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树生形象分析

追寻自由

——浅析曾树生

0901班段爽 09501016

在巴金塑造的许多女性人物当中，曾树生是最后一个，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巴金先生在《寒夜》的后记中这样说：“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曾树生并不是作为正面角色塑造的，她身上有崇尚物欲、逃避现实的缺点，但也有可贵的向往自由的精神。曾树生是一个纠结的人物，她因为性格的多元化，使她一直在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之间挣扎。曾树生不同于旧社会矜持寡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她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生命力的新时代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并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她渴望与人交流，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同，她喜欢热闹的交际场合，向往一切象征奔放和自由的事。作为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她的工作就是与领导或客户交际。因此她被婆婆深恶痛绝的艳丽扮相和“早出晚归”其实是应该被理解的。曾树生并不是一个勾三搭四、行为不检的坏女人，她整天忙于交际是因为工作性质，也是她的生活需要，这不应该受到指责。毕竟事实如曾树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她从来不乏追求者，但也从来没有对不起过汪文宣。

抗战开始后社会境况的惨淡，汪文宣和曾树生最初梦想破灭，生活日渐压抑与痛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树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她物质生活匮乏，追求精神生活无可厚非。她不愿意在生活的重压下成为汪文宣那样沉默懦弱的老好人，她选择在灯红酒绿中寻找安慰，靠频繁的交际活动麻痹自己，让自己忘掉现实生活的苦闷。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也是在社会环境逼迫下产生的有些畸形的生活方式。

小说中描写的汪家带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曾树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色。男主人汪文宣老实怯懦，虽然心里还存有反抗精神，但从不把想法与别人分享，只是把所有苦闷都憋在自己心里，一个人默默的忍受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和不顺心的遭遇。每次曾树生向他倾诉，他心里虽然开心，但嘴上只是淡淡地一句安慰。这对于一个充满激情、正值青春的女人来说太过于冷淡和沉闷了。作为丈夫，汪文宣并不能给予曾树生生活上乃至于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持，所以曾树生才在外面“交男朋友”来寻求家中得不到的心理安慰。

汪母对于曾树生可谓恨之入骨，她只要一找到机会都会讲曾树生的坏话或是把曾树生羞辱一番。曾树生不愿意回家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与汪母不和。曾树生是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她思想开放，与旧时代的大家闺秀汪母在观念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赚钱养家还要被嘲讽是“花瓶”，汪母话里话外都暗示她红杏出墙，行为不检。曾树生面对这样的侮辱心中必然不痛快，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多次与汪母争吵，这凸显了新时代女性的渴望摆脱封建家长专权的反抗性和强烈自尊。

小说中对小宣的描写不多，但清楚的刻画出这是一个像汪文宣一样沉默寡言的孩子，带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气。这个孩子性格不像曾树生，因此不为曾树生所喜，而小宣从小跟祖母亲近，导致母子关系淡薄。中国人过去要求妇女相夫教子，曾树生面对着一对毫无生机、死气沉沉的父子，根本无从与他们亲近，夫妻母子之间都没有正常家庭应有的亲密，家人之间没有牵绊，她对这个家庭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留恋。

在诸多因素的驱使下，曾树生连日饭局、整晚跳舞就有情可原了。曾树生只是一个爱热闹的平凡女人，她渴望丈夫能与她互诉衷情，关怀她，理解她；她也渴望孩子能多与她亲近，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活泼、充满活力，每天缠着她问东问西。然而她得不到其他妇人拥有的家庭的温暖，她只是空虚寂寞，感情上得不到满足，需要充实的社交活动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这不是她个人的错误，是家庭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错误。

曾树生是一个社会与历史的牺牲品。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裴多菲最著名的诗句，我

将它看做是对曾树生的写照。

曾树生是爱汪文宣的。但那份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活境况的变化被消磨殆尽。起初汪文宣生病的时候，曾树生回绝了陈主任的一切邀请，专心照顾汪文宣的起居，力求尽到为人妻的责任。但汪文宣的病越发严重，陈主任的追求攻势也越发猛烈。曾树生动摇了，她自己知道对汪文宣的责任和怜悯已大于爱情，而年轻的陈主任所象征的激情与自由正是她渴望已久的。这样的强烈对比让曾树生心里激烈的挣扎。她既不忍心抛弃病重的汪文宣独自享受舒适的生活，也不甘愿将自己的青春耗费在这个冰冷麻木的家里。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是病重颓废将她视为精神支柱，每天用哀求的眼光和言语恳求她不要离开的丈夫；一方是年轻有活力，对她无微不至的陈主任和未来美好自由的新生活。最终，曾树生选择放弃曾经的爱情，去追求更为美好的自由生活。

有人说所谓的自由，只是曾树生追求的物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曾树生的评判未免有失公平。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曾树生追求物欲只是一种表现，她喜欢那种畅快淋漓的生活方式，对于她来说，没有封建思想的约束，做自己爱做的事便是自由，这是一种着落于有形的现实主义的自由。同时对于她来说有人关心，有人陪伴，有人能理解她的内心，进行灵魂上的沟通，这便是精神上的自由。

然而这一切自由的定义，与汪文宣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就注定了曾树生会离开汪文宣，即使汪文宣用尽生命地爱她，她也曾经那样爱过汪文宣。但在现实的打击下，汪文宣离最初追求理想的青年形象渐行渐远，也离曾树生的理想越来越远。

在小说后半部分，曾树生多次就去兰州的问题进行挣扎。她也曾想为了守护爱情，历尽责任放弃自己追求自由的美梦，但最终，自由的诱惑大过于爱情与责任，她还是选择了离开。但此时的曾树生依旧没有完全抛弃汪文宣，她依旧试图两者兼顾。在离开家去兰州之后，曾树生始终没有停止给家里寄钱，鼓励汪文宣好好养病。即使写信跟汪文宣分手之后，也没有辍行责任，甚至最后，她再次回到了汪家，希望能再次选择，重拾爱情。然而现实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这是小说的结尾，含蓄的写出曾树生最后选择的路。她将与过去诀别，踏上寻求自由的道路。她或许会继续寻找汪母和小宣，但找到了也只是给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履行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此外，她将了无牵挂地迈向自由，迈向属于她自己的自由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