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欲望的满足_毛姆_月亮与六便士_中的白日梦情结

自我欲望的满足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白日梦情结

田俊武　唐　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北京　100083)

[收稿日期]2007-01-10

[作者简介]田俊武(1966-),男,河南浚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唐　

博(1979-),女,辽宁鞍山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经历为原型,塑造了一个逃避社会和追求艺

术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的形象。然而由于毛姆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不可靠的传记式虚构,读者始终无法清楚了解作品中主人公出走的真正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促使主人公出走和进行艺术追求的是其白日梦情结,成因是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即对艺术的追寻和对女性的渴望。

[关键词]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白日梦情结　心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　I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7)07-0106-03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以幻想的形式满足其本能欲望的一种手段,在本质上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获得的一种假想的满足,每部作品都是一场超现实的幻想。幻想的实质就是人在实践中被压抑的欲望的感性显现,对于作家来说,其创作过程就类似于做白日梦。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代替物[1]。作为动力的愿望根据幻想者性别、性格和环

境的不同而各异,但是它们天然地分成两类,或者是野心的欲望,用来抬高幻想者的个人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2]。弗洛伊德在谈及作家或诗人创作的原动力问题时曾说,作家或诗人的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有些理论家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辩解说文学家是把自己的受压抑的欲望同实际结合,进而升华。其实,这两者不是对立的,从许多小说中可以看出,在对于与写作主题相关的表达和描写中,的确有很多思想超出了狭隘的个人世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然而,一些思想和虚构也的确是作家对自己压抑欲望的发泄和满足,这一点恐怕有时连作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小心的暴露显现出一个人的内心欲望。这些无意识的、未经加工和掩饰的暴露,才是作家真正内心所渴

望的,是其在理智状态下不可轻易告人的。作为一个现代主义小说家,毛姆很聪明。他在一个真正艺术家高更的人物传记中,加入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女性的欲望,正如司各特在历史叙事中融入自己的虚构故事,亦真亦假,从而不知不觉间实现了自己的白日梦。

一、对艺术的追寻———艺术家的出走

在《月亮与六便士》开始的部分,毛姆巧妙的叙述使读者感到主人公查理・斯特里克兰德的出走,是来自其自身的一种神秘的驱动力作用的结果。荣格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详细而专注的思考,把艺术创

作的动力归结为无意识中的“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 )。他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自发活动,这种活

动无情地奴役艺术家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牺牲其健康和普通人的幸福。艺术家只是艺术作品得以实现的工具,他必须服从艺术的调遣。最后,荣格得出了著名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可以将一组一

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结(complex )。所谓情结,是指富于情绪色彩的一组相互联系的观念或思想,它们受到个体的高度重视,并存在于个体的潜意识之中。换言之,它们犹如完整人格中的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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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7年第7期(总第145期)

广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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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一样,具有自主性、有自己的驱动力,甚至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荣格发现,当某人具有某种情绪而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不能自拔时,这时的“情结”并不一定成为人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也可能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成为灵感和动力的源泉[3]。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2 scious)的内容则是“原型”(archetype)和“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它们是印在人们脑海中的祖先经验,在各种时期被称为“种族记忆”或“原始意象”,现在通常称为“原型”。在荣格看来,人的心理是预先确定的,个人因而是同往昔联接在一起的。甚至,从个体出生之日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意象已先天地为人所具备。”[4]从荣格的事后分析心理学来看,荣格没有对毛姆小说中主人公的出走实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探究,而是一开始便把作者的虚构当作事实来进行解释。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唯心的。

荣格的这种解释虽然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但笔者认为,只要把斯特里克兰德的出走同小说的原型人物保罗・高更的出走进行比较,并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史进行探究,就能更合理地解释斯特里克兰德出走的因由。《月亮与六便士》是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读者对主人公的了解全是由作品中的叙事人“我”从其他人物或主人公所讲述的内容再加上“我”的观察得知的。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在小说开头无法获知斯特里克兰德出走的真实原因和想法,为其出走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此后,叙述者“我”与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相遇,读者同叙述者一同倾听了这位未来艺术家的混沌解释,这使人更加相信,艺术家的内驱动力,即荣格的“自主情结”的存在。但现实中高更的出走并非如此。在青年时期,高更当过海员,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闲暇时,他从事绘画和收藏。为了养家,高更作了经纪人。“出乎意料地,高更相当胜任这份工作,很快赚进丰厚收入。”[5]“事实上,1879年是他收入最丰厚的一年,同年他成功地运用方法首度参加印象派联展(第四届),展出的作品是儿子埃米尔(Emil)的半身像。随后,高更在事业上一败涂地,家庭关系紧张。”[6]“高更并非大胆地专心投入绘画,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为全职艺术家。”[7]由此可见,高更从事绘画,虽然有其兴趣所在,但却不像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是因为绘画而放弃了家庭,为了艺术而达到如此痴迷的状态,而是恰恰相反,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促使他不得不以卖画养家。

“毛姆以高更为灵感所写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毫无疑问杜撰超过事实。”[8]“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高更认为他最终能够享受成功的果实,让一家人团圆。”[9]对比小说与现实可以发现,高更对绘画的追求有其因果关系和过程发展,而斯特里克兰德的出走则非常突兀和过于激烈,再加上作者利用虚构的情节和叙事手段上的技巧,就塑造了一位不通人情世故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比起高更的出走,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出走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逻辑,对于读者来说更是不可理解。其实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明毛姆如此写作的目的。如果对西方哲学和毛姆本人的思想状况加以审视的话,那么,这段虚构变得离奇而神秘的原因也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首先,古代西方哲学和艺术家喜欢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到了近代它就演变成科学与艺术、原始与文明、机械与生命的对立。许多西方伟大的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对立,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斗争。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是不可以以互补互助的和谐方式共存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就认为理性阻碍感性把握“世界的原始本质”,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人生,人生必然无意义,只能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因为对真理的无休止追求,必然要陷入绝境,所以需要从另一种角度,即审美角度看人生。艺术的认知方式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它完全不受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的制约,是艺术家纯然的内省活动,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与只能对世界进行表面性观察的理性主义相反,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径直把握世界的原始本质[10]。

其次,毛姆个人的唯我论观点可以令人更加了解毛姆的思想倾向。“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管我的事,但我也发现,并非人人都是这么希望的,要是我不去管他们的事,他们反而会认为冷漠、自私、无情无义。唯心论总是要涉及到唯我论的。”[11]由上可知,毛姆在对原始素材加工时是按照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要求来处理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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