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鲁迅的希望还是绝望

“救救孩子”鲁迅的希望还是绝望

摘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以短短六千余字揭露了几千年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吃人”就是它的总罪状,而结束语中“救救孩子”的呼喊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着重分析了“救救孩子”这一呼喊其实表现了鲁迅深深的绝望,由此反映出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救救孩子”希望绝望

众所周知,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

作家,不仅是因为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他将手中的笔化作利器,毫不犹豫地刺向封建社会的本质,以此来唤醒国人的灵魂。“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这种“极其少见”的作品之一。

《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掘

源头,学界对于《狂人日记》的深度阐释,其实早已超越了作品自身的文本意义。作者在文中对“狂人”心理的细腻描写和对中国历史的独特发现,以及白话体的日记文本和文言的

小序,都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此,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文中“救救孩子”的意蕴。

对于文章结尾“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喊,常被人们解释为表示鲁迅还有希望,他们认为“孩子”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他们的心灵纯洁天真,具有极大的现实可塑性,他们应是一种现代启蒙思想的接受主体,故他们的被“救”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被“救”。事实上,我们深入分析一下文本就会体会到,“救救孩子”这一呼喊是“狂人”在病中发出的,现既已痊愈,这句话的力量自然要减弱了,更何况“狂人”也不能确定还存在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这声呼喊其实更深刻地表达了鲁迅的失望甚至绝望。

最后一个章节,总共就只有两句话: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这是“狂人”在病中发现历史“吃人”的本质后,在极其痛苦中发出的微弱的呼喊。这两句话的标点是“问号”和“省略号”,很显然,“问号”代表着作者的疑问,而“省略号”则代表着一种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把它理解为

作者的一种疑问。两个疑问重复叠加,代表了一种更深的疑问,其实也是在暗示作者对于自己所提问题的一种不自信、不确定的态度。如果作者对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那么“孩子”自然有其可“救”之意义,可如果“或者没有”了,那么“孩子”究竟还有什么可“救”

之价值呢?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追问:到底由“谁”去“救救孩子”呢?“赵贵翁”与“大哥”他们当然不行,难道“我”就行吗?

“狂人”其实是能够清醒地透视社会的“吃人”本质的,在日记文本中,他研究发现: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如果单是这样的人,是完全可以肩负起拯救“孩子”的重任的。可问题是鲁迅塑造的“狂人”并不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的斗士,而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即患有精神病学上的“被害妄想”。所谓“妄想”,是指患者坚持相信某种不真实的思想内容,这是一种思维障碍。这种患者,也有可能出现“幻觉”。“幻觉”与“妄想”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虚幻的知觉,属于知觉障碍。例如“狂人”时刻以为别人要吃他,这是“妄想”,它从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幻觉。由于他患有被害妄想型精神病,《狂人日记》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都经过了他的幻觉的折光,不管事物原来是如何,同吃人、迫害他有没有联系,“狂人”都把它与吃人特别是要迫害他、吃他联系起来。试问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怎么样去拯救“孩子”?在文本第四章中,“狂人”

知道了“大哥”是“吃我”的真正主谋,而“我”与“大哥”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如果有一天他自己被人吃了,也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样,他便陷入了内心世界的巨大恐惧之中。于是,在想要说服“大哥”而终究失败后,“狂人”大彻大悟: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

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这是“狂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还能依靠这样一个与其他“吃人”者并无本质区别的人来拯救“孩子”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通过分析《狂人日记》的整体故事结构和内涵,笔者认为结束语中的“救救孩子”,其实包含着“孩子不可救”的深层意蕴,也透露出作者无限的绝望。首先,作者在文本第二章节中写道:“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这说明“狂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小孩子是“赵贵翁”与“大

哥”的“吃人”同伙,而“他们娘老子教的”那些“吃人”法宝,恰恰又反证了“吃人”文化的一种连续性。在这样的连续性中,我们看到连小孩单纯的心灵也早已受到了毒害,何谈希望!其次,回想鲁迅在其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孩子”命运的一些描写:《药》中华老栓的“孩子”死了,《明天》中单四嫂的“孩子”也死了,《故乡》中的“孩子”变得麻木了,《长明灯》里的孩子也更是孺子不可教也。这些相似的描写向我们暗示了:如果说鲁迅将“孩子”视为民族“拯救”的最后希望,那么这些“孩子”最终都归于肉体或精神的彻底毁灭,无疑是作者对于自己所谓脆弱“希望”的无情否定,终归于失望甚至是绝望。还有,我们还可以试作分析:“孩子”既然是“吃人”者的嫡子嫡孙,那么“吃人”之类的传统文化早在他们生命的孕育过程中,就已通过其母体血缘被赋予了这种遗传基因。因此,“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在“狼子村”里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孩子们在瞪眼睛中长大,又向别的孩子瞪眼睛”,在作者的眼里,“赵贵翁”反不了,“大哥”以及“狼子村”那些下层村民们劝不了,“孩子”更是救不了。

当鲁迅弃医从文,拿起笔打算以此来唤醒民族的酣梦时,却“犹如独处大漠荒野,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他失望至极。在钱玄同邀他为《新青年》撰稿时,他回答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