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共和主义自由观和法律

现代共和主义自由观和法律10法硕2班龙会会（20104101001247）摘要：共和是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自由是共和主义的基础，多数国家中，公民自由是通过宪法的规定来体现的。

本文从共和思想的起源，共和主义与宪法自由及其与人性的善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共和主义自由观与法律的关系。

关键词：共和主义宪法自由人性善法律一、概述共和是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人性中均有向公的一面和为私的一面，众人在自由的状态下培育、发展并汇集其公心与公德，此一社会便成为一个追求“共同善（common good）”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和谐的共和社会。

而在政治哲学中，含义最“丰富”、同时也最模糊的语词恐怕非“自由”莫属，作为共和主义之基础的“自由”概念。

可将自由定义为“免受支配的状态”。

二、共和思想的起源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是与君主制相对而言的”。

它的起源不仅来自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而且更多的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民主的批判。

古典共和政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公民美德维系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基于道德力量的政体；公民美德是共和国健康的重要标志。

“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励赞许的贤德是指公共美德。

公共美德是指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私欲和利益的那种品德，全心全意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品德。

” 与古典共和强调公民的美德与公益心以及公民的义务相比，现代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1］现代共和所钟情的美德是：自我控制、自我负责、自我实现、自我反思、尊重不同意见、理性、独立、平和。

可见，古典共和的美德是集体本位的美德，现代共和的美德则是个人本位的美德，前一种美德并不比后一种美德更先进、更可取。

现代共和主义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共和主义”有些不同，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共和主义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它是对纯粹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制。

二、共和主义的宪法自由理论将共和主义从一种政治哲学转化为一种宪法理论是一项需要实践智慧的工作。

共和主义传统所强调的公德、公意和公益似乎都更适宜用教育去培植，用宣传去鼓动，用行政去实现，而不是用宪法和法律去固定和保障。

通过宪法来规定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规定政府在诸多价值体系之间的中立立场，远比通过宪法来确立和促进“共同善”来得容易。

所以我想，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原因不是它在哲思层面上优于其竞争者，而在于它在实践层面较为可行：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宪法设计比较容易实现限制专断权力这一目的。

［2］“宪法的归宪法，教育的归教育”，自由主义政治是一种自我限制的政治，不指望通过政府来实现一切可欲的目标。

公民的自由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一个共和国必须有能力和手段来保卫自身。

但自由主义视国家为自由的最大敌人，并围绕限制和驯服这一“必要的恶”所需的条件来发展其政治、法律和经济理论；而共和主义则视国家为“必要的善”，是自由的朋友和卫士，并围绕如何经营、发展和维护国家与自由人之间的共存共荣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来推演其理论。

自由主义的心理特征是“不信任”和“恐惧”，不仅提防国家，也提防他人，因此试图借助“权利”来保护脆弱的个人；共和主义的心理特征是“信任”和“归属感”，信赖同胞，依靠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共和国，来实现公民的共同福祉。

那么，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如何解释暴政呢？暴政不仅是暴君、僭主或独裁者们的过错，更是国民的过错。

忍受暴政的国民，必定是缺乏团结、互不信任、自私自利、在公共事务上消极被动的国民。

毕竟，公职的承担者是公民的子女，子女的过错，是父母的失败。

国家得以在战争和内乱等紧急状态中免受常规宪法束缚的专断权是这种能力和手段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共和主义传统毋宁选择另一种说法：“法律的确有赖于权威，但成为权威的条件，却是尊重法律。

”不然，以保障公民自由为己任的共和国，不必假手敌人便会毁灭自身。

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美国制宪元勋，这些先辈使西方共和主义传统得以获得火种并薪火相传。

三、共和主义与人性的善按照共和主义的看法，在公民社会中，自由的福祉得以实现并使个人免受自我和他人的支配意志的侵害。

这意味着，共和主义引入了人性完善的概念。

它假定人的一部分本质在于他不是一个物，他必须把自身从支配他的各种力量中解放出来。

任何屈从于命运之无常或他人之欲望的人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因此，自由的确不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愿望，而是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我们没有拒绝自由的自由。

不过，这种对善的生活的定义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性质，它并不指定某种特定的实质性目标，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每个人在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自由的生活，以避免支配性和依附性。

而且，这个定义也足以作为群体对个人选择进行判断的基础。

因为自由是一种义务，某些行为将会因为非法而被排除在外。

所以，决定共和主义国家生死攸关的规则是一项绝对命令。

国家不是实现那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目标的手段。

这种善的概念的独特之处也说明了为何它符合多元论以及否定性自由观。

公民国家是一个公共场所，一切没有压迫性的活动均应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共和主义国家排除某些行为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其建国目标，即建立一个使所有自由平等的个体能够在其中平起平坐，共同追求一切合法价值的社会。

国家无权宣布某种生活方式比其它生活方式优越，无权规定某种单一的价值，或者每个人都应当追求同一个目标。

如果共和主义国家禁止某些合法价值和生活方式，它就背叛了自己的目标，因为一旦如此，它就会在法律的幌子下建立起支配权，它就不再是共和国，即全民的福祉。

［1］所以，共和国家是一个合法性的公共场所，多种多样的特定个体能够在其中寻找他们特定的目标。

由于这个缘故，共和国家对于特定的善来说是一种手段，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种善：在共和制度中，一个人在认为其选择具有合法性的条件下，可以摆脱欲望的盲动，做出自主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

除非每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均建立在一个先验的、公众选择的正当原则的基础上，否则就不会有选择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家是一种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

正是这种先验的选择允许一个人明确地凭良知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而无需进一步向他人协商或妥协。

所以，共和国家不仅是公民用以实现其自然愿望的工具，而且是在比工具更深刻的意义上的共同的善。

作为合法性的场所，它发挥着界定意义的人性的功能，起着衡量特定目标的公众标准的作用。

共和国家的公民所分享的不仅仅是共同生存的程序性规则，也不仅仅是协调和兼容各种欲望的政治程序。

相反，把公民结合在一起的是那些共同的价值和公认的合法性、正当性和人性概念，他们依照这些概念建立起各自的善的生活理想，同时充分意识到他们的选择会被其它公民认为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无愧于人的选择，而且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充分尊重他人的平等和自由。

所以，共和国家不会陷入忍受和冷漠。

四、自由与法律共和主义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的特征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但是，法治本身并不足以区别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引伸共和主义与奴役状态比较的含义。

在共和主义学说中，奴役代表着所有各种权力关系、所有各种支配和依附关系，此类关系就像在奴隶制中那样，把人们带入他治的状态。

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必须根除这种关系，因为它们既不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必要因素，也不是善的生活的必要因素。

［2］尽管如此，共和主义者仍然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如果任其发展，满足个人愿望的努力必然导致支配和依附。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自由要求以人工化补自然，使每个人享有受到保护地位的基本权利。

这样一来，自由的存在就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出于战胜自然，这场胜利是由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公民不受自己和他人的统治欲望伤害的公民社会所赢得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把某些权利归于公民，实施法治，对侵害权利的行为实行惩罚。

在这个意义上，共和主义的自由直接联系于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即公民社会，同时也与采纳公民身份的观念相关。

当然，在这种社会中也存在权力。

但是，公民权力与它所取代的自然权力关系属于不同的体制，因为它不仅服从法律，而且根源于法律，即它是与政治社会制度同时建立的。

所以，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有不同看法。

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是一种天赋，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方能获得保障。

因而，法律之于自由只是一种外在的暂时手段而已。

经过分析，它不属于自由的定义，它是一种为了防止更坏的干涉而对自由进行干涉的方式。

这说明了前面提到的自由主义者对法律的矛盾态度，以及为何自由主义者始终具有将法律和自由对立起来的倾向。

在共和主义思想中，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此，个人的解放不是由反抗法律，而是通过法律来实现。

自由是由法律建构的。

［3］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经过分析属于自由的概念。

所以，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不存在天赋权利。

在自然状态，只有对抗和施暴。

权利只存在于政治组织体中，借助于构成权利的法律，把权利归于每一个公民。

公民秩序在此比在自由主义那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不止于单纯地保护和谐调各种天赋权利和自由。

由于这个缘故，法律秩序便不再与个人敌对，而是个人发展的条件。

享有个人自由既意味着优先保护通过废除支配权而使每个人的自由成为可能的政治和法律秩序，也意味着优先使特殊利益服从于共同的善。

五、共和主义自由概念的核心共和主义自由概念的核心（也是它同自由主义的关键分歧）在于，它认为自由不是自然事实，也不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天赋的特性，并主张自由是政治制度所创造的一种法律状态。

［1］自由的首要特性不是实质上的不干涉状况，也非不受任何外在妨碍地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而是一种提供保障的法律状况，即保障依照权利，排除任何干预，因为一个人要从事的活动属于合法行为。

因此，自由只能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社会中。

为了辨析清楚，我们来考察一下共和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的反面，即奴役状态。

奴役是一种人们受制于他人的独断意志的状态。

奴役的特性在于脆弱无助或暴露于主子反复无常的意志之下，不可能求助法律保护自己。

［4］即使是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有干涉的情况下，奴隶仍然处于脆弱的状态，因为主子能够随时进行干涉。

奴隶知道这一点，主子也知道这一点。

这意味着，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则的确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两个人可以享有数量相同的不干涉状态，但是一个人是自由的，而另一个人则不自由。

看起来，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必须首先在质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

拥有主子安排的广泛的不受干涉范围的奴隶仍然是脆弱的，因为他缺乏任何受到保护的身份。

相反，一个自由人，由于他自由的身份，可以在充分认识到并充分保障自己权利的情况下活动，若受到干涉，则诉诸法律。

这种保障与一个人纯粹由于环境而强大到足以抵抗任何干涉的那种保障不同，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受干涉的状态是实在的和暂时的，而在一个自由人的情况下，这种保障是建立在认识到没有人有权利干涉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