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原因论文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作者：李金营来源：《读写算》2011年第16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第三章史学的多途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副本
► 萧子显(487年—537年)是梁朝时人
► 南齐历史二十三年，此书写了五十九卷，有纪、传、 志特别是记载了许多佛教的情况以及佛教与道教相 争的情况，是研究宗教史的重要资料。该书缺憾是 无食货志。
► （六）魏收《魏书》
► 魏收(506年—572年)北魏到北齐时人
► 《魏书》130卷，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
► 弊：（一）专职史官设立，易受皇帝宰相的控制， 往往有顾虑，美饰与前朝有关的人物，歪曲事实。 （二）史官品级不高，但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学术地 位，许多人争做史官，以博得好名声，但他们对史 学不热心，不到社会上作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在 官府搜集材料，编成史书，使得史书内容不丰富， 质量不高。（三）史官人选未必得当，有的没有修 史才能也任史官，有称职的史官在宰相大臣的牵制 下也难以发挥才能。或者由于史官意见不一，使有 史学才能的人难以发挥。
► 七、史注的发展
► 文字注解：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三国吴韦昭《国语 解》、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文字注解主要包括人名、地 名、专有名词、典故。
► 补充史实的注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这是史注发展的很 重要标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超出了一般文字的解释，增 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补缺、备异、惩妄、 论辨。补缺分二，一是三国志记得简略的，予以补详。二是 陈寿漏记的。备异是写各种不同的说法，然后加以自己的说 明。惩妄与备异有联系，惩妄是在备异列出不同说法后驳斥 虚妄的记载，所驳斥的包括陈寿记的。论辩分二种：一是对 包括陈寿在内的各家评论驳斥。二是对别人的编纂加以辩论。
►四、谱学著述的兴盛
►谱学：专门研究家谱、世系的学问。
►五、传记的发展 ►以前的人物传记都在纪传史体书中，这时期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
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
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
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
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
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
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上)
第二、防寒人冒充士族、逃避徭役
• 南齐庶族竟相
– 改注籍状，诈入仕（士）流。昔为人役者，今 反役人。（《南齐书· 虞玩之传》）
• 梁尚书令沈约上言检规伪造家谱的“巧伪 ”
– 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 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 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 共校勘。所责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 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 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 （《通典》三，又 《南史· 王僧孺传》，见《全梁文· 沈约三》） 18
– 东晋末年，豪族，废晋安帝，改国号为楚 – “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太平御览· 文部· 纸》） – 简牍文书从此基本绝迹，纸不仅在民间通用，而且成 为官府文件的载体。 – 东晋后，未见有简牍档案的考古出土，说明纸成为日 常公文的唯一制作材料，完全取代了简牍文书。这一 变化，大大方便了文书的草拟、修改、传递、批阅、 审读、保存、查用，极大地提高了文书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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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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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书数量与种类的增加
（1）数量 时代 先秦至西 汉 至东汉 至隋 817部 数量 31部 196部 亡书57部 《隋书· 经籍志》 资料出处 姚振宗《廿五史补编》
《汉书· 艺文志》将史书类附着于《春秋家》，凡12部， 552篇。 《隋书· 经籍志》中史部单独排列，达到13种，817部， 13264卷。其中除了少数是东汉、隋朝的作品外，绝大部 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就。史学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在 这个时期。
• 西晋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号大著作郎，增至八人：
– “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 ，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 自臵省而犹隶秘书。‛秘书郎的职掌为编撰史书（主要 是国史），‚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 晋书•职官志》）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
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
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
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
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
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
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
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
《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
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
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
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
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
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
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
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
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
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
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
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
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
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
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
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
最新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时期。这是一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攘扰，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期。经济上，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文化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芒，展现着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当然，史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密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史学魅力，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地方史、民族史和中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伴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技术的传播，因而民族融合加深，中外交流发展。中国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可追溯到《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在班固《汉书·地理志》时，已使用过地方志的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志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很多，但存者很少，唯有《华阳国志》一书，历1600余年独放光辉。《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此书与《越绝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其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 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 “贤士列女”。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记载，从西晋建始到刘宋灭亡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而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为这一时期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记述的重要记载。此外，法显的《佛国记》慧皎的《高僧传》都是了解中外联系的重要作品。
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书八百余部，一万三千多卷，并分史书为十三类：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 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绝大部分产生于 魏晋南北朝时期。梁启超曾指出：“两晋六朝，百 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１１关于这一时期史学发 展的原因，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持“乱世多史”的 思维模式来解释。笔者觉得这种解释并不能全面 回答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原因。本文欲借助汤因 比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其“挑战一应战”模式来 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更深层的原因。 一、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和“挑战一应战” 模式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文 化形态史观，为史学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范式和视 野。“文化形态史观又称历史形态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社会的衰落、解体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 重大变革、转型时期。社会共时性的结构层次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作者简介：朱春龙，男，安徽宿松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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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笠
这其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社会结构层次的角 色转换。“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这种创造行为 的‘死对头’直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引起社会的 衰亡。首先，在面对任何特定的挑战时，大量削减 扮演创造者角色的候选人的数量，因为他们希望 排除对上一次挑战做出成功应战的人，这些人先
２０１１年２月 第３０卷第２期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ｆ Ａｎｑ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ｍ
Ｆｏｂ．２０１１ ＶｏＩ．３０ ＮＯ．２
ＣｏＵｏｇ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Ｏｎｃｅ Ｅｄａｉｏｎ）
从文化形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朱春龙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个时期从魏晋之间的分裂开始，一直持续到南北朝并立之后。
这个分裂局面，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萎缩，以及对外战争的频繁爆发。
这篇文章将从多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
一、原因探究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的发生，不是一朝一代之间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的推动下，分裂的大趋势逐渐形成。
具体而言，导致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原因：魏晋时期的王朝，都处于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
王朝本身内部的斗争，以及外来的侵略和军阀的作乱，使得统治者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
加之王朝统治力度的不断减弱，都导致了分裂大势的形成。
2.经济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都处于比较发达的时期。
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繁荣，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掩盖经济贫困和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剧。
这种贫困和贫富差距，不仅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更加速了政治的瓦解。
3.社会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滋生时期。
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破坏因素，都在加速这个过程的进行。
特别是对奴隶和农民的统治愈加苛酷，引发了他们起义和反抗。
这些原因的深层作用，最终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
无论是北方的代国和北魏，还是南方的刘宋和梁朝，都无法避免这一趋势的发展。
二、发展动态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没有明显的表现。
整个王朝体系，在中国大陆内部，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统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不断发生，这种稳定和统一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发展动态，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1.初期阶段：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最早体现在各王朝之间的权利斗争上。
各个王朝，为了争夺控制权和地盘，不断军阀作乱和互相厮杀。
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公元350年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分析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私人撰史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虽属历史上重要的分裂时期,常年发生军事斗争,政治局势亦常有波动,但文化艺术方面在这段时期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史学,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将史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类,而到《隋书经籍志》时,史部已是一大部类。
从史著数量来看,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记,史书共有817部,13264卷,①其中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而单是写晋梁两朝的史书就有百余部。
在史着体例方面,《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谱系、薄录等十三类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除了因传统官方正史的编纂的推动以外,私人撰史的盛行应当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私人史作达三百部,总计卷数约四千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数量的百分之五左右,私人著述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诚如近人余嘉锡所言:“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自我一家,流风所渐,魏晋尤甚。
”③一、梁启超之观点关于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之盛行,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
文化工具日新,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
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
自兹以还,蔚为大国,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着。
”④以先生之语一言蔽之,胜于我的任何话。
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兴盛的原因分为三点。
第一点就是自汉以来,史官世袭的制度已经有了改变,而关于史学的知识也广为传播,随着读书人所掌握的史学内容越来越多,撰史也就不再成为史官的专利,此为一。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雷震
【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6(21)1
【摘要】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学术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及内容的繁杂,并使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特别是造纸业的发达,引起文化用具的革新,为书籍的传抄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总页数】4页(P64-66,85)
【作者】雷震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陕西,汉中,72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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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特点概述 [J], 韩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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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国封建史学的多方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适应门阀制度、士族门第观 念的谱系之作大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 刘宋王弘深谙谱学，竟然能“日对千客，不犯 一人之讳”，因而名噪一时，足见当时谱学之 盛。
九、史学评论的发展
（一）史学评论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其端。 两汉时期有所发展，涉及到史学的目的和 功能、史书的编纂方法和史料的鉴别方法 等等，不过这些评论是零星的，不系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形成了一种评论史著的 风气，而且史学评论的系统性也是空前的。
①不但注释音义、名物、地理和典故，而 且补充历史事实，开创了史注新法。原 《三国志》简略、遗漏之处，裴氏用注释 的方法详细补充。
②发展了史料学的方法，提出了审查史料 的意见： a.碑铭家传不可轻信。b.作者妄加修饰之 言不符事实。 c.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 d.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e.敌国传闻之言 不可轻信。
此书的缺点：①因为视东魏为正统，因此西魏的 历史基本空白。②无《艺文志》，没有文化、著 作方面的记录。③部分记载烦琐而芜杂，如附传 过多。
7、崔鸿《十六国春秋》
记十六国时期各国历史，对北方各少数民 族的情况皆有记载，史料价值较高。 以东晋年号纪年，表明作者有大一统意识。
惜原书于北宋时期就已散失，明朝时又出 现，多数人认为其为伪造。清后期，汤球、 黄奭对此书进行了辑校。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重视史学，建立了 传授历史知识的学馆。后赵君主石勒，于 建国之初（319年），便建立“史学”，与 经学、律学并列，以任播、崔濬为“史学 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史 学”一词。 南朝刘宋文帝也继起仿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特点概述
1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
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弑君篡位、改朝换代如同走马灯，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运用史学来总结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并为自己的政权创造正统理论，从而都促进了史学繁荣。
瞿林东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史学，认为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的玄学色彩以及史学独立等四个方面简要分析总结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特点，体察中国史学史的演变历程。
一、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历时370年，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代，又是思想文化开放创新、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变动时代。
这些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一）南朝私人撰史趋于兴盛，北朝官修史书有了相当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私人撰史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巍为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涌现出如西晋之王铨、南朝宋之范晔、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一大批优秀的史家。
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史官制度不健全。
受门阀制度影响，负责修史的人往往并不十分合适，致使私人修史之风渐起。
其次，门阀制度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政治，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因此社会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
于是重视家传、编写谱系成为时尚，具有家学传统的修史者更是把修史当作一种献身于“名山”的事业。
最后，史学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到唐，“《汉书》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
（二）史书种类和数量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数量呈现出一个高峰。
《隋志》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而这些书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数量，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多了。
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
作者： 蒋家骅
出版物刊名：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61-67页
主题词： 史学功能;魏晋南北朝史;历史家;经学;历史著述;史官;国史;晋书;历史著作;历史编纂学
摘要： <正> 中国魏晋南北朝是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政治大分裂,民族大融合,长期战乱无时或止的时期。
可是,在史学发展上却吐出璀璨斑澜之花,结出丰硕繁盛之果。
就在历史编纂学的内容上、方法上也有巨大的贡献,远远超出秦汉以前的成就。
与西方中世纪的史学相比较,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成就,究竟是些什么因素促成的呢?本文拟作初步探讨,或有不确切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的分裂、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文化的交融与独立，都给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带来了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政治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
这种动荡的局面为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时期，史家们开始国家分裂、民族矛盾、社会动荡等现实问题，将其记录在案，以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借鉴。
1、政治环境对史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动荡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不同政权对史学的需求各不相同。
例如，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频繁，史家们通过对各个政权的兴衰更替进行详细记录，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同时，这种动荡的局面也促使史家们更加现实问题，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
2、政治因素对史学的促进尽管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但各个政权都相当重视文化建设，力图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巩固统治。
例如，南朝梁武帝时期，出现了“五史”修史高潮，这些史书成为后世研究梁朝历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北朝政权也注重修史，通过对南朝历史的研究，增强了对北方的统治力。
二、经济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环境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晋时期，南方经济得到大力开发，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然而，经济的繁荣与衰落都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
1、经济繁荣对史学发展的推动在南朝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史家们开始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
例如，《宋书》中的《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南朝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世研究南朝经济提供了依据。
此外，由于海外贸易的兴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些研究为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经济危机对史学的影响然而，经济的衰落也为史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流离失所，这对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与理论。
在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和编纂的发展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突破。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
一、史学理论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背景的变迁和经济的恢复，社会开始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史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学派。
首先是史家的流派，他们提出了以历史实事为依据的写史原则。
代表性的史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范晔，《后汉书》是他的代表作品。
范晔强调史家要做到客观公正，注重事实真相的还原。
他对于历史的记载秉承了“真实”，“实事”原则，而不是屈从于时政或者权力的干预。
第二个学派是文雅派，典型代表是魏晋时期的陆机和陆云。
文雅派注重史书的文学性，他们追求史书的艺术性和立意的深远。
陆机在《文赋》一文中，对于史书的写作提出了细致入微的要求。
他认为史书应该具有深远的思想内涵和华丽的文笔，同时应该注重情感和意境的表达。
第三个学派是帝王史观，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特别重视帝王史研究。
他们认为以国家史研究的对象是帝王。
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北魏的宇文泰和贾思勰。
宇文泰的学说指出“正史论”即将正史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史书要真实、全面地反映帝王的言行。
而贾思勰则在《齐民要术》等著作中提到了“王者之学”这个概念，他认为一个王朝政权的国力、治理能力以及政策决策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史学编纂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编纂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编纂工作，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官方编纂。
南朝刘宋时期，编修国史的工作开始启动，历史学的编纂进入了官办化的阶段。
《宋书》、《南齐书》等正史之作开创了正史编纂的先河。
这些正史经过官方认可，成为了后来中国历史正史编纂的典范。
其次是私家编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以士人为主导的私家编纂活动。
魏晋时期的史学发展
魏晋时期的史学发展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史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确立、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的开拓与史学思想的进步，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魏晋时期史学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做混乱的一个时代。
两汉大一统帝国的崩溃，造成了政权的频繁更迭，整个中华大地上遍布各种封建割据势力，充斥着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
从东汉末年至隋建立的三百六十余年当中，玄学道学的相继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儒学的沉浮使得当时的文化状况和意识形态十分复杂，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也是从这时开始，史学才开始脱离经学的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魏晋也成为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
自有史书起至两汉魏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完完全全是经学的附庸是经学的一种副产品。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被人熟知，而其实际上最本质的应该是鲁国史书；很少有人知道五经之一的《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而在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史记》最初也不被人当作史书，而是被认为是《春秋》发展，被称作《太史公书》。
西汉著名目录学家刘歆所编的《七略》没有史部这个门类。
之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更是把史部的书籍附于《春秋家》之后作为《春秋》的延续。
后世认为《汉书》不立史部皆因秦汉之际，史书不多。
而实际上相较于《五行家》《兵权谋家》的少数篇目，五百多篇的史藉足以立部。
因此《汉书》不立史部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史学独立的概念，把史学当作经学的一个分支。
到东汉末年作为两汉最高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发展停滞，本身僵化，失去了活力，已经不再适应于社会，丧失了原有的地位。
有基于儒学的衰弱，在儒学高压下的各家思想开始抬头，经史分流的趋势开始出现。
在三国时代，出现了与六经相对的“三史”一词，简言之就是“经史”，二者的并称是魏晋史学的一个新名词，这说明史学与经学已具有同等的地位。
而宋元嘉年间玄、儒、文、史四学馆的设立，肯定了四种学术的价值，更说明了史学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巨大发展
作者： 高国抗
出版物刊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49-56页
主题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学术文化;七十年;朝代更替;史书;中国历史;三国志;裴松之;封建社会
摘要： <正> 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至公元589年隋灭陈,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这三百七十年中,朝代更替频繁,先后立国三十多个,是分裂、割据、战争连绵的时代。
旧史家因而称这时期为“乱世”、“衰世”;现在有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衰落停滞时期,属于“黑暗时代”。
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史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东晋以后,我国图书一直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次序分类,表明了史学是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学问。
在封建社会里,儒家著作被尊为经典,所以排在首位,其实经学远不如史学发达,梁启超就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
”“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
”清代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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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
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史通史官建置》的记载为：“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
”《通典职官八》中《著作郎》条的记载也很明确：“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隶中书省，专掌国史。
”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设置的开始。
[2]晋元康初改隶秘书省,除设著作郎一人外,还有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改称著作佐郎。
佐郎负责博采史料,正郎负责撰修记载。
宋、梁、陈又置修史学士。
十六国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多有设置史官记载史事者。
而北齐时设立史馆，以宰相兼领，掌兼修国史。
魏收在北齐史馆修史期间,如《魏书自序》所云:“受诏撰魏史,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史阁即史馆,有《初学记》卷三冬第四所载《北齐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可证。
这标志着古代设馆修史之初步形成。
[3]史官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官修国史的编纂。
再次，史料的储备。
这一时期政权变更及政治斗争引起的社会动荡曾多次导致史料的散失、破坏。
但政局稳定后，统治者又积极组织整理史料。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图书文献损失惨重。
曹丕代汉后，“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4]此后，政府对史料的储备工作也十分重视，委派专人写起居注，广泛搜集资料，以方便编修国史。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下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付。
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
”[5]这样，史料储备、整理完善，为本国及后人编修历史提供了方便。
第四，私人修史成风。
由于混战不断、政治分裂，文人学者的生命和地位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贬或被杀，因而他们在仕途失意之时，转而著史以抒发愤懑之情。
而且当时政府对私人撰史并没有严格限制，许多人，特别是寒门出身的人通过编修史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此外，私人藏书的增多也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可能。
第五，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
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为纪传体的风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
士庶不平等，一些庶族为获得特权，跻身士族之列竞相伪造户籍，冒充清流；而士族为保持门第不被混淆，开始注重家谱和立传叙家史，使谱牒和人物传记兴盛起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著作达300部，总计卷数约4000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分量的百分之五左右。
[6]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换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的环境下，
统治者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开始召集人才，储备、整理史料，设置史官编写前朝历史吸收经验教训，撰写本国历史宣扬自己的功绩。
而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制度影响使得史书的种类和数量剧增。
正是在这种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发展呈现出了多途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
[2]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j].《清史研究》，2003.2(1).
[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史》[m].安徽：黄山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