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法化的动因

词汇语法化的动因
马清华①
(温州师范学院语义研究中心,浙江温州325003)
[关键词]语法化;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语言接触;语言内部力量
[摘　要]词汇语法化是词的多义发生学的一部分,它与词的实义性变化有着相近的诱发原理,不管已揭示出的语法化动因有多少条,概其要者,不外乎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语言接触、语言内部力量
四种。

由于语法化撇去了意义中的实体性和物质性内容,因而在演化细节上与词汇实义性变化多少有
些差异。

本文力求全面地对语法化动因进行补充、归纳、整理、分析和解释。

[中图分类号]H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365(2003)02-0015-06 Motivations of the Lexical G ramm aticalization
MA Qing2hua
(Institute of Semantics,Wenzhou Normal College,Zhejiang,325003)
K ey w ords:grammaticalization;reality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motivation;language contact;internal motivation of language
Abstract:Being a part of the lexical polysemous embryology,the lexical grammaticalization has the similar guiding principles to the lexical changes.No matter how many motivations of grammatical2 izations have been shown,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four basic motivations such as reality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motivation,language contact and internal motivatuion of the language.As grammaticalization leaves aside the substantial contents in meaning,more or les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eneral notional changes.This paper gives some addition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零、引言
“词汇语法化”简称“语法化”,包括(1)实义向虚义的变化、(2)不太虚向更虚义变化、(3)演化前后的意义差不多在同等虚灵层次上(见于多义连词等)这三种情形。

现代语法化研究时代的开始以对语法化动因与机制的特有关注为标志。

徐烈炯在其《语义学》序言中说:科学意义上的词义变化的研究应能说明过去词义为什么变化,预测未来词义怎样演变。

以此衡量,现代语法化研究把词义演变的研究朝科学目标推进了一大步。

狭义语法化机制指语法化方式,广义语法化机制包括诱因和方式,动因和方式对应、互补,往往有了一个动因术语,就不再需要相应的方式术语,反之亦然。

国内的动因和方式理论归纳起来有: (1)解惠全(1987)的“实词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的固定为途径”;(2)孙朝奋(1994)的“上下文诱发新解释、重新分析、词义自身特点”;(3)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的“重新分析、句法
①[作者简介]马清华,男,温州师范学院语义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和现代汉语研究。

本课题是浙
江省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温州市551人才专项基金项目的一部分。

位置变化、语境影响(主要指句法环境)、词义变化”;(4)沈家煊(1998)的“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5)石毓智等(2001)的“类推、重新分析”;(6)刘丹青(2001)的“叠加”。

马清华(2001)对词义变化的动因做过归纳,认为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包括认识和态度、激情、情感联想、通感、认知联想、求新和猎奇、注意、附会)、语言接触、语言内部力量(包括经济性原则、习惯组合、词义磨损、表达力更新和加强、词类分配、体系调整)是推动词义变化的四种力量。

这项成果在词汇领域内进行,因而主要是以词汇实义性变化为对象的。

从词义分析的角度看,语法化是词的多义发生学的一部分,众多事实表明,它与词的实义性变化有相近的诱发原理,不管已揭示出的语法化动因有多少条,概其要者,仍不外乎这四种。

由于语法化撇去了意义中的实体性和物质性内容,因而在演化细节上与词汇实义性变化多少存在一些差异。

笔者力求全面地对语法化动因进行补充、归纳、整理、分析和解释。

一、现实作用力
由客观情境(不是狭义的上下文语境)而起的常规含义在语言中发生固化,可导致语法化的产生。

以情景语境为动因的语法化方式可叫“入境”。

比如“你打他,他打你”通常分析为并列关系,但特殊情境可适当搬用并列标记外形来表达假设(意为“如果你打他,那么他打你”)和因果(意为“因为你打他,所以他打你”)。

有些语言的并列关联词循此原理和通道扩充出假设、因果意义,如越南语连词mβ表并列,又表假设,古梵语连词ca表并列,又表假设,法语连词comme表并列,又表因果,捷克语连词i表并列,又表结果。

另一种语法化现象表面看似乎起因于子句表达任务的不同分配,但归根到底还是源自现实情境的作用。

如汉语主句是陈述事件的主要着力点,跟情态关系密切,从句主要介绍背景情况,跟情态关系相对而言就不很密切,情态副词用于主句时,对情景语境的吸收率和自身的形义更换率自然就要远大于用在从句的场合,用于汉语主句的关联副词“就、才、又”等,就表现出广泛的多义性,而当它们用于从句位置时,许多原有的关联意味便受到排斥。

J.Bybee等人把入境方式最终归因于说听双方在传信和理解上的紧张矛盾关系,认为说者不想说得太详细,听者又想要说者尽量说得详细,最后通过听者对情境的依赖,从说者有限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来解决,推定意义固化后成为新义项(沈家煊1998)。

紧张关系说跟言语契约论、语言经济原则下的共喻意义隐含、言语局限性制约下的隐喻表达等都有非常明显的对立或冲突,我们怀疑它对语法化现象的解释力。

二、心理力量
附会、暗示、典型确认、类推等心理力量可以推动语法化现象的发生。

(一)附会。

不改变结构表层形式而改变它内部切分叫“重新分析”,表示为:(AB)C→A(BC),它可引起相关词的语法化结果。

重新分析本身也是有原因的,它可源于旧结构僵化和由此引起的使用者理解上对旧形式的隔膜和朦胧,从而产生结构附会,结构变化导致概念转化,也可以是故意曲解其义,以巩固因节律等缘故而改变的结构。

重新分析前后的两种结构有同义关系,不影响实际意义的把握,这是附会或曲解的基础。

如“善于X、敢于X、勇于X”等因节律缘故,由“单音节谓词A/于X”重新分析为“A于/X”,造就了双音节“A于”词的产生,同时导致介词“于”的语法化即后缀化。

不改变内部切分,仅改变结构关系的情况不应划入重新分析范围,否则几乎所有语法化现象都可导致重新分析的结果。

按此限定,源自几个相连动词主次信息区分所造成的次要动词的虚化(参看“次要位置固化”)就不算是重新分析引起的,孙朝奋(1994)、洪波(1998)由于没有这样做,因而认为重新分析都是语法化之果,不承认是语法化之因,两人观点值得商榷。

沈家煊(l998)说得好:以
重新分析“演化出语法范畴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词本身,而是实词所在的结构式,一个实词之所以演化出功能不同的虚词是因为它处在不同的结构式中。

”
另一种附会直接来自演化前后两个结构式的整体同义,结构附会导致相关词的语法化活动。

如“为”由判断标记演化为被动标记的语法化过程至少经历三个阶段:(1)所及是名词性成分(指称式):管、蔡为人(=管、蔡是人);(2)所及是谓词性成分(指称式):管、蔡为戮(=管、蔡是杀戮的对象);(3)所及是谓词性成分(陈述式):管、蔡为戮(=管、蔡被杀戮)。

由(1)发展为(2)时,“为”的搭配范围因类推由名词扩大到谓词领域,意义有所弱化。

由(2)发展为(3)时,姚振武(2000)说,两者因指称和陈述兼容而同义,导致结构曲解,“为”终转表被动。

(二)暗示。

认知能力的局限和认知需要决定人类在表达抽象概念时选用暗示办法,表现为隐喻的盛行。

维柯说,所有民族语言里的主体都是比喻(克罗齐1984)。

Sweetser(1990)和Heine等人(1991)认为,广义隐喻是虚化最主要的驱动力。

隐喻是用具体概念表达抽象概念的方式,包括狭义隐喻(基于相似性)、换喻(基于相邻性)和提喻(基于整体部分或种属关系)。

语法化的意义演化倾向一般遵循“具体→抽象/不太抽象→更加抽象”的路径,这与隐喻表义效果一致。

人只能借助较为具体的空间来把握更为抽象的时间(如“在”由处所动词变成时间副词),少量范畴“不过、只是、就是”等演化为委婉转折范畴,这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隐喻方式。

英语情态动词may原表允许,后表或许,或许义是允许义可预期内容的一部分,或许后发行为是作为一种可能结果常规蕴涵在允许义中,may的虚化是以因喻果的换喻式演化。

(三)典型确认。

出于语言经济性需要,人们以形式标记性的有无,将已确认的典型范畴跟同一聚合中的非典型范畴区别开来,这就构成零形式的语法化事实,其先决条件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体验的“典型确认”。

凡典型范畴常用无标记形式,反之用有标记形式,如英语现在时通常就是默认时,只要没有使用其他时的标记,就等于表示现在时。

(四)类推。

词的适用范围或句法结构在纵向平面模仿推广,即由“(a)+X”推广到“(b)+X”,从而导致语法化现象的发生,这叫类推。

石毓智等(2001)认为,指代词“底”向结构助词的演化首先发生在修饰语是子句的句法环境,以后慢慢类推到其他类型的偏正短语中,其顺序为:[子句+底+
NP]N
P →[NP领有+底+NP]N
P
→[AP+底+N]N
P
→[子句+底+NP]N
P
等。

类推活动可使语法化
进程加快。

三、语言接触
外来虚词是民族语言中缺乏的抽象词,由于精神惰性,语言乐意接受它们,以弥补本语言概念体系及表达能力的不足。

有三种方式:(1)借词。

有的语言广泛借用外来连词,如村语(属壮侗语族)常用连词h k1(或者)、huan4si5(还是)、za5si5(或是,还是)、zi5ku 5(如果)、t i2zen4(虽然)、dan3si5(但是)、zin2v i3(因为)、s 5zi5(所以)显然借自汉语。

(2)借义。

北京师大中文系(1959)说,“如果…那么…”在五四前的正常用法限表假设,五四后特别是解放后,受俄语影响,还可表对比对照关系(也常说成“如果说…那么…”),如“如果(说)第一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那么第二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3)仿制。

图瓦语在连词产生前,其丰富的动词语法形式可表达复句内部的逻辑语义关系,外来影响才使它缓慢发展出专用连词。

方式(2)是语言接触关系影响语法化活动的典型表现。

沈家煊(1994)指出,在语法化研究上,“语言间的接触这种社会因素也应该考虑,这方面还缺乏系统研究。

”
四、语言内部力量
语言内部力量包括吸收、词义内在动因、经济性原则等,涉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

心理角度分析得出的附会、暗示、类推方式分别跟语言角度观察到的重新分析、隐喻、泛化方式是同效、一体的,重新分析和隐喻前面已经谈到,类推是由“(a)+X”推广到“(b)+X”,泛化是由“(a)+X”扩大到“(a/b/c/d)+X”,类推结果总能导致相关词的泛化,因此下面不再谈到后三种方式。

(一)吸收。

语言成分用在具体上下文引发新解释,新解释固化导致语法化的产生,这种方式叫“吸收”,细分下来有感染、省略、定位、和谐等。

1.感染。

一个词经常用在某种句子环境中,可携带上这种句子的特有特征,这叫“感染”。

古汉语“敢”由助动词(意为“可、能、会”)虚化为反诘副词(意为“岂”),是在反诘句语境中实现的(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

M.Breal(1924)首先注意到这种过程,法语rien、pas、point、personne等在语源上并非否定词,但差不多都用在否定句里,与否定词ne同现,于是俗语不用ne,而把它们当单独的否定词用。

2.。

两个词由于习惯搭配,以致其中某个词可表示整个短语的意思,这叫“省略”。

如“非”由于经常用于“非…不可/不行”的格式,以致在独用时也表示整个格式的意思,“我非去”就表示“我非去不可”,“非”的意思因此被发展了。

感染和省略的区别在于影响意义变化的介质不同,前者是和整个句子的句法联系,后者是和一个词的句法联系。

3.定位。

词因固定使用于某种句法位置,而将这位置上的若干特征吸收到词义中去,叫“定位”,它强调跟句子其他部分或句中某个成分的相对位置关系。

典型表现有:
(1)次要位置固化。

词因逐渐固定使用在次要句法位置上,可将这一位置上的虚化特征吸收到词义中去,这叫“次要位置固化”,它基于主要动词和次要动词的对立。

李崇兴(1990)指出,近代汉语“问取他去”这类句式为助词“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问取他”是重点所在,“去”处于次要地位,两个连用的动词性成分在语义上不平等,次要成分的语义容易被轻忽,因而也容易虚化。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把它上升到理论层次,归入“句法位置变化”,认为近代汉语的动态助词都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大多经过“连动式中的后一动词→谓语动词的结果补语→动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2)句末位置固化。

句末位置固化是产生语气词的途径。

汉语叹词固定于句末,可与前句连读而成语气词。

方言证据可表明它们的源流关系,如江苏通州金沙话句末叹词“啊[51\〗”用作独立成分,表嘱咐口气,如“你去,啊[51]!”它一般不能移用于句前,如不说“3啊[51],你去!”但可与前句连读而成语气词,语音趋弱,嘱咐口气不变,如“你去啊21!”。

语气词与叹词都是人类感叹形式,信息本质相通,其演变关系是可理解的。

钟兆华(1997)据史实推断,近代汉语语气助词“呀”应是叹词“呀”发展而来的,可惜没有解释为什么。

4.和谐。

以和谐一致为最初动因的语法化方式叫“和谐”。

分两种:
(1)句法和谐。

句法和谐是以保持从句和主句和谐一致为最初动因,后又以和谐成分的取消作为推进剂,从而引发相关词的语法化。

英语should原表应该,开始时用在从句中与主句谓词的必须、应该义相和谐,由于主句有了一个比较实在的应该义,从句的应该义就变得羡余而弱化。

后来主句的谓词不是直接表应该,只是跟应该有联系,从句should就向虚拟语气词更靠拢了一步。

最后主句的谓词根本与应该义无关,should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虚拟语气词(沈家煊1998)。

(2)语音和谐。

出于跟相邻词语音和谐的音律需要,汉语叠加方式可使词形得到音律优选,作为代价,参与叠加的某个成分将发生虚化,比如南京话“走后门走”的前一个“走”,宁夏中宁方言“给给他一本书”的后一个“给”(刘丹青2001)。

(二)词义内在动因。

“虚化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实词的词义本身”(孙朝奋1994),因此语法化有
着词义内在的原因,其情况细分为相似、类变两种。

1.相似。

起点义项和目标义项的家族相似,可诱发语法化活动。

句关联范畴在扩张出新的关联类型时,常选择一个不变的基点,而突破其他特征的要求,这跟词的实义性变化一样,摆脱不了家族相似原理。

承接表时间先后,因果表事理先后(所谓“前因后果”),两者具有明显相似性。

因此,关联词的承接意义最有资格向因果意义过渡,有的承接关系固无因果可言(如“我拿起两本书就往教室跑”),有的承接关系却跟因果贴得很近,到难以厘清的地步(如“看到那张照片,他就想起往事”),成为承接向因果跃迁的桥梁。

因此汉语“就”表承接(如“说完就走”),后表结果(如“他既然不同意,那就算了/因为有事,就在长沙呆了两天/为了赶时间,就少休息了一会儿/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了”),“才”表承接(如“跳了三次才跳过横竿”),后表结果(如“因为有困难,才派你去/大家为了帮助你,才提这些意见”)。

关联词从承接向因果的演变具有语言普遍性,如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连词a55ne33表承接,也表因果(因为…所以…);古梵语副词paxc 表“后来、在后面”,又表“因此、那么”。

因果意义常在承接意义泛化或功能扩大化后才出现,如阿昌语(藏缅语族缅语支)x ≠21连接两个动词性成分表承接,连接两个分句表承接、因果(因为…所以…),景颇载瓦语连词lui55连接谓词性成分表承接,连接分句表因果。

2.类变。

起点词本身的义类特征可作为语法化的某种激励因素,而且其语义条件往往具有语言普遍性,这种方式叫“类变”(义类变化)。

越到高层抽象的意义层次,概念理据就越表现出趋同性,许多语言的强级程度义往往是数量多、吓人、死、坏、好等意义的词发展而来的(马清华2000),估测范畴和假设范畴可通过比况范畴发展而来。

石毓智(2001)指出,语义范畴最终决定哪些动词最易演化成介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语义范畴的词往往属于同一词类。

英语跟汉语介词“被、给、为、用、通过、从、在”等语义范畴对应的by、to、for、with、through、from、at等也都是介词。

类变可纳入语言类型学和普遍句法的宏观范围来观察,其规律验证了“语义决定性”原则(邵敬敏2000)。

(三)经济性原则。

某些语法化现象可在经济性原则下发生。

一般说“他陪小王逛了公园”,不说“3他陪了小王逛了公园”,石毓智(2001)说是因为同句话包含了多个发生于同一时间的动词,与时间一维性发生抵触,时间一维性营造了“陪”位置上的动词朝介词虚化的条件(还必须有其他条件)。

我们认为,应把时间一维性跟经济性原则、次要位置固定结合起来阐述介词的产生,才更准确、全面,因为子句跟子句之间可以不受时间一维性限制,如“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他穿着一件白衬衣,背着一个旧书包/他吃了三个包子,喝了一碗粥(按:从整体上看,“吃包子”跟“喝粥”不特别表明前后之分)”,只是在子句内部才受时间一维性限制,显然有经济性原因在起作用。

其次,时间信息究竟附在哪个动词上并不一定,有时也可落在前一动词上,如“他正陪着小王逛公园呢”。

这说明,客观世界的时间一维性、子句内部的语言经济性原则、次要成分位置的固定,是促成汉语某些动词向介词虚化的综合因素,经济性原则在语法化活动中起着一定作用。

(四)磨损。

词义(包括色彩或理据)可因频繁使用而棱角尽消、价值变弱。

“词的损耗不仅能磨去词的意义,也能磨去词的形式,使之词形缩短,棱角尽消,失去表现力,从而导致词形的改变”(马清华2000)。

把一个词的各种历时变体的集合叫一个词位,这个词位的语法化历程大多遵循“自由词→粘着词→词缀→形态音位成分→零形式”的演化序列。

语义由具体到抽象、由实到虚,语音由完整到弱化,直至失去切分成分的地位,磨损在语法化过程中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语音磨损和语义磨损互为因果,语义磨损和语法化两位一体。

金沙话谓词后附助词/l /有五种句法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了、着、在、得、到”(它随谓词收尾韵变化而发生连读音变,谓词以阴声韵收尾时读[l ],谓词以入声韵收尾时读[t ],谓词以阳声韵收尾时读[n ]):佗吃[ts ≠51]t 饭就来(吃了饭)/墙上挂[kuo51]l 一幅画(挂着画)/放[fη51]n 地上(放在地上)/塞[sa≠51]t 结腾腾 (塞得紧紧的)/拉
[l45]l 外头去(拉到外面)。

汉语动词的后续成分都有弱、轻读倾向(如补语“起来”、时体标记“了”、介词“在”等),/l /上述五种意义的产生,导源于声调转轻后形成的复元音的单元音化和单元音韵母的央化以及声母的松弛,多个不同的弱化成分最终因同音而融合。

单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同一种形式具有句法多能性,但如此大跨度的范畴演化难以找到两可阶段作为过渡的桥梁,/l /是由损耗导致的一个多源融合体。

其他方言也有类似语音磨损表现,有的甚至磨损至脱落。

(五)体系调整。

对有的语言来说,整个虚词手段的产生、兴盛及其虚化轨迹,都可放在句法类型或句法转型这个更大背景下来考察。

王珏(2001)引用O.Jespersen观点表明,英语虚词手段的产生和兴盛主要源于对词的形态损失的代偿。

沈家煊(1994)指出,“从结构类型看,像汉语这样的分析型语言,实词虚化到一定程度后似乎不再继续下去,没有像屈折型语言那样虚化为屈折形态。

语法化是否要受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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