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扩大有效供给”,预设前提何在

“扩大有效供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或容讨论;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曰：因为“供给过剩”。若进一步追问：既然供给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扩大供给”?按供给学派的逻辑，“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有效供给”通常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所诠释的“有效供给”，其实是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质言之，在“有效供给”中，“消费能力”已经被抽离掉，蒸发掉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1)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2)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遗憾的是，“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

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供给中“绝对过剩”的内容和品种还会不断扩大。但众所周知，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换言之，供给之所以会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购买力或资本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有什么关系。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的必需或同占有商品的愿望相关联的生产过剩本身。”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本质。倘若“绝对过剩”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基本内容，那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消亡了。因为，“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相对过剩”：“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作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 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

然而问题是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马克思说：“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

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最近，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谈宏观经济形势时，对记者这样说：“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要有利润。”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理解何谓“有效供给”的要害所在)。所以马克思说：“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如此一来，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这里所谓“独立的因素”，是指“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这两个本该“统一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却分裂成了各自“独立的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暴力”，虽然指的是经济危机，但“市场出清”同样也是一种“暴力方式”。因此，若要实现“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当然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政策诉求)。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点)，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必须指出，在供给学派的逻辑里，科技创新的理由不是因为供给“相对过剩”，而是因为供给“绝对过剩”。对于这样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反驳道：“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 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从生产力的维度看，绝对的供给过剩意味着“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然而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现实的供给过剩并“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而是供给的相对过剩。

为什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被供给学派置于那么高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经济学”在实践经验层面上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解决“滞胀”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里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然而在学术界，对里根经济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有学者用事实和数据证明：里根时期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快速下降，并非里根经济学的功劳，而是诸多客观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因素主要有：金融投机汲取了大量资金，打压工运压低了工人工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降低了成本。尤其是，“期间美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甚至并不比20 世纪70 年代滞胀严重时期好。而且，里根经济学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里根大衰退’，并让美国患上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征’，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我注意到，除了对里根经济学在经验层面上的肯定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工具构成了供给学派极其重要的理论支点：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