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_史记_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16卷第1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Vol.16 No.1
2003年1月Journal of Chong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Jan.2003
文章编号:1008-6390(2003)01-0064-03
当代《史记》研究的发展趋势
李家发
(重庆教育学院历史系,重庆　400067)
摘　要:当代《史记》研究主要有五大发展趋势,即队伍宏大,成绩显著;方法更新,中青年
学者大放异彩;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课题不断深入;协作攻关,总结性的界碑工程正在进
行;《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关键词:当代;《史记》研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K204.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是无与伦
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
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巨大的凝聚作用,这
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的
根柢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
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
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就不知文化研究从何谈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队伍
不断扩大,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的名
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汉代学者班彪、班固父子,
文献学家刘向、褚少孙,哲学家扬雄、王充;唐宋文
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哲学家程灏、程颐、
朱熹等数十人;清代的考据大家与文史哲各界学术
泰斗,如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
念孙、阎若璩、章学诚等,不胜枚举;近代的梁启超、
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
澜、钱穆、施之勉、朱东润、程金造、陈直;今人杨向
奎、钱钟书、蔡尚思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历
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留下的论文总字数一亿
一千多万字,这是其他古籍研究不可比拟的。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新
史学之际,十分推崇《史记》,并提出把《史记》引入
高校课堂的远见卓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的“史记学”研究分为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发展,
各自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后来,中国大陆、台湾
地区与日本的“史记学”形成鼎立格局。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史记学”研究迅猛发展,已
持续二十余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
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正在加速递增,许多高等
院校开设了专门的《史记》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
《史记》研究室。这些都标志着当代《史记》研究步
入一个黄金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
当代的《史记》研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方法
更新,大都能运用唯物史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相结合,文献与考古相结合,以及各种新观念、新方
法的借鉴,开创了一个

生动活泼的局面。当代《史
记》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标志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队伍宏大,成绩显著
《史记》问世2000多年来,研究《史记》的论文
总量有3704篇,论著总量293部,总字数一亿一千
余万字,作者2028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
发表《史记》研究的学术论文在百篇以上。以1980
年到1998年19年的数据统计,论文、论著作者达
1161人,发表论文1835篇,出版论著131部,总字
收稿日期:2002-11-01
作者简介:李家发(1949—),男,重庆市人,现为重庆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史记》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64·数6000余万字。当代19年与历代两千余年总量
相比,论文占52.5%,论著占46%,总字数占52%,
作者人数占57%,综合评估占总量之50%。当代
文学、史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各界无不涉及《史
记》研究,阅读欣赏的人也日益增多。这些足以说
明,当代是“史记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
2.方法更新,中青年学者大放异彩
20世纪80年代是老中青学者共展宏图的时
代。例如80年代初开展的司马迁与公羊学的讨
论,杨向奎首发其端,张维华继之于后,他们两位是
老一辈专家。陆永品、施丁、吴汝煜是中年学者,赖
长杨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司马迁与公羊学”
这一课题,正是在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热烈争鸣
中取得突破的。中青年学者视野开阔,锐气旺盛,
引进了系统论、比较研究等新方法,许多重大课题
的攻关在他们手中完成,已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十
之八九出自他们之手。白寿彝的《史记新论》(1981
年)、吴中匡的《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1984年)、
程金造的《史记管窥》(1985年)等是前辈学者的成
果;施丁、陈可青的《司马迁研究新论》(1982年)、
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1983年)、聂石樵的《司马
迁论稿》(1985年)、张衍田的《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1985年)、吴汝煜的《史记论稿》(1986年)、宋嗣廉
的《史记艺术美研究》(1985年)、郭双成的《史记人
物传记论稿》(1985年)、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
学论稿》(1987年)、何世华的《史记美学论》(1989
年)、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1991年)、韩
兆琦的《史记通论》(1986年)、杨燕起的《史记的学
术成就》(1996年)及与他人合作的《历代名家评史
记》(1986年)、仓修良的《史记词典》(1991年)等是
中年学者的代表作。张大可出版了《史记研究》论
文集(1985年)、《史记论赞辑释》(1986年)、《史记
全本新注》(1990年)、《司马迁评传》(1991年)、《史
记精妙语词典》(1998年)、《史记文献研究》(1999
年),以及与他人合作的《司马迁—家言》(1995
年),总成果近400万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老中
青结合的《史记》全本

注译有三种:王利器主编的
《史记注译》(1988年)、吴树平等人的《全注全译史
记》(1995年)、杨钟贤与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
全译史记》(1993年),此外还有全本《白话史记》六
种。长江后浪推前浪,9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青年
学者,覃启勋的《史记与日本文化》(1989年)、俞樟
华的《史记新探》(1994年)、赵生群的《太史公书研
究》(1994年)、《史记文献学丛稿》(2000年)、张新
科和俞樟华的《史记研究史略》(1990年)、韦苇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年)、陈桐生的《史记
与古文经学》(1995年)、程世和的《史记———伟大
人格的凝聚》(1995年)等,表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
实力。从总体上看,中青年学者数量大,目前正处
于巅峰状态,自觉地肩负起重任而大放异彩,这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记热”持续不衰的根本保
证。
3.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课题不断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研究者,对司马
迁思想和《史记》文、史、哲、经的内涵展开了全面的
研究,《史记》百科全书的价值正在日益不断深化阐
释和显露。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
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艺术表
现手法、马班异同、《史记》与《春秋》等各个方面都
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
点。此外,司马迁的战争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
民族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与医学成就、《史记》
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
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80
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
公羊学、《史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
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太史公”释名、司马
谈作史等都有新的探索。
4.协作攻关,总结性的界碑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唐代完成的《史记》三家注,是“史记学”的奠基
工程,从那以来已历经一千四五百年,由于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史记热”和新方法的运用,总结性
的界碑工程历史性地落到了当代《史记》研究者的
肩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更为可
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联系加强,全国性的
《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7年以来已举办了五次。
1993陕西省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促进了总结性
工程的开展。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这是
当代《史记》研究步入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必将极
大地促进全国各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协作工
程,有《史记会校会注会评》、《史记研究集成》、《司
马迁与

华夏丛书》、《史记系列大词典》等。这几项
·65·大工程均采取协作攻关的形式,汇聚了当代的《史
记》研究精英,完成后的总字数估计约5000万字。
这一系列学术工程毫无疑义是世纪之交“史记学”
的一项大总结,具有划时代的界碑价值。
5.《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前面所列当代《史记》研究工具书9种,《白话
史记》6种,选本20种,通俗读物29种,其他读物5
种,合计69种,2500余万字,可以说是不同层次上
的《史记》普及工作。在20世纪50-60年代,瞿悦
园的《史记故事选》(1956年)、张友鸾等的《史记
选》(1956)、郑权中的《史记选讲》(1959年)、中华书
局活页文选合订本第四辑(1962年)等,很受读者
欢迎,打下了普及《史记》的基础。80年代后,《史
记》的普及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50年代,只有王
伯祥一家《史记选》(1957年),还是学术性选本,80
年代后多数选本都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如韩兆琦
的《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与《史记选汇评》(1990
年)、张大可的《史记选注讲》(1989年)、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纪传选译》(1987年)、杨燕起
的《史记精华导读》(1993年)等都是学术性普及选
本。韩兆琦别开生面,在选注文章后集说名家评议
并加按语,有助于读者领略太史公的创作义理与笔
法。韩兆琦还有《史记评议赏析》两种(1985年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四川巴蜀书社),精选《史
记》名篇赏析,普及《史记》的艺术美,提供治学门径
和信息的工具书编制。80年代后,《史记》的研究
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版著作9种,1200余万
字,成为系列书籍,如《史记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
要》(1985年)、《史记索引》(1990年)、《史记词典》
(1991)、《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1995
年)四种,是近年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很有实用价
值。
文学界对《史记》文学性与艺术美的研究,达到
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大大提高了《史记》的知名度,
在当代《史记》研究中扮演了生力军的角色。《白话
史记》、《漫画史记》、《绘画史记》、《史记精言妙语》、
《史记》故事等等普及读物,百花齐放,光彩夺目。
普及工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向,随着强化精神
文明建设的需要,《史记》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案
头物,而将成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识的文化艺术
品。
[责任编辑　万殪涛]
·学术讯息·
历代家训与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
刘春梅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西
周,成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纵观历代家训,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予以肯定的积极方面有:修身、
齐家与治国相结合,重爱国

主义教育。其消极方面有:第一,灌输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第二,
灌输学优而仕、兴祖耀宗的名位思想;第三,灌输免祸、保身的处世哲学;第四,实行棍棒主义,与灌输宗法
专制思想相适应。中国历代家训自始至终都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这种价值取
向又表现在:第一,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观;第二,重家长权威和社会价值而轻个人价值的价值取
向;第三,重教育的政治作用而轻经济作用的教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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