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语文试卷看中国教育的城乡差距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

从高考语文试卷看中国教育的城乡差距

——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

摘要：考试制度一直在我国教育制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的关键环节，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是高等教育招收人才的工具。我国的高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更是意义重大，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一个跳板。但是，文化再生产理论者认为，考试的选拨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中暗含着文化偏向。我国的高考中是否也暗含着文化的偏向？本文通过对2000—2011年十二年的高考语文试卷进行分析，探讨高考作为教育评价标准中的文化倾向，考察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以及其与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的关系。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原因及目的；第二部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主要通过简述“文化资本”、“惯习”、“暴力符号”这三个概念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第三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分析，这部分通过对试卷中的人物特征、主题、语言以及不同类型试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来探讨试卷中的城乡文化倾向；最后一部分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揭示出城乡文化存在差异的所产生的影响，及高考中存在着文化偏向的原因。

关键词：高考语文文化资本城市乡村试题

概述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历来也是重视考试的国度。”[1]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众多的人口、有限的资源，让考试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试是现代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也是改变人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考试时这样说道：“大学、工学院和商贸学院文凭的发展，在所有领域里呼吁建立教育培训专利，服务于培养办公室和帐房里的特权阶级。拥有文凭有利于要求绅士家族联婚，有利于要求允许进入‘社会名流’的圈子，要求得到等级的工资，而不是按劳取酬，要求有保障的晋升和年老保障，但是首先要求垄断社会上和经济上优越的地位以利于文凭的候补者。如果说我们在一切领域里都听到疾声呼吁要求实行有规则的教育进度和专业考试，那么不言而喻，其原因并非是一种骤然觉醒的‘教育欲望’，而是争取限制提供职位和垄断职位的愿望，以利于教育专利的持有者。今天对于这种垄断代来说，‘考试’是普遍的手段，因此考试不可阻挡地传播着。”[2] 而且，考试使各种身份地位的安排合法化。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孩子们将会按成绩分成各个等级，将他们置于一个所谓的属于他们的准确的位置，从而使他们把学校以及阶级社会的秩序，乃至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看成是命中注定的。

在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看来，考试的选拨是非常不公平的，表面是看来是客观公正的标准，实质上却暗含着文化偏向，从而使一些人群受益，而将另一些人群置于不利的境地。布迪厄认为，考试不仅是学术价值的表达，而且是教育制度暗含的选择的清楚表达。并且，很清楚的是考试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选择标准。布迪厄指出，不同的阶级占有不同的文化资本，在选拔的过程中，占有文化资本较少的个体很可能将自己划定在较低的教育层次上，从而进行自我淘汰，或者面对着文化上的障碍，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更多。

我国的高考，人称“一考定终生”，特别是对农村的孩子特别重要，决定着他们是否能走出大山，改变身份，变成城里人。但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题为“寒门难出贵子”的一个帖子，引起了众网友的关注与讨论。根据央视报道：中国农大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生源低于30%的现象；清华大学，新生来自于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及以下的中学约三百所，在3300名本科新生中，农村生源仅占1/7；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5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在30%左右，而最近一些年在10%到15%之间。更有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

中国重点大学当中，农村的生源一直在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农村就读名牌大学越来越少，是不是城市化进程的效应：参加高考的城市孩子已远远超过了农村孩子造成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今年的全国高考中，农村孩子占到62%。看到这些惊人的数据，不得不让人质疑我国的教育，我国的高考是否公平？在高考中是否存在着文化再生产理论者所说的文化偏向？

本文通过对2000—2011年十二年的高考语文试卷进行分析，探讨高考作为教育评价标准中的文化倾向，考察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以及其与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的关系。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迪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他强调文化过程对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有助于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使它合法化。具体来说，教育通过建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而实现文化再生产。教育体制所传播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更加接近，统治阶级的惯习被转化成为学校中的一种想当然的文化资本。这样那些拥有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的人就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功。通过把学术等级转化成社会地位等级，就实现了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由于是通过划分学术等级来划分社会等级的，表面看起来划分的基础是天赋和能力，因而使再生产合理化。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惯习”、“符合暴力”三个关键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有利于我们理解他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1. 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表现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指的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文化物品。布迪厄最初采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时，是为了说明不同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呈现在我的面前的，这种假定能够通过联系学术上的成功，来解释出身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上所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小团体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3]在20世纪60年代时，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可以改变阶级分裂，每一个勤奋苦读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布迪厄指出，这些人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排除经济地位和社会出身的因素影响，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孩子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

2. 惯习。惯习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讲的，尤其是把它看成某种创作性艺术”。惯习是一种内化的能力，它被个人拥有和感觉，但却是历史、结构和社会化的产物，特别是早期社会化的经历对惯习的形成至关重要。惯习概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行动者既不是有外表起因决定的物质的粒子，也不是执行一种完全理性化的内部行动计划的、只受内部因素影响的单子。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4]

所以，惯习构成了行为的指导原则，它为行为设定了结构的限制毛病倾向于再生产与关系产生的条件相一致的抱负、感觉和实践。它通过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把客观的机会内化成一种主观性向，包括了一种对处于一个社会分层中某具体位置的个体来说，什么事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一种无意识的计算。这样，工人阶级的子女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期望或抱负，现存的分层社会结构也得以维护。[5]

3. 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是“意义和意涵系统所具有的，通过将压迫和剥削关系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下，掩盖，并因此强化这些雅痞和剥削关系的能力”。有教育权威对学生灌输文化武断性就是一种符号暴力。社会行为者对那些施加在其身上的暴力并不知道，反而觉得那是自然而然的。学校正是通过符号暴力的行使，确保不平等被视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确保社会再生产及其合法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