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小说与传统文化

寻根小说及其文化之根

20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启蒙文化语境之下，

的根蒂，这个根深深扎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也深深地扎在广袤的民间。于是广大的寻根小说作家都纷纷潜沉进民间，为世界呈现自己最熟悉的家乡那极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活图景，在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在最朴质的心灵中，反观传统文化的劣根和圭臬。

一、文化渊源

在寻根的过程中，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经验和出发点，在传统文化之树盘根错节中的寻找到了不同的根脉。

(一)、儒家文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流。直到五四，由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成为了为人所诟病的众矢之的。儒家思想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改造，固然有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道的一面，但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确实在塑造中华民族正气浩然、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型期，世风趋利导致传统美德的失落；同时，儒家思想闭塞保守道也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面在寻根文学中都有所反映。

在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闭塞的小鲍庄是一个浸淫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社会，这个小小的村庄充满了“仁义道德”，这里的居民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重仁重义。作为小鲍庄仁义化身的捞渣，生来就是一个仁义的孩子，他在全民大饥荒的日子里 , 节衣缩食,毫无怨言,

在捞渣与二小子斗老将时,想到自己赢会伤二小子的心，于是便与二小子调换了“老将”。他想上学, 但是却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文化子。他在劳动时, 小朋友谁割的草少了,不敢回家, 捞渣一定把自己的匀给他。捞渣的死更是以生命践行了舍生取义，在洪水之中因救鲍五爷而献出了生命。这样捞渣,是一个没有原欲, 没有个人需求, 没有憎恶, 只被某种信念指挥的老小孩。捞渣作为一个象征物, 并不具有美学上的太多意蕴, 他是理想美好仁义的化身，但是却不具有作为人的圆融丰满的生命。如果王安忆能够对捞渣单一扁平的性格进行加工，塑造一个更加丰满的富有儿童特点的捞渣，或者对这种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进行批判的话，作品会更加深刻。

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塑造了一个自负好胜、观念陈旧的韩玄子，表现了狭隘、保守、自闭的小农经济正在成为新的历史变革的阻力，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智慧、重义轻利，在新的社会中显示出它的陈腐、虚弱乃至虚假。

（二）、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其所倡导的清净无为，以柔克刚一直是中国人失意落破之时的精神避难所，而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寻根作家来说，道家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脉思想源流。阿城的《棋王》展示的正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崇。作品中王一生在动乱的岁月里，整日沉拼于棋道之中，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没有去造反，去寻求精神的外在扩张，而是退回内心，安身避祸。“何以解优，唯有象棋”，他寄情于楚河汉界，来躲避纷纷扰扰的尘世，以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孩子王》中， “我”对别人都很羡慕的教书工作临到自己头上并没有欣喜万分，而是淡然处之;当被辞退后也没有苦恼悲伤，而是安常处顺，泰然从容。在动乱的年代里，王一生们以知足常乐的态度、清静无为的性情来自我排解外界的纷扰，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不愿“心为刑役”，抗拒“人为物役”，不能不说是一种智者的态度。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显示出一种旷达淡泊的艺术人格，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体现。但如果我们从社会政治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知足常乐，安时顺世的人生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能不说是消极的。道家的无为专注于个体内心，缺少了对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寻根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1、肯定态度: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立的追逐，代替了对义的坚守。张炜的《古船》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破产，怀有一种深深的道德优虑。他肯定儒家思想，将儒家的“仁义”当做宗教维系人心道德的教义。在这个意义上,同伏尔泰所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是一致的。张炜以对儒家“仁义”精神的肯定来否定商品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但是却只是片面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儒家文化“克己复礼”违背人性的一面。

阿城的《棋王》是对道家传统的肯定。他所肯定的是道家作为乱世寻求解脱的有效工具的存在意义。正如上文所言，道家的无为而治、随遇而安，既作为淡泊的艺术人格，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又缺少了对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关注，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是现代语境与传统文明的对接，是在世界文化大局中对自我的确认。这部分作品的局限性是，在对传统文化推崇倍至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

2、否定态度：

寻根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岩层的开掘，是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加以新的选择和重构的。因而，当他们寻找传统文化之根的时候.必然会发现那些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国民劣根性，他们承接起鲁迅当年文化批判的未竟事业，对民族性格中的弱点，进行了冷峻的审视。

韩少功的《爸爸爸》批判了闭塞的鸡头寨的僵化保守的思想意识，小说中所着意描写的丙患是一个侏儒兼白痴。他的全部语言只能表示两种基本意向，凡属肯定的就叫“爸爸，.凡属否定的就叫“x妈妈”在鸡头寨村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只知吃喝拉撒睡的废物，是一个取乐的对象.甚至要拿他的头去祭谷神，但当动刀之际.天空的炸雷又使大家犹豫起来。后来大家又从他那“爸爸”、“x妈妈”的语言符号中，揣测出“莫非是阴阳二卦?”又把他作为顶礼膜拜的神根。在这里，作者批判的是民族传统中将自身命运交付给某种荒诞而抽象的异己物，致使整个民族常常陷入一种无理性的盲动之中。

寻根作家对农民精神性格弱点的审视，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的揭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深化和充实了反对封建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时代主题。

3、历史主义：

面对广阔的社会现实，寻根作家们在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进行激烈地否定的同时，也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其中既有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自觉的张扬，也有对传统文化不自觉的认同，但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寄托，以期求在变革的时代大潮中，保持民族文化固有的血脉。于是就诞生了一批以批判继承、去粗取精的历史主义态度进行创作的作家。冯骥才和贾平凹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冯骥才在短片小说集《俗世奇人》中，既有批判，又有褒奖。他为我们展现的是既忠勇正直又狡猾被锁的复杂市井画卷，这里有手艺高超的工匠如刷子李，也有商场中不能得志的旧式文人冯五爷，有投机倒把、坐吃山空、 游手好闲的蔡二少爷，也有意气冲天的戏子小杨月楼。他的短篇像一张张人物素描，向我们展示了天津卫这块地界上，无数平凡的百姓在苦难凉薄的现实中所勃发的生机。在他的长篇《神鞭》中，他借神鞭傻二之口道出道:“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作者由此肯定和赞扬了民族传承过程中革故鼎新的主动精神。

西北作家贾平凹以他的忧患意识、反省意识对民间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等作品以静观默察的审美态度，来体察商洛山区的民风乡俗，从普通山民的日常生活情态中，抨击其封闭保守的心理、批判萎靡沉滞的社会积习，同时对世风趋利、人心不古也怀有深切的道德忧虑。传统文化在贾平凹笔下既引人忧思与眷恋、同时也带给人矛盾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