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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后结构主义是针对历史相对论、意义与后文艺复兴的理性哲学批判的批判性理论,但反对结构性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强调片断不连续性,不相信历史进化和知识累积论.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着想要成为霸权。

一些主要的后结构主义者有德里达、傅柯、罗兰·巴特(至少在后期的著作中)以及或许有争议的布希亚.

2.解构主义

在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中,解构主义是一个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德里达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 metaphysical 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解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解构主义流派反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认为结构没有中心,结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结构由一系列的差别组成。由于差别在变化,结构也跟随着变化,所以结构是不稳定和开放的。因此结构主义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作品的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解构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去看一个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比如说,男性与女性、同性恋与异性恋),并且呈现出这两个对立的面向事实上是流动与不可能完全分离的,而非两个严格划分开来的类别。而其通常结论便是,这些分类实际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绝对的形式存在着的。

解构主义在学术界与大众刊物中都极具争议性。在学术界中,它被指控为虚无主义、寄生性太重以及太过疯狂。而在大众刊物中,它被当作是学术界已经完全与现实脱离的一个象征。尽管有这些争议的存在,解构主义仍旧是一个当代哲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里的一股主要力量。

(1)定义的困难

在西方哲学中,很难为解构主义下定义。马丁·海德格尔很可能是第一个用这个字眼的人(与尼采式毁坏作对比),虽然我们在英语世界中认识的“解构主义”是一连串翻译后的元素(由海德格尔至德里达),而且很多人,包括巴尔特、史必域克、保罗迪文、高拿、芭芭拉庄逊、米勒等都曾经涉猎过这个范围。

这些作家都抗拒用简单的字句来定义它。德里达被问及解构主义的意思时,他这么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简单而公式化的答案。我的所有文章都是写来避开这种令人恐惧的问题。”(德里达,1985)解构主义的意思涉及许许多多的混淆——究竟是一个思想的学派,一种阅读事物的方法(很多人在尝试公式化的定义它时都选择这种解释),或者,有些人称它为“文本物体”(一个在德里达的话中暗示的意思)——而且在尝试限定它的时候,可以决定听取那一个来源的说法。很多人写了很多东西去定义解构主义,或解释为何界定解构主义的尝试会失败。很多这样的文本(包括那些被认为是解构主义者的批评家)都晦暗艰涩,而且很难总结出来。另一方面,有一种家庭工业就是向那些希望了解解构主义,或定义解构主义的人与不想看原本的人(无论他们的了解程度)解释这个名词。

(2)阳物中心主义以及对二元对立的批判

解构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对启蒙计划及形而上学的激烈批判,尤其是对柏拉图、卢梭、胡塞尔等哲学家的立派文章,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章,譬如文学作品

文本与解构解构主义更像一种文本分析法。文本如同洋葱,我们要如同剥洋葱一般,将文本的意义一层一层地剥开,才能得到文本背后的真实(注意,这个真实是可知的)。由于解构主义更接近于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因而在近代翻译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主义影响翻译理论的结果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流派的创立。

(3)延异

延异有两层意义:一,是向外“扩散”;二,是“延宕”,即语言的意义最终都不可获得。意义只能是一个不断各外扩散的过程。意义的随意性、零乱性、不完整性不断地拆解形而上学的中心和本源,并且拒绝成为新的中心和本源。意义不断地生成、

转换,又不断消失,最终消解了意义的本身。中心的消解就意味着取消意义,意义的延异就否定了世界上存在着终极不变的意义。

(4)对解构的批评

缺乏实用性

难以理解性

缺乏严肃性与透明度

政治批评

将解构归类为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批评

3.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许多领域,像是一个文学作品、一项活动或处事径路的构成元素之间有着交互关系,比仅关注孤立的单一元素内本身更具显著意义,有时应用在人类全部活动和其产品上,甚至将其视为被建构的,而非自然形成的.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在分析文学的领域,结构主义者能将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揭露出来。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关联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言,结构主义者能从一个故事中将其所代表的“意义”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结构主义的出现,帮助人们从生活中混乱的表象中,揭露隐藏其中的完整结构,但亦因此一简约化的结果,造成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过多的解读,而让学者创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意义与结构。另外还有各种立场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而事实上,许多关于结构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试图厘清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索绪尔是令结构主义于20世纪重现的始祖,因为他的讲义经由学生整理在1916年出版命名为《普遍语言学课程》,其中并不关注言语或语言的使用反而关注语言系统,他称之为“理论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既存在社会结构下,各种符号的科学。”最终,他认为语言符号是由意符(能指)及意旨(意指)所组成。这跟以前关注字与事物的关系的手法很不同。《普遍语言学课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美国的L·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发展了自己的结构语言学,正如丹麦的Louis Hjelmslev的那一个学说。在法国,安戴尼·梅勒(Antoine Meillet)和Émile Benveniste延续索绪尔的课程。最重要的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员,例如Roman Jakobson 及Nikolai Trubetzkoy 开展了有关的研究。

二战后的结构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间,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最初在法国流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李维史陀于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李维史陀在纽约结识了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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