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_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_徐姗娜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

———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徐姗娜

摘要: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治理;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9)05-0013-07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和可信结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将作为乡村治理重要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置于乡村治理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为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结构、制度、精神文明和信仰上存在的困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乡村治理重要基础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是指在“当代农村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的需要。”①鉴于治理同样存在失效的可能性,为此,人们在省思和克服治理失效中还衍生出了良好治理的理论,也就是“善治”之说。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综合各种观点,俞可平对善治及其特征给出了中国式解读。在他看来,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②从影响乡村治理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角度看,乡村治理内在的人力资源(主要指基层乡镇干部)、政府组织结构、相关制度安排以及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有很大关系。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意味着政府要在其他行动之外,必须着力开发人力资源、实现组织发展、改革(或创造)制度及投资(积累)社会资本。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社会资本维度。

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目前学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定义是帕特南的观点,即把它理解成“社

作者简介:徐姗娜,文学博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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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③尽管学者们的定义在表述上各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人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强调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绩效来讲,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良好的乡村治理依赖于乡村内丰富的社会资本。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村民的归属感就强,参与合作就更容易,乡村治理的效果就更好。相反,如果社会资本缺失,则必然会制约乡村治理的发展。因此,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是提高乡村治理的关键因素。

二、作为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

除去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一系列正式规则之外,人类长期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习惯、习俗和意识形态也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与指导。而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④是流传在中国民间大众中的信仰心理和信仰行为,它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总的说来,民间信仰有着很强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能够通过各种仪式、制度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任:民间信仰为社会资本积累提供了社会基础

信任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⑤传统中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得人们对于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十分重视,并发展出一套礼仪来规范关系的处理方式,即民间信仰重要内容之一的祭祀祖先。祭祀祖先来源于血缘家族制度的世俗亲情,在普通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譬如在福建本族同姓同宗的神灵有:萧姓祭祀萧太傅,吴姓祭祀吴大帝,陈姓祭祀陈公爷,苏姓祭祀苏六娘等等,作为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使得家庭成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与扩展成为社会资本的主体,农民在特殊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一些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还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并将使自己归属于一个群体,服从于一个群体所共同建构的信仰体系,于是就有了公祀的神灵。一旦形成祭祀共同体,成员间命运往往就被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寺庙就是这条纽带的中心。通过道德教化,宣扬圣贤们“匡扶正义”、“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止恶向善”、“孝敬老人”、“助人为乐”等美德,对民众为人处世的取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信仰过程中,村民相互的信任逐渐滋长,人们超越了血亲范围建立起信任。宗祠与寺庙相结合,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相结合,反映出宗法制度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把信任扩大,从家庭、社区扩大到全村、全县、全国,并在社会上形成规范,这个时候群体走向高信任,社会资本就增加和扩展。

(二)规范:民间信仰为社会资本积累提供了社会秩序

规范可以理解为以社会文化为基础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各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应有的行为准则、规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法律和价值标准。民间信仰的规范作用在于它通过教义、教14

规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质上是要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将宗教道德意识灌输给每一位信徒,提供行为准则和评判标准,并形成一定的道德情感认同,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评判人类行为、目标、理想、观念,甚至社会道德本身的标杆,起着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的作用。民间信仰不仅宣扬了“济世利他”、“普渡众生”、“众善奉行、诸恶莫做”等思想,而且要求信徒要克己、利他、行善、乐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且最终能通过惯例、习俗、礼仪、契约等形式固化为文化的形态而存在于社会之中,或者潜移默化为人们的内心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或者强制、制约社会成员或组织的行为模式,从而构成有序的社会秩序。村民在这个社会秩序下,就可以统一步伐,自觉地、高效率地增进集体的福利,同时也在增进自己个人的福利,调动了持久的积极性。在民间信仰下,个人利益与信仰教义相比,微乎其微,基本上没有办法偷偷谋取个人的利益,相对来说也杜绝了村民“搭便车”的机会。比如,妈祖信仰是妈祖信徒群体行为的主要道德规范,在福建莆田和台湾一带,妈祖信仰已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和行为模式,给妈祖信徒产生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定势,对妈祖信徒个体产生约束力。在这种无形心理压力下,每个妈祖信徒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妈祖信徒群体规范行为趋同一致,形成一种和睦相处的社会秩序。

(三)网络:民间信仰为社会资本积累提供了社会纽带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秩序的维系常常是以农村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网络及一定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如亲族网络、近邻组织、民间组织等。这些社会网络都承担着一定的功能,传递着某种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一种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又是一种潜在社会资本。民间信仰具有强化社会纽带的凝聚优势,它来自于农民群众,服务于农民群众,容易取得农民的认同,为农民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场所,促进了良性人际纽带的产生。通过举行一些民间信仰的活动仪式,如婚丧嫁娶、祭祀祖宗、酬谢神灵、架梁建筑、耕种祈雨等,农民彼此结成各种自愿的团体满足不同需求的团体或网络,通过这些团体或网络加强社会团结、扩大社会联系,实现每个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从而为解决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境创造了可能。1988年,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以此讨论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民间信仰即为其一。”⑥国内的多数学者也认为民间信仰是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⑦民间信仰仪式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网络不仅充分利用了村庄内部的资源而且由于有些网络延伸到村外,将村外的资源带到村内来发挥作用,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资源。民间信仰这种特有的农村社会网络的存在影响着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固有的使村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存在,它是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力特征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能够形成一种互惠机制,产生出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倘若将之融入到资源管理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约手段,则可以以此来推动社会成员的协调行动,提高社会治理绩效,因此,民间信仰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三、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作为农村重要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重新活跃于广大乡村社会,对乡村治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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