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已经融汇成一派浩瀚的巨流。在这巨流之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

“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的思想，在我们儒、释、道、医、易的诸多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核心与灵魂。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所以李大钊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这种“和”的精魂，是伟大炎黄始祖肇造的基因，是我们东方文明固有的特质。它看似柔弱而实则强劲，它具有无所不包的融合性与无所不至的渗透性。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

正因为这“和”的精魂，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便如黄河、长江，发源于灵气氤氲的凌云高山，奔腾于气势雄浑的千仞峡谷，融合了八方来汇的千溪百川，蜿蜒而不阻，曲折而必伸，始终以其不凝不滞、磅礴浩荡的气派东流到海。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

要谈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将它与西方文明作一番比较，没有比较便无以鉴别。

上面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那么，西方文明的特质又在于何处呢？西方文明的特质刚好与中华文化相反，在于一个“争”字。因为，西方文明强调突出个人，强调物质财富。而强调突出个人，务求一枝独秀，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争斗；强调物质财富，追逐奢侈豪华，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争斗。

对于这种“争”的哲学，其利弊可以用14个字来概括：获显利而伏隐患，得近利而播远忧。

正是由于这种“显利”和“近利”的驱动，包含“争”的特质的西方文明得以盛行于世。经过三百多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年所伏的“隐患”渐渐显化为“明患”，历年所播的“远忧”渐渐进逼为“近忧”，才造成目前这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以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从而化解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和平和睦、融融乐乐的人类理想社会。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全球炎黄子孙共同的历史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才能得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华儿女的肩上。”这样的判断。

需要强调两点：

所谓“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绝非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征服”，而是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融汇”。因为，东方文化的特质在于“和”，是包容性的。

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不等于全部的中华文化，而是指剔除了糟粕的精华部分。如何鉴别精华与糟粕？根本的一条，就看是否符合“和”的精义---凡是不具备“和”的精魂的，便是已经死亡的躯壳，便是已经腐朽的糟粕。

一旦明确了弘扬什么的问题，那如何弘扬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泛交流，透彻地阐释中华文化“和”的特质及其对于化解当代人类各种危机的决定性意义，逐步达成“和”的共识，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艺术、环境保护、生态优化、发展模式、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积极地化争斗为和解，以求实现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最终缔造一个和睦、和谐、和祥、和乐的人类理想社会。

也就是说，只要让各个国家的学术界、政界和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华文化“和”的特质及其对于化解各种危机、缔造美好前程的根本意义，人类社会的和睦、和谐、和祥、和乐，便会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般自然而然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