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林学会与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

中　国　林　业　教　育　第３０卷　第６期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论中华林学会与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

雷志松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临安　３１１３００）

摘　要：中华林学会是一个在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中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林学学术研究团体，它将“研究林学”列为学会的第一职志，对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中华林学会会员多数受过近代教育且有留学经历，这使得学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较为开阔的眼界。中华林学会有众多会员担任过当时中国许多大学的森林（林学）系主任，在传授林学思想和培养林业人才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华林学会会员在探索本土化的高等林学学科发展之路，为我国高等林学教育和林学学科的构建、林业科学研究的拓展及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造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林学会与今天的中国林学会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华林学会具有传承关系。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华林学会；高等林学学科

民国以降，一批在国外专攻林学的学者，如凌道扬、姚传法、陈嵘、梁希、李寅恭等，回国从事林业教育科研工作，为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随着专攻林学的学者陆续增多，“集合同志，振兴森林”［１］的时机日渐成熟，专业林业学术团体也应运而生。１９１７年春，凌道扬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森林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学术团体，将林学研究从农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中国传统林学向近代林学过渡的重要标志。中华森林会“在推动林业科学技术，促进林业生产，普及林业科学知识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２］，但因时局变迁，中华森林会成立后不久学术活动即陷于停顿。

１９２８年８月，为恢复林业学术团体活动，中国林学界同仁凌道扬、陈嵘、梁希、姚传法等人在对中华森林会进行改组的基础上，在南京举行中华林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林学会章程》。中华林学会成立后，国内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加入学会。从中华林学会会刊《林学》刊载的学会会员录的情况看，中华林学会成立初期会员数为８９人；到１９３０年２月，达到１０９人；到１９３０年４月，达到１１３人；到１９３６年７月，仍为１０９人。中华林学会在中国大陆存续的２０余年（１９２８—１９４９）中，会员数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在学会成立初期时的水平。

一、中华林学会与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林业院校

从１９３６年公布的１９３４年度全国各类学术团体的情况看，中华林学会是当时中国４个农林团体之一［３］。作为一个林学研究团体，会员的数量特别是质量对于学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会员特别是核心成员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学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限于篇幅，下面笔者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者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林业卷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中国林学会编著的《中国林学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百度百科中相关人名条目，仅将中华林学会成立初期（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的核心成员（理事会理事长和理事）的学缘状况进行了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中华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学缘状况姓名学会中任职学缘状况

姚传法理事长美国，耶鲁大学，林学

陈　嵘理事　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

凌道扬理事　美国，耶鲁大学，林学

梁　希理事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

黄希周理事　日本，鹿儿岛大学，林科

陈雪尘理事　中国，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学

陈　植理事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

邵　均理事　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

康　瀚理事　中国，金陵大学，林科

吴桓如理事　日本，学校不详，林科

李寅恭理事　英国，阿伯丁大学，农林科

发展近代中国林学学科和引进西方现代高等林学学科是中华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宏愿。中华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１１位组成人员中，全部受过近代教育且全部专攻林学，其中９人在国外获得各种学位。这使得学会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且使学会具有较为开阔的眼界。他们把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和高等林学学科体系导入中国，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改造，组建中国高等林业院校，探讨教学理论、编写新教材、创设学术期刊、出版学术论著，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科学研究等，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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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松：论中华林学会与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　

国近代高等林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４］。

高等林业院校是加强林业科学研究、推进中国高等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助推器。中华林学会的历届年会均有送请当时的教育部筹设林科大学或大学林学院的决议案，中华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姚传法就提出：要“彻底改造全国森林教育，俾有独立之系统，视全国林业之环境，分区设立林科大学或大学林学院，提高师资，充实设备……并树立森林教育之中心。”“以中国之大，当有四五所林科大学或高等林业专门学校，一设于东三省，一设于西北，一设于中部，一设于东南，一设西南。至于农林合办之学校当然愈多愈好”［５］。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大学、河南大学等校的农学院中，均开设林学或森林类专业［６］。在这些中国高等林学教育科研机构中，中华林学会有众多会员担任过大学的森林（林学）系主任，在传授林学思想和培养林业人才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见表２。

表２　中华林学会会员主持民国时期高校林学教育机构的情况

上表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但表中所列当时中国高校的森林（林学）系，构成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林学教学与科研的主体。由中华林学会会员担任多所大学的森林（林学）系主任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林学会及其会员对当时中国高等林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二、中华林学会与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

林学是研究森林的形成、发展、管理以及资源再生和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技术的科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设置目的是培养林业科技人才和开发林业资源，为社会发展服务。近代中国高等林学学科在从西方引进的过程中，中华林学会及其广大会员在导入西方大学理念、引进和更新高等林学课程、培养新式林业科技人才、加强高等林学研究、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等林学学科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中华林学会组织会员加强科学研究，促进了中国高等林学学科的发展

中华林学会的核心成员和众多会员是近代中国林学学科的拓荒者、奠基者，是高等林学众多分支学科与课程的首创者。如陈嵘创建了树木分类学、造林学、林业史；李继侗创建了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陈植创建了造园学；姚传法创建了木材学，森林法学；凌道扬创建了水土保持科学；梁希创建了林产化学工程学；黄范孝创建森林经理学；叶培忠创建了树木育种学；等等。

（二）中华林学会会员多数为留学回国人员，带回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材教法

中华林学会会员知识渊博，林学造诣较深，学术民主且以学术为业，为高等林学课程的设置需要不拘一格地延揽教师。同时，因国情不同，欧美、日本的原版教材在许多方面无法适应中国高等院校教学的需求，他们将编印讲义和教材、探讨教学理论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如王毓瓒等编著《东北农林专科学校讲义（十四种）》（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包括《森林植物学》《森林动物学》《森林昆虫学》等；李寅恭编著《树木学撷要》（正中书局１９４７）；林骙编《林学大意中英文对照》（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殷良弼编、梁希校《中等林学大意》（中华书局１９２５）；陈嵘编著《造林学概要》（中华农学会１９３３）、《造林学各论参考资料》（中华农学会１９３３）、《中国树木分类学》（中华农学会１９３７）；陈植编著《造园学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部定大学用书造林学原论》（国立编译馆１９４９）；高秉坊编著《造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胡昌炽编著《果树学泛论（大学丛书）》（中华书局１９４６）；曾济宽编著《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林政学》（正中书局１９４７）；等等。这些著作开创性地体现了林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内在规律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反映了近代中国高等林学学科教学的最新成果。

（三）中华林学会会员积极创设林业科研机构，推动了林业研究的开展

任承统开创了中国的土壤侵蚀试验研究和观测工作的先河，李顺卿主持了中央林业实验所，沈鹏飞组建南京中山陵园林处，孙章鼎主持川湘黔三省经济林木的分布及利用考察。林祜光出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园林组主任，陈雪尘出任中央模范林区委员会委员兼课长，凌道扬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陶昌善出任中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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