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1

司徒尚纪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阐述在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日益强劲的背景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推介西方近代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同时指出梁启超也是最早正确评价徐霞客其人其事的一位学者，这都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大事，但为已有的中国地理学史所不载，应对梁启超的以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

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传播、梁启超

1．引言

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所积累近代地理学知识是明末开始的西风东渐一个最主要内容，以利马窦为代表西方传教士首途广东在我国所传播西方文化都把地理学作为一种最有效、最能开启中国人视野的工具。经过利玛窦等不懈的努力，西方地理和制图知识作为一种新事物渐渐为我国人所接受，进而促使我国人产生足够的胆识和抱着宽广的襟怀去面对和接受更多西方事物，到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以澳门和广州为中心，形成一个翻译西方地理著作的高潮。1841年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在译员梁进德将英国人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译成《四洲志》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100卷，凡80万言，成为我国人了解外部地理知识的开山之作。林则徐由此被誉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此后，广东时代先进文化代表人物邹伯奇、梁廷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非常注重西方地理学在革命和建设中重要作用，推介不遗余力，对传播西方文化和近代地理学在广东发展贡献匪浅，其中又以梁启超推介人地关系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成就最为突出，堪为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第一人。可是在已出版中国地理学史上，几乎见不到介绍梁启超这方面贡献的文字，实有失公允。很多人只知道梁启超是一位维新变法代表人物、一代文化宗师，但不知道梁启超也同样是一位推介西方近代地理思想的先驱。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已有中国地理学史作者多为北人，对地理学在广东发展了解不足，而研究梁启超学术成就多集中在他的思想文化，即使介绍梁氏输入西学，也没有把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加以阐述，使他失去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应有地位。在弘扬岭南文化优良传统、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梁启超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贡献，实在值得珍视，尤为广东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兹述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贡献如次。

2．推介人地关系贡献

人地关系是近代地理学研究一个核心。鸦片战争后，广东产生一批最早觉悟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他们在向西方寻找真理之同时，也将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和知识介绍进来，并首先立足广东，成为这一时期地理学在我国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其中以梁启超推介人地关系论的贡献最大。他以敏锐的目光、活

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深入研究了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关系，自清末至民初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打破了沿革地理独占我国传统地理学主流地位，开一代新风。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方面，先后发表了《欧洲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中

1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20558007）

作者简介：司徒尚纪（1943年生），男，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区域发展与规划；Email：situ988@

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文，指出文化的风格、人才之产生，皆与地理环境有关。如《欧洲地理大势论》，认为欧洲半岛、岛屿、海湾多、岸线长、航运发达，有利于思想、技术、语言的交流，故欧洲文化进步快；《中国地理大势论》指出中国的人种、语言、文学、教育、风俗之所以一统，根源在于中国的地势，即东西流向的黄河、长江、西江（珠江），铸造了方便的交通，能互通信息，奠定了一统的基础；又《亚洲地理大势论》指出欧洲文明始于希腊，在于其为半岛地形，海岸崎岖，海洋适于利用，“此其开化之所以独早”的原因[ 1]。梁启超对于前人所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深表赞同，是“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梁氏类似的见解不胜枚举。

在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方面，也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地理及年代》、《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沿革图序》、《世界上广东之位置》等文章，认为应将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空间或时空坐标中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他从海上交通史考察广东位置的历史意义，指出今广东在一百多年前无足轻重。近世形势大变，广东成为东西海洋交通一孔道，对中西文化交流作用甚大，“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地理区位优势的感化，使广东人形成“其骠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俗中稍现一特色焉。”梁启超认为历史上北方地理环境比南方长期占有优势，指出“全国文明，自黄河起点，而传播于西方，帝王实力亦起于是，积之者厚，故其势至今犹昌也”[2]，并列举22个王朝首都所在地，所以历史上的都城绝大多数建在黄河流域。

在军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也做了某些探讨，认为军事活动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如认为如果南北交战，北多胜于南，即与南北的地理差异有关，还提出了“兵事地理”概念。他在评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极有别栽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3]。无论“兵事地理”还是“军事地理学”，梁启超是最早提出者之一，显然这是建立在军事活动与地理条件、与政治目的相联系的基础上的。

在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认为中国封建制度之所以存在几千年，也与中国版图庞大，民间团体太散，交通不便，难于连接有关。又认为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即与欧洲山脉纵横和多小平原有关。

在民性与地理环境关系方面，梁启超也不乏真知灼见，如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广东能够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诞生了一批站在时代的前列、叱咤风云的革命群体，即与广东人的上述民性有关。

在人文地理学术概念方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刘献庭《广阳杂记》，提出“人文地理”的概念，慨叹刘氏“惜其业不竞，而后亦无继也”。显见梁氏又是我国较早使用“人文地理”术语的学者之一。

当然，人地关系论不是梁启超的独创。我国古代已有不少人地关系思想的萌芽。这种思想发展到明代以章潢《图书编》为代表，即有不少篇章论及政治、军事、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总论长安、洛阳、汴梁三都形势》、《统论南北强弱》、《论西北古今盛衰》、《论川陕大势》、《统论南北形胜》、《两广统论》、《百粤总论》等[4]，都不乏精辟见解。如论南北强弱差异，指出“西北之风浑，东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东南之民诈；西北之土沃，东南之土瘠；西北之士劲，东南之兵嚣。此形势之所异也”。故“西北之政多以严致平，东南之政多以宽为治，则人民之各有得失”[5]。清初大兴文字狱，这种朴素的人地关系思想被扼杀。直到晚清国事日非，亡国灭种的厄运压在国人头上，首先是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变法图强，梁启超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我国古代文化和这时传进的西学中寻找变法图强的思想武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也在这种形势下被梁氏介绍进来，使国人耳目一新，其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但科学意义的人地关系论，只在德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首创“地学”一词，强调人地相关的综合性与统一性以后才建立起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