、供给与需求，而忽视了上述两方面；第二，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方法是20世纪的“主导范式”（Reder，1999，第43页），而制度经济学由于未能成功地推动大量提供预测与经验检验的实证研究，主要被归入思想史范围（Stigler，引自Kitch，1983，第170页）。不管有多少忠实的拥趸，制度经济学仍“谈不上成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经济学缺乏好的思想。事实上，康芒斯的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的三要素预示了本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也就是说，治理是可以激发秩序，并由此缓解冲突和实现互利的手段。进一步说，交易成了基本的分析单位。

詹姆斯·布坎南随后区分了分析经济组织的选择“透镜”和契约“透镜”，他认为，经

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专注于选择科学及与之相关的优化工具，是“犯了错误”（James Buchanan，1975，第225页）。如果“源自自愿交换的互利是……所有经济学理解的最重要的基础”（Buchanan，2001，第29页），那么，契约“透镜”就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视角。

在过去35年中，经济学界对使用契约“透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既包括强调事先激励安排的理论（代理理论/机制设计，团队理论，产权理论），也包括那些把主要分析放在事后的契约关系治理的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种事后的治理架构，它的分析重点放在康芒斯呼吁关注的那些交易上，在这些交易中，交换关系的连续性（或终止）特别重要。这类交易的特征与简单市场交换（不包含连续的交换关系）的理想交易，在法律和经济学上有什么不同呢？治理又可以有哪些类型呢？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用比较契约理论，来重新表达经济组织问题，包括：（1）找出与各种不同交易相关的关键特征；（2）对界定不同治理模式（市场和科层制是其中的两类）的特征群加以描述；（3）运用有效匹配（efficient alignment）假说，将这些部分结合起来；（4）由此形成各种预测，并对这些预测进行经验检验；（5）逐步得出各种公共政策结论。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行为人与契约相关的各种特征，并加以详细说明。

1.2 组织

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企业为一个依据技术法则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所发现的，这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架构：“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企业与现实中的企业混为一谈，那就是一个错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使命是说明价格体系如何协调资源的利用，而非真实企业的内部运作”（Harold Demesetz，1983，第377页）。

德姆塞茨并不力主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结合在一起，来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和市场组织，然而，我却意识到这是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学院博士项目（1960~1963年）所受的训练。这一社会科学中不同寻常的跨学科项目认为，组织理论应该与经济学相互结合。①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理查德·西尔特（Richard Cyert）在推动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②。有限理性、目标规范③、跨期规律（在这里组织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适应的极端重要性、日常程序中操作部门的相互信任，以及更一般的“复杂性架构”，所有这些因素对理解不完备签约和复杂组织来说，都是最恰当不过的基本概念。只要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契约关系治理的研究，就一定会采取跨学科的方式。（①雅克·德雷兹表示：“自（我访问卡内基大学）以来，再也没体会到思想上的这种兴奋与躁动”（Jacques Dreze，1995，第123页），这代表了我的心声，我相信也代表了许多其他人的心声。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这一学生和教授团体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赫伯特·西蒙、弗兰克·莫迪格利亚尼、默顿·米勒、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费恩·基德兰德。②出自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之手、反映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特色的经典书籍包括Models of Human （Simon，1957b）、Organizations（March和Simon，1958）和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Cyert 和March，1963）。③一种引入组织因素的方式是，用各种形式的“经理自主权”，如销售最大化（Baumol，1959）、成长最大化（Marris，1964）或开支偏好（Willamson，1964），代替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以此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这种引入“真实动机”的努力，只得出了很少的预测，并且只有很少的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