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描写的游侠(1)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立传的人。自《史记﹒游侠列传》产生以来，后世学者便对于游侠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有的立足于司马迁是否应为游侠立传，有的立足于司马迁对于游侠的态度，有的立足于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的原因，角度不同，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汉书﹒游侠传》等文本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史记》中的“游侠”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的联系与区别，以确定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时对人物进行选择、评价的独特标准。

司马迁《游侠列传》的立传标准是其史学思想、人生理想的反映，是司马迁对汉代社会问题、个人人生问题作出的回答。司马迁把汉初游侠与今天我们同样视为游侠的先秦刺客相区别，在汉代游侠中又淡化豪族、暴徒，而单单标举闾巷布衣之侠，并且一反当时社会的普遍态度，对游侠给予了热烈的礼赞。从《史记﹒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当时社会风气和更为普遍的人性问题的关注、批判和思考。太史公用公义、舍己的理想游侠世界否定势利、畏懦的现实社会，用游侠所代表的“信”弥补天道的幽昧，用人的道德代替天的报应，成为人生价值的评价尺度。

关键词：游侠、史记、司马迁、刺客、汉书

第一章游侠的产生 (1)

第二章司马迁所分的游侠类型 (3)

第三章游侠的构成集团 (4)

第四章游侠与刺客的关系 (5)

第五章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的原因 (7)

参考文献 (8)

第一章游侠的产生

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对政治、社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战国、西汉时期，游侠盛行。战国时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四大贵族公子，仗义疏财，具有豪侠之风。他们手下各有许多门徒食客，其中有不少游侠之士。西汉，游侠继续兴盛，《史记》《汉书》均设《游侠传》记载其事迹。最早关于游侠的典籍记载为《韩非子》。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1

《汉书.游侠传》：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亦皆有绝异之姿 (2)

春秋末，战国初，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迅速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如范雎为秦昭王相，伍子胥为吴相，吕不韦为嬴政相等等。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这是与当时大变动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

“侠”的原义是“挟持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自春秋而及战国，这些人羽翼日渐丰满，凭借着从主人那里获得的权力，开始不顾君臣大义，好逞私勇，行犯上作乱之事。在当时“社稷五常事，君臣无常位”的大乱之世，他们的行为正足以构成对专制君权的威胁，所以韩非子才有“人臣肆意陈欲曰侠”（《八说》）的说法，并力主对之予以严厉制裁。而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又只是以这些不法之臣为主人，并受其役使的。《五蠹》篇所说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又说“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些人与主人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人可能对他们以礼相待，结以恩义，他们对主人的厚遇或者知遇之恩自然须臾不忘，为其效力至于不惜生死。在两者之间势必发生许多让人击节扼腕、感叹不已的不平常之事，时人遂因其为侠者而称之为侠行，再扩而大之，他们那些重义节、轻死生之事，在当日纷争不息的社会上广泛流传，依其行为、作派而聚徒属、立节操、显扬名声的人自不会少。凡所作为有

合乎他们的行事原则的，其人也就自然会被人视为侠。

韩非子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又可以证明这一点。所谓“弃官宠交”，即弃官而爱交友，如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旧友魏齐同行去赵之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虞卿在赵国为相，他的朋友魏齐与秦相范雎有仇，亡奔赵国平原君，秦昭王听到消息后，逼迫平原君交人。魏齐见事急，深夜逃出平原君居所，来见他，请求庇护。他料想赵王畏惧秦国强大，最终一定会屈从压力交人，自己又无力劝阻，于是解挂相印，与魏齐一同出亡。虞卿虽非扶持大人，即为权臣豢养的游侠，而处于养人的地位，但他的行为显然是非常人能行的侠行，故被时人视为侠。

继韩非子之后，对游侠作了更明确定义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不过，他并没有局限于“侠”字的本义，仅以之指称那些扶持大人并供其使令之人。而是着重于个人的品行和人格，对游侠作了新的界定，他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3

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4

司马迁对游侠予以热情的赞美，似与韩非及以后的班固不同。韩非提倡法制，他的法术势理论的全部精要，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对君主绝对权威的强调。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对犯禁的游侠多有否定力主人君运用强权予以裁抑。他所说的游侠私剑之属“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启名而犯五官之禁”，正是以后司马迁所说的“行不轨于正义”、“时捍当时之文网”。并且，这种好聚徒、树节和显名，也正是《游侠列传》所载郭解等人的基本行为特征。至其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游侠重义气，热衷于救人困厄，而不以私利萦怀的特点，与司马迁所论也非常符合。所以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引“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一语开头。二人只是由于所持立场的不同，所以评价时的侧重点有些不同。

而班固是一个较司马迁思想更为正统的史学家，他从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和专制皇权的角度出发，在《汉书﹒游侠传》中，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深致不满，而其所谓“意气高，作威于世，谓之游侠”，也颇合于韩非子的“立节操，以显其名”。当然，他对游侠的另一面也不一概抹杀，其所揭出的“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就是司马迁所称赞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