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与农民问题

中国城镇化与农民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的头衔有：中国基数最大的人口群体，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中国区域间迁移量最大的群体，还有一个介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属于农民的特有名词“农民工”。

今天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我的看法，第一中国农民工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做出了什么；第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中国农民作出了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这个过程中谁付出的最多，我毫不犹豫的会说是农民。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口数量最大，而中国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农民量最大。在改革开放初，中国无技术，无资本，无产业，生产资料中做充裕的可能就是资源和劳力，此时迫于生计的农民便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组成一支农民工大军，随着这批大军全球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的最优劳工性价比的吸引以及中国政府政策的支持，全球的加工企业便聚集在了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很快世界到处可以看到标志着“MADE IN CHINA”的商品，这也为中国政府带来了连年近10%的GDP增长率，连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贰万亿的外汇储备，当然还有“制造大国”的美誉，中国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东莞成了中国的加工厂，（无可否认的是中国高达0.6的基尼系数）。但有谁想过这背后那一批，没有体面名号，没有工资发放保障，没有劳工保险，没有医疗养老保障的特殊产业工人呢，他们有什么？艰苦的吃住环境，好一点，拿着年终微不足道的薪水挤上春运的大潮，坏一点，被老板拖欠工资，甚至连回家过年的愿望都打水漂……那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层有哪些呢？中国的权力阶层，国企管理层，

民营企业（包括私企老板），工商经营个体，对于前两者在这里省去不必要的解释，后两者说的俗一点再穷的老板都比那些工薪阶层好过，更不要说农民了。有了上面所说的，中国虽然工业化程度不高，但也具备了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

现在谈谈个人对城镇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的几个关键词：房价土地户改

房价无疑是05年以来这个国家最潮的擦眼，赚尽人们眼球，茶前饭后免不了谈吐一番，我们最熟悉的也莫过于炒房团，依老族，有谁听说农民去城里买套房，或者说有谁认为中国的农民具备在中国的城市买房的能力（当然我这里的农民指实质意义的农民，怀揣几百万的农民农村户籍人士暂且不算，毕竟这样的代表太少）。观点一：中国的房价是农民不敢望，更不敢及的。

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生产资料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可怜要失去了。城镇化进程中盖楼要地，工厂要地，修路要地，中国从未感到用地如此紧张。毛主席说了，土地是农民的。好吧强拆，自焚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产生了，暴力不允农民有申诉自己土地的要求。也有温和派的，正如大家熟知的“重庆模式”，只要农民愿意出让土地，政府在城市为农民盖楼，如此一来农民貌似大赚，可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医疗，教育谁来保障，农民进城绝不仅仅是住房问题。

户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无限制自由，但无形中给农民戴上一把枷锁，全国各地针对农民的“特权”并不鲜见，户改，成都虽有先声，但也力度不大，效果并不给力，没有实质的改变，徒

有表面文章有何意义。

中国有句俗语，向上数三代，谁家不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贡献了他们仅有的劳力和土地生产资料，却并未取得应有的效益，这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农民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功臣，却也无形中成了最大的受害群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实现4亿农民进城变市民的大潮。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土地的集约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同步推进。

当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进城打工，过着“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他们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却享受不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如何让农民成为市民的同时，保护农民的利益成为城镇化的难点之一。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清徐）县域经济论坛”上，记者就此对三位专家进行了采访。

农民如何不再成为“边缘人”

记者：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52％左右，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而以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特征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当前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无法真正变为城市市民。如何让身在城市的农民心也在城市，改变他们仍为城市边缘人的现实？

韩俊：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一直是农民变市民的“瓶颈”。当前不仅许多中小城市，包括一些大城市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限制，预示着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藩篱即将被逐渐拆除。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简单的换一个户口本。农民变市民，应该给农民多种选择，应当允许各种过渡形式的存在，这也是全国各地经验的总结。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并使之向市民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举措。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记者：未来，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将会有3亿到4亿农民进城，尤其是有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进城后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马晓河：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化过程，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融入城市、身份转变的意愿也更强烈。现行土地制度的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惯性力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强大制约作用。即便是2007年出台的“永久不变”的土地新政，对于依靠土地生活

的农民确实具有“定心丸”的特殊效力，然而对于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没有实际意义。

此外，80后、90后农民工走进城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挣钱养家，而是成为体面的城里人。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他们的收入并不高。在强烈的反差之下，他们更容易和城市居民形成同一空间的对立，即城乡的分裂。这种从远距离到近距离的对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性问题，如果不加大力度予以扭转，这对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是有害的，所以应特别注意。

因此，要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的范畴，帮助他们解决居住问题，为他们在城市落户创造条件，包括各种社会保障等。

农民可否实现带着土地进城

记者：市民的身份捆绑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农民则捆绑着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基于此，农民变市民，是否一定要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卖掉农村的房子，舍弃家中的土地？

韩俊：过去的概念里农民变市民就是农转非，这两年时髦的提法是“拿土地换身份”、“拿土地换保障”。我认为，户口限制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应该与对土地权利的放弃挂钩。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市民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土地的处置问题，如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何改革创新、合理设计、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是户籍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

首先，依法保障的土地承包权利和宅基地用益物权是农民的财产权利，“家中有地，进退有据”，即使农民进城定居，也不能“一步到位”地强行要求农民放弃。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暂时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

现在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土地资源多，“筹”公共服务少。把统筹城乡变成统筹土地、以城带乡变成以城吃乡的做法，违背户籍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有碍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比如，重庆开县在今年年初对1万多农民工做的调查显示，愿意一步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及住房进城落户的农民只有三成左右。重庆户改实事求是地考虑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没有“一脚踢”，给了农民约三年的“过渡期”、“缓冲带”。

如果将来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就是将所有土地全部国有化，那并不是一条成功之路。而怎么样让农民长久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才是值得探索的大文章。

李兵弟：目前一些地方停止审批宅基地，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这侵害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在一些传统农区，在农民还未能脱离农业生产的情势下，强制农民集中居住，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增加农民生活成本。因此，农民市民化应尊重农民意愿，不可盲目推进，未来应按“同地同价、同房同补”原则，对农民住房拆迁给予补偿。

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可以进行以下探索：第一，探索农民带资产进城进镇发展的模式；第二，探索农村非留用地发展的模式，即在城镇化过程中以非留用地的方式让农民全面参与城镇化的进程；第三，探索进城、进镇农民工共享城镇发展成果的模式。

农民进城后如何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