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善的融合——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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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美和善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美学领域中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美的不一定善，善的不一定美，这就使人们在进行判断时陷于两难境地。例如，蝴蝶是美丽的，它色彩斑斓，舞姿轻盈，使人产生怜爱之情，常常是诗人画家创作的对象。但对于菜农来说，它却是恶的。因为它产下的卵会孵化成嗜食菜叶的幼虫，使菜农丧失辛勤劳动的成果。

美和善的不一致，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丑恶的心灵和英俊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伽西莫多丑陋的外貌下却有着高尚的人格。

美与善，都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美而不善，或者善而不美，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尽善尽美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如何理解美与善的关系，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地取消二者之间差异。像古希腊

哲学家苏格拉底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一

样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

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

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１］。他认为，美

和善一样，都是以事物的功用作为衡量标

准。比如，原始人的石刀、石斧完全出于

功利实用目的而发明的，是美的，因为它

“美丽地适合它的目的”。镶满宝石珍珠的

金匕首则是不美的，因为它不具备应有的

效用。然而，更多的思想家关注的是美与

善的差异。

一、美与善的对立

《论语》记载孔子多次批评郑卫之声，

说“郑声淫”，要“放郑声，远佞人”。（《论

语・卫灵公》）其实郑卫之声比孔子所推

崇的《韶》、《武》之类的古乐更富有艺术

感染力，或者说更具有审美价值。《乐记》

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

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孔子本人并不否认这一事实。

“郑声淫”的

“淫”字，说的就是郑声具有太强的感染

力，使人们沉溺其中，疏于遵循伦理规范，

最终走上淫乱之路。孔子对“郑声”的批

判，把美与善的矛盾表现得十分到位。

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理论中，

美与善之间的冲突是异常尖锐的。老子

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

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庄子・

山本》中，庄子提出“其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的观点。

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存在许多为了达

到道德约束而否定美和艺术的思想。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要把诗人赶出

理想国，原因在于诗不利于教育理想国的

战士。在柏拉图列举诗人的众多罪状中，

有两条是主要的，即诗人说谎和诗人滋养

不健康的情感［２］。

在西方，像柏拉图这样对待美和艺术

的人，可谓非常之多。在中世纪，教会中

人竭力攻击诗和戏剧，认为当时人心不

古，世道衰微，都是艺术所酿成的祸事。

二、美是形式，善是内容

虽然美与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但是“尽善尽美”始终是人类的理想。

美与善的融合——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文／刘静轩

关于美与善关系的讨论，历经两千多年的文化旅程。从人类社会最初的美善不分，到美善的对立，再到“美是形式，善是内容”，最后美获得独立价值，人们认识到美与善在最高境界上，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的。

美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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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和善同意。”［３］宋代徐铉注解：“羊大为美，故从大。”［４］把美与有用等同起来，反映了人类最初对美的认识。在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目的的时代，美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功用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审美活动逐渐挣脱了功利性的束缚。

既然美不等于善，那么美与善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柏拉图在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时说：“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５］也就是说，艺术只要服从道德目的，还是值得保留的。在中外美学史上，比较普通的看法是，美与善之间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主张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世纪时，文艺甚至成为宣扬神学的传声筒。

把艺术看作是道德工具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思无邪”，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而不偏，符合儒家伦理规范。孔子的这种思想，被后世文人概括为“文以载道”。

但是，仅仅把美看作形式，把善看作内容，把文艺看作政治道德的传声筒，是片面的。从这些片面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家之所以强调文艺为政治道德服务，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文艺的独特魅力。文艺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即所谓“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也”。（《礼记・乐记》）不过，对文艺独特魅力的认识，反而有助于文艺从政治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最终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三、“美”获得独立价值

人类对美与艺术独立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欧洲美学史上，直到１９世纪，艺术独立的呼声才逐渐高涨起来。

在１９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就公开宣称“为艺术而艺术”。他的继承

者戈男叶说：“我们相信艺术的独立自主。

艺术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工具，它自身就是

一种目的。在我们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

关心到美以后的事，就失其为艺术家了。

我们始终不了解意思和形式何以能分开。

形式美就是意思美。因为如果无所表现，

形式算得了什么呢？”［６］他不仅强调艺术的

独立性，而且认为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

形式美就是内容美。由于形式美本身是内

容美，艺术就不需要服务于外在的内容，

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在中国美学史上，虽然“文以载道”

一直占主流地位，但是对艺术独立性的提

出却早于西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李泽厚称之为“文的自觉”　的时代），嵇

康的《声无哀乐论》就开启了为艺术独立

性进行辨护的先声。到了晚明时期，李贽

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等，都

强烈主张文艺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要

大力提倡艺术的独立生。

四、美与善的融合

当我们将美从功利、概念、目的等限

制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美与

善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和善之间，或者

说审美经验和道德实践之间，有一种深刻

的内在实践关系。这种关系，不像有些美

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美和善是一种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美

和善的关系，只有还原到本源位置，才有

可能呈现出来。这就是美感经验和道德经

验在经验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柏格森认为

“道德同情这个观念是美感的同情所微妙

地暗示出来的”［７］。审美经验作为人类原初

的经验形式，是一切人类文明赖以生长的

根基。杜夫梅纳曾经说过：“在人类经历

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

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经。”［８］徐

复观曾经说过：“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

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

也即是在其最高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

《巴黎圣母院》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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