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畹瑾 徐大明 与甘柏芝教授 谈话

祝畹瑾曹志耘徐大明周庆生与甘柏兹教授
(2007-09-09 08: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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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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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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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北京大学祝畹瑾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南京大学徐大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教授与著名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教授进行了一次座谈，就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现状、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根据座谈录音整理而成，发表前未经谈话人审阅。

曹志耘（以下简称曹）：今天，我们很高兴借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邀请甘柏兹教授与我们座谈，感谢甘柏兹教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请教问题。

我想首先请在座的中国学者分别介绍一下中国社会语言学有关领域的研究情况。

バ齑竺鳎ㄒ韵录虺菩欤：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主要分布于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系和外语系。

今天很巧，我们各方面的代表都有。

祝畹瑾教授和曹志耘教授分别代表外语系和中文系里的社会语言学者，而周庆生教授是少数民族语言系的代表。

先请曹志耘教授介绍一下中文领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ゲ埽菏导噬衔冶冉鲜煜さ幕故呛河锓窖浴Ｋ以我简单介绍一下汉语方言的概况、汉语方言研究的概况和汉语方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概况。

汉语方言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方言之一。

从历时角度来看时间非常悠久，从共时角度来看目前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所以从纵的和横的两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汉语方言是最复杂、最特殊的一种方言类型。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开始于20世纪初，方法也是从西方引入的。

当时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历史语言学的，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历史语言学的一部分。

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汉语方言学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才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我们目前在做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调查研究属于地理语言学范畴。

自从社会语言学引入中国以来，也有一些学者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和汉语方言现象，比如我本人曾做过济南和北京这些城市的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但总体上来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方言进行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可以说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不过我相信随着汉语方言学、
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今后对汉语方言的研究肯定不会仅仅限于历史语言学的目的，这些不同的学科很可能会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甘柏兹（以下简称甘）：那么有关城市语言和语言的社会方面有没有很多研究？
曹：实际上用传统的方言研究方法研究城市方言的成果是很多的，以往的方言学研究对象往往是省会城市或者是县城。

但是这些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不是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在中国，以方言作为对象的研究分成两种：用传统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和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

两者好像是两回事，毫不相干。

一般从传统语言学角度研究方言时根本不顾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不知在外国目前的研究中是否这两种方法都运用？
甘：据我所知，自从拉波夫的老师文莱奇甚至文莱奇的老师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马丁内开始就想把这两种研究合并起来。

最初他们努力把方言的结构分析和对人口的社会描写联系起来，后来拉波夫的纽约方言语音研究可以说继承了这一传统。

寻求语言变项和人口的社会分布，比如阶层、性别、经济地位等社会尺度之间的关系，这是现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种途径。

我和Charls Fergson，Akki RAmanugine， BH Mortie等人在印度调查时，我们寻找种族分布的特点和语言分布的特点之间的关系。

方言应该是调查资料显示的结果，而不是预先设定的概念。

印度著名语言学家Griason曾讲过一个他经历过的故事，当他到第一个村庄，问这个村的村民另外一个村庄的村民讲什么语言时，村民回答说：“他们讲Ju nclie”，当他到了第二个村庄时又问这个村里的人，第一个村庄的人讲什么语言，村民告诉他：“他们讲Junclie。

”没有人说自己的语言是Junclie，因而Junclie成了只有别人才说的语言。

一些事先设定的范畴常常困惑我们。

徐 :从历史角度讲，拉波夫研究方言是最好的，但拉波夫的老师文莱奇和文莱奇的老师马丁内都是结合社会来研究语言，就像今天听到的曹志耘教授所做的珊瑚方言研究一样，既做结构分析又结合社会环境。

但是甘柏兹教授和弗格森等人的研究途径与此不同，基本是民族志的研究，就是实地研究和描写。

拉波夫教授做的是微观的研究，甘柏兹教授做的都是特别宏观的研究。

拉波夫用社区中的社会分化来解释语言变异，语言在社会中的分布，甘柏兹用社会的结构来解释语言变体的分布。

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他们的研究不是从方言本身出发，在调查之前并不认为某个地方说某种方言，而是通过调查的结果来表明某地说某种方言，因为方言常常会变成一种社会标签，和人们的实际使用并不完全一致。

甘：在印度调查时，我在一个5000人的小村庄住了两年，每天和他们坐着聊天，以观察他们的语言。

当地有3个可接触的种姓，两个不可接触的种姓。

所有可接触的种姓说共同的方言，两个不可接触的种姓各有自己的方言。

可接触的种姓之间可以交往，不可接触的种姓和可接触的种姓不能交往，两个不可接触的种姓之间也不交往。

我们发现Bloomfield所说的交际密度虽然很重要，但是交际数量不能决定语言的分布，决定语言分布的社会因素是社会接触模式。

曹：您在印度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和拉波夫在美国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很不一样，为什么会采取这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呢？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还是因为个人兴趣不同？
甘：这两者都不同，首先研究目标不同，引起了研究兴趣的不同。

拉波夫特别感兴趣的是语言变化的实质，追踪进行中的变化，以探寻这些变化到底是怎样进行的和为什么进行的。

或者说他的研究兴趣在于短期内的进行中的变化。

他研究的对象是大城市的语言，因而会用到抽样。

在大城市，那里有多年积累的大量可信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他用定量的研究，他现在还在这样做。

而我们在印度调查时没有好的社会维度，人们依赖于别人认为他说什么，而不是语言事实，因而我们侧重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互动。

不过对我们来说研究的基本单位都不是一种语言或者方言，而是言语社区。

我们最终的研究目的又是一致的，就是研究人们的语言事实，以验证语言的不同都是由于人际交际造成的，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互动的结果。

曹：您知道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情况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是主体，城市化刚刚兴起，方言在地域上的差异非常突出。

所以在中国进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否应该考虑中国的特点，想请教甘柏兹教授，我们应该怎样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

周庆生（以下简称周）：我补充一下曹志耘教授的意见，目前在中国有语言学家想用拉波夫的研究方法研究城市语言，但是中国社会分层还在进行中，很难找到标记。

祝畹瑾（以下简称祝）：我觉得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出现了，阶层里面的社会标记虽然没有美国白人黑人之间区分得那么明显，但是去调查的时候也会发现看得起某种话，看不起另外一种话的现象，觉得某种话是高雅的另外的话很土气，这个绝对有。

甘：我觉得这两种研究都需要。

我和拉波夫共同感兴趣的是有关变异的普遍理论，语言的分化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语言分化。

我们在具体研究内容和对象上不同，但我们都想建立社会语言学科学，一种建立于语言变异基础之上的科学。

在中国，比如推广普通话造成的语言变体分布的变化，可以通过实地观察建立假设，然后像拉波夫所做的定量的研究可以帮助你验证假设。

关于中国的研究我能说的只是如何减少一般性的论断，需要考察变异如何产生，谈话的情景如何影响语言，还有意识形态的影响。

祝：您这里意识形态是什么含义？
甘：意识形态就是你对所说语言的看法和想法。

周：请问甘柏兹教授，人类语言学、语言人类学以及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甘：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是一个旧的术语，ethenical linguistics 是较新的用法。

大多人类语言学家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学，这是这一学科很强的传统，大家都这么做。

现在语言人类学可以看成解释性的或者定性研究的社会语言学。

曹：请祝老师介绍一下外语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情况。

祝：我来这儿主要是听和学，因为我知道的内容对诸位没有什么新鲜的。

徐：我已经向约翰多次介绍过祝畹瑾教授的研究，包括您今天宣读的论文，这里我再说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

祝畹瑾教授已培养了很多的社会语言学学者，祝教授所做的不少研究已成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经典，比如对称呼语“师傅”的研究，因为祝教授对汉语称呼语研究的影响，使称呼语的研究发展很快，不仅局限于外语系的，现在中文系也有不少学生在研究汉语称呼语，甚至不少海外学者也在从事类似研究。

外语界有不少关于语言学习的研究比如有关语言学习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方面，像高一虹。

高一虹教授正在研究英语学习，她这次的论文表明，英语学习的成绩可以影响学习者的自信程度。

除了语言学习研究之外，据我所知不少外语系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采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

这些学生深谙西方研究方法之道，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在毕业以后都去了国外，这种语言研究者的不连续造成了这一领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发展不是很快。

甘：关于称呼语的研究在许多社会中都有。

其中有Roger Brown 以及他的学生等所做的著名的研究，称呼语是社会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这不是语言称呼系统，而是怎么样使用它。

这些研究我非常感兴趣。

バ欤何冶救说难芯啃巳ぴ谟谟镅员湟臁Ｔ谖铱蠢粗泄的变异研究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们没有关于语言社区的调查，部分上因为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曾经停顿了将近20年时间，以至于我们研究语言变异和社会的关系时想寻找社会学的参考书都找不到。

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困难是，我们关于语言社团的调查不够。

祝教授1985年翻译了您的“论言语社区”的论文，1985年时您的关于语言社团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了。

甘： 5、6年前在纪念拉波夫的一本书里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言语社区的问题，从互动语言学角度看来，言语社区很难界定，关于言语社区我最近思想略微有一些变化。

祝：您说言语社区很难定义，它是一个社会结构吗？
甘：我现在新的想法就是如果人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那么就存在这样的一个言语社区。

祝：既然语言社团是一个结构又很难界定，我们怎样应用它呢？
甘：我们通常定义人口，一群人，然后研究这群人的各个方面。

言语社区这一概念的问题是，如果只是从社区内部情况定义某个言语社区你就很难观察到外部的情况。

两年前我和几个朋友重访我以前调查过的地方，发现那里变化非常大，学校、商店、市场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弄清言语社区外部的影响。

你不能事先划好了一群人把他们看成一个言语社区。

这和定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像徐大明教授所做的那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你先界定要研究的对象。

徐：那么作为语言学的单位的言语社区是研究的结果还是一个自然单位呢？
甘：我想这和西方科学的历史有关。

你可以追溯到人类学的创始人洪堡特关于民族的概念，实际上那是人种学的概念，200年前人们自然生存，所以他可以用“nation”这一个词来界定一个群体。

现在由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大量的移民，使得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是封闭的。

我想应该把言语社区看成一个开放的概念。

实际上“社会网络”这个概念相比之下更容易界定，你可以通过人们共享的事物来定义一个社会网络，处于同一网络的人们往往有着特定的目的。

比如你参加贸易协会，是出于商业目的。

因此“网络”一词非常有用。

祝畹瑾教授问我言语社区是不是一个单位，我说是。

这是意识上的定义，很清楚。

所谓意识是指的人们如何行为以及他们说自己是如何行为的。

他们说他们来自同一言语社区，但实验结果不能证明。

祝：关于您说的意识有实证性的研究吗？
甘：现在已经有了几本这方面的研究论文集，我稍后可以给您一个书目。

徐：五年前“互动”这个词还无人知道，大家把IS翻译成交际社会语言学，您觉得IS和CA这两个术语是什么关系？ジ剩喝绻把交际定义成互动，实际上交际总是互动的，如果你这样定义交际，那么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细小的区别在于交际总是有意的，你交际的目的是想表示什么。

但有的行为并不是有意的，比如不由自主地大哭，你并不想交流，但是有“动”。

另外交际也未必需要通过语言，人们可以通过手势甚至衣着达到交际的目的，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术语并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的朋友Steven Elavson 的太太Penny Brown发明的这个概念。

1981年我们要出版著作的时候，她建议我使用这个术语。

我觉得这个术语很好，就采用了。

祝：现在除了您，在这一领域还有谁是有影响的社会语言学家？
甘：密歇根大学的Michal Silverstan，他提出了大量新的理论，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论著，他是人类语言学家，但做了不少有关标准语的研究。

他还对文化语用理论做了不少研究，他重新阐释的 Charles Sandens Purse的语用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

另外Susan Gale 和Julie Urbernt也都是优秀的人类语言学家。

他们研究语言边界的本质，从历史中证实界限的产生是由于欧洲殖民政策造成
的，甚至语言的界限也是由殖民者造成的，他们做了人类语言学中非常关键的研究。

我老了，这些人现在在这个领域很有影响。

徐：很少有人象您有如此长的职业学术历程，我很想知道您对互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看法。

甘：我很高兴看到这一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从单纯地批判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到做了很多建设性的贡献。

通过我们所开创的语言学模式，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语言，我很开心。

曹：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小时的访谈过去了，我们衷心感谢甘柏兹教授回答了我们这么多问题，而且介绍了您的最新研究。

我们相信甘柏兹教授的意见对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一定大有帮助，希望今后再有机会向您请教。

再次表示感谢。

(作者高海洋）ィㄔ鹑伪嗉高晓虹）Α队镅越萄в胙芯俊200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