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和魏源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

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

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①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

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

鸦片战争爆发后1 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

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 页。

第一节龚自珍生平事略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8月22 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 年9 月26 日）。

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 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 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

14 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

16 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

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

21 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

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

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 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

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

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

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

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

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①。

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③。

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

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 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

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

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

①《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1 页。

②同上书，第36 页。

③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 页。

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

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

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 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

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

“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

”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在历任京官的20 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

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

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

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 日）离京。

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

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 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

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

但八月十二日（9 月26 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 岁。

政治思想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 页。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 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

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

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

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

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

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

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

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

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 至35 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 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

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 篇八股文付之一炬。

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

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

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

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

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

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

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

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①《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 页。

②《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88 页。

③《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 页。

①《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 页。

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 页。

③《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0 页。

④《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 页。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

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

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