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渔业资源

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及其保护曹文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430072）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海拔6621m）西南侧，全长6300余km，比黄河长800余km，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为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流域面积180×104km2，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5。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9616×108m3，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的20倍，在世界上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扎伊尔河），居第三位。

长江自西向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变化很大，气候差异显著，支流及附属水体众多，形成了多样的生境，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

长江鱼类物种多样性具有种类丰富、资源波动大、特有性高、经济物种多和分布区域差异大等特点，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鱼类基因的宝库、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长江水系现有鱼类400余种(亚种)，其中纯淡水鱼类350种左右，淡水鱼类之多居全国各水系之首。

例如，珠江水系纯淡水性鱼类239种，黄河水系仅150种。

长江水系有11种河海洄游性鱼类，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鲥鱼(Macrura reevesi)等9种为溯河洄游性鱼类，鳗鲡(Anguilla japonica)与松江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则为降河洄游性。

此外，长江水系中还生活着40余种咸淡水鱼类，它们对盐度的适应性较强，主要生活在沿海及河口区域。

长江鱼类分别隶属16目39科161属，以骨鳔类(Ostariophysans)为主，计310种(亚种)，占77.3%；其中，鲤形目(Cypriniformes)鱼类269种，鲇形目(Siluriformes)鱼类41种。

鲤形目的4个科在长江中都有代表性种类，亚口鱼科(Catostomidae)有1种、鳅科(Cobitidae)56种、鲤科(Cyprinidae)196种，平鳍鳅科(Homalopteridae)16种。

鲤科鱼类涵盖鲤科所有12个亚科，占全流域鱼类总数的48.9%，鲤科鱼类种类多是长江及东亚淡水鱼类区系的特点之一，长江流域是东亚鲤科鱼类起源和演化的中心。

在长江流域的不同江段内，鱼类区系的组成是不同的。

根据其生境特点和鱼类种类组成，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区：青藏川西高原鱼区，金沙江川江水系鱼区，中下游水系鱼区及河口鱼区。

长江鱼类的分布规律，由上到下，种类由少到多，分类结构由简单愈趋复杂。

大体上青藏川西鱼类为高寒冷水性鱼类，川江区多山地流水性种类，中下游常见平原静水性种类，河口区则多为咸淡水鱼类。

长江鱼类丰富的物种和区系复杂是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物种进化分异的结果。

长江鱼类区系的另一特点是特有鱼类数量多。

据统计，长江有147种特有鱼类，占长江鱼类种类数的42%。

其中局限分布于上游的特有鱼类117种，分布于中下游的21种，9种是全江都有分布的。

长江水系有6个特有属，它们分别是：鲤科 亚科(Danioninae)鮈鲫属(Gobiocypris)、鮈亚科(Gobiobotinae)的异鳔鳅鮀属(Xenophysogobio)、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的高原鱼属(Herzensteinina)、鳅科条鳅亚科(Noemachilinae)的球鳔鳅属(Sphaerophysa)、平鳍鳅科平鳍鳅亚科(Homalopterinae)的金沙鳅属(Jinshaia)和后平鳅属(Metahomaloptera)。

这些特有属和特有种是我国宝贵的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长江盛产青鱼、草鱼、鲢、鳙、铜鱼、圆口铜鱼、长吻鮠、鲶、黄颡鱼、鲤、鲫、鲥、刀鲚、凤鲚和鳗鲡等多种经济鱼类。

在我国主要的35种淡水养殖对象（土著种）中，长江自然分布的有26种，其中许多种类的品质被认为是我国所有水系中最优的。

长江的许多珍贵鱼类，如鳜、长吻鮠、南方鲇、胭脂鱼等是近20年来开发的养殖种类，而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等是近10年开发的养殖种类，因此长江也被形象地誉为我国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

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淡水鱼类或主要生活在淡水中的鱼类有13种，其中8种分布于长江水系，它们是一级保护动物——达氏鲟、中华鲟、白鲟，二级保护动物——花鳗鲡、贝氏哲罗鲑、胭脂鱼、金线鲃、松江鲈鱼。

2鱼类资源所面临主要威胁2.1过度捕捞不合理的渔具、渔法以及高强度的捕捞，是导致鱼类资源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1997年以来在捕捞强度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三峡库区、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的天然捕捞产量均明显下降（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数据）。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四大家鱼早期资源持续下降，近年来监利断面的鱼苗径流量已不足1亿！过度捕捞还导致鱼类种类结构小型化和种群结构小型化，表现为渔获物中小型鱼类比例上升、种群年龄结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如1957年洪湖渔获物中青鱼、鲤、草鱼、鳊、鳜占50%，鲫和乌鳢占25%，其它占25%。

1977年，鲫、红鳍原鲌、黄颡鱼分别占30.5%、23%和25%。

1982年，鲫占36.8%，黄颡鱼占26.3%，红鳍原鲌占22.5%，乌鳢占8.7%，鲤仅占0.4%，其它鱼类仅占1.5%。

此外，我国捕食幼鱼现象在其它地方也很普遍。

如洞庭湖60年代初所捕捞的草鱼、青鱼和鳡，大多在15kg以上，鲢、鳙和鲤也在10kg左右，但近年的渔获物中，2.5kg以上的个体仅占2.2%；99.58%的青鱼、96.25%的草鱼和57.31%的鲤鱼，都是出生后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幼鱼资源的衰竭是导致鱼类资源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长江中下游捕捞洄游性鱼类的幼鱼的现象相当严重，据统计，大部分被捕捞的幼鲥1斤有380尾之多！大量幼鱼被捕捞后，鲥鱼资源很难得到恢复。

2.2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在遗传、种群、生态系统层次上均可导致鱼类资源衰退。

在遗传层次上，污染导致敏感性个体死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在种群水平上，污染不仅直接导致种群数量下降，而且当种群以复合种群的形式存在时，由于某处的污染会导致该亚种群消失，对种群结构造成影响；在生态系统层次上，污染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导致功能的改变，从而间接影响鱼类资源。

工厂、城市超标污水排放，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屡屡导致严重的死鱼污染事件。

2004年2月11日，川化集团技改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保部门检验，擅自投入试生产。

2月11日至3月2日，其第二化肥厂污水处理装置因故障没有运行，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外排，导致了沱江中下游地表水水体氨氮指标严重超标。

污染事故导致沱江中下游死鱼约50万公斤，沱江沿岸５个水电站因开闸放水而遭受损失，内江、资阳等沿江污染影响地区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

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

“沱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事故前水平。

”同年，距震惊全国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时隔不到两个月，四川省一造纸企业顶风作案，偷排、超标排放造纸黑液，致使沱江再次受到严重污染，造成死鱼12万斤。

除集中排放的污染物外，长江流域的面源污染十分严重。

据统计，我国化肥年施用量41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

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污染而设置的安全上限为225 kg/hm2，我国平均464 kg/hm2，超出1倍多；湖北省2004年化肥施用量281.92万吨，2003年长江上游地区水平497 kg/hm2，长江下游地区水平661 kg/hm2，而世界平均水平131 kg/hm2。

2004年全国共施农药140万吨，农药施用强度2003年全国平均为15 kg/hm2，发达国家为7 kg/hm2。

自1978年我国农膜技术开始在我国推行以来，我国农用塑料使用量急剧增加，2004年我国农膜用量达168万吨，其中地膜93.15万吨，覆盖面积达1306万公顷，均比1993年增加了2倍以上；仅长江上游地区2004年农膜用量就达17.7万吨，约占全国的10%。

此外，2003年我国畜禽废弃物产生量为32.8亿吨，是2003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10.04亿吨的3.3倍。

工、农业废水的大量排放、不合理的水产养殖方式均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

一些“草型湖泊”，如武汉东湖等，倒退为“藻型湖泊”，水草资源因过度放养草食性鱼类而迅速衰竭。

水生植物如同水下森林，不仅为草食性动物提供饵料，还可以净化水质，同时水生植物是其他生物栖息的基质，提高了湖泊生态系统的环境异质性，丰富了生物多样性。

湖泊中水草消亡使水体自净能力减弱，环境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环境质量降低，鱼类资源受到严重影响。

4问题与建议4.1协调水电开发与鱼类资源保护长江上游存在着许多为我国所独有、长期适应于长江上游水体生态条件的特有种，特有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的重点。

由于特有鱼类不仅对上游原有的河流生态环境依赖性强，而且很多种类或者由于分布范围过于窄小，或者种群数量较低，或者捕捞等人类活动对资源破坏较大等原因，其生存状况本来就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当梯级开发进一步导致其生境条件变化或生境丧失时，极可能危及物种的生存。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和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捕捞、修建过鱼设施、实行人工繁殖放流、通过工程措施调节水坝下泄水流以减少对鱼类的不利影响，以及对一些关键栖息地或关键的生态条件采用人工措施进行恢复和创建等等。

但是，这些保护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例如，限制捕捞只能部分补偿工程导致的鱼类资源量下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境丧失问题。

过鱼设施虽然有可能解决鱼类的洄游问题，但对于非洄游性鱼类，其意义不大，而且，如果没有适合于鱼类摄食、生长的环境，即使成功过坝也不能保证物种繁衍。

上述其它措施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难以满足鱼类完成整个生活史的需要，因此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水电梯级开发，从根本上讲是导致了鱼类栖息地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鱼类的栖息地，无论这些栖息地是特有鱼类的主要分布地或者是原先对某些鱼类生存的意义不是很重要的天然栖息地，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长江水利开发与鱼类物种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科学研究、决策，建立一定面积比例的保护区或保留地，不修水利工程，是有效保护特有鱼类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

4.2保障繁殖条件，加强幼鱼资源保护白鲟、中华鲟、达氏鲟、胭脂鱼是主要生活在长江干流的珍稀鱼类，过去的调查工作已基本确定了它们产卵繁殖的江段，应高度重视其繁殖保护。

近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自葛洲坝至古老背长约30km的江段是中华鲟、胭脂鱼等多种鱼类的产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