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的历史价值

中国民法典的历史价值很多年前，我属于不赞成编纂民法典的一员，因为担心中国民法典成为德国民法典的中国版或者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大陆版。

德国民法在中国虽有百年影响，但其是近代民法、概念民法，与现代社会有着明显的隔阂，很难有机融入中国社会。

我国民法学者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学习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成长起来的，在固有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模式下，自主创新极不容易。

而且，现代社会信息交流快速、便捷，似乎也没有必要为了便于查阅而编纂民法典。

2007年的中国物权法减少了我的担忧。

中国物权法尽管也留有不少德国民法典的伤痕，但已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物权法。

为此，我发表了《中国物权法的历史价值》一文，将中国物权法誉之为中国民主立法的典范。

[1]如果民法典编纂也像中国物权法那样广开言路，倾听各方意见，立足现代、立足宪法、立足国情，中国社会也是可以有一个现代化、中国化的民法典的。

但是，我总还是有些担心，中国物权法会不会在民法典编纂中又折回德国民法典？[2]中国民法典编纂启动后，我以往的担忧烟消云散。

立法机关不仅确立了编纂民法典的基本方向和原则，而且确立了物权编小修小补的原则。

同时，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多数民法学者呼吁人格权编。

物权编和人格权编是民法典最核心的部分，只要这两编是现代的、中国的，中国民法典就值得充分肯定。

民法典通过后，众多学者包括我[3]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国民法典的历史价值，但是，有些历史价值还需要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中国民法典的独立自主价值德国民法在中国有着不可拒绝的影响力。

始于《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历经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施行、新中国对苏俄民法典的认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的回流，德国民法的逻辑、体系、概念、原理基本上就是中国民法的法律常识。

在立法者、司法者、学者自觉不自觉以德国民法知识进行思维和行为的时空中，拒绝德国民法几乎是天方夜谭，可行的只在于如何接受德国民法。

中国民法从来没有拒绝德国民法，但存在着如何接受德国民法的分歧。

自《民法通则》以来，中国民法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倾向：追求纯正的德国民法风格，学理上以德国民法理论为据，立法上以德国民法典为模板；力图将德国民法融入中国社会，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或改之。

中国民法的重大争论几乎都源于上述不同的倾向，如所有权是否区分不同所有制、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事立法，一开始就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民法通则》在接受德国民法的提取公因式逻辑和众多概念与规则的同时，似乎有意识地保持了与德国民法的距离。

《民法通则》没有物权、用益物权，其财产所有权和其他权利的表述使其有了一抹法国民法的色彩；《民法通则》将人格权确认为民事权利，区分人格与人格权，挑战了德国民法人格与人格权混同的模式；《民法通则》的体例不同于德国民法的总则和分则，与德国民法典的五编体系完全不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小民法典。

对于中国民事立法在《民法通则》上表现的自主立场，后来有了各种分析和评价，[4]但无论如何，《民法通则》开启了中国民事立法自主发展的模式，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选择。

由此，中国《合同法》大量吸收了英美合同规则，中国《物权法》根本改造了近代物权法，中国《侵权责任法》分解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纯私法的人格权编，最终形成了从内容到体系都有别于域外民法典的中国民法典。

相比《民法通则》，中国民法典有了更多更清晰的德国民法元素。

总则凸显了提取公因式的编纂逻辑，在谁是民事主体、民事主体享有什么民事权利、民事主体怎样行使民事权利、民事主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四个基本问题上确立了通用规则。

分则各编容纳了更多的德国民法原理和规则，物债两分的逻辑路径、物权变动规则、意思表示的各种形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等。

这些德国民法元素大多有助于中国民法典制度和规则的整体联系、涵义清晰、功能明确，对中国民法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必须指出，德国民法元素对中国民法典的影响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无论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或是五编制和七编制的区别，还是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的区别，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而且，在技术层面上，德国民法元素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因子，中国民法典的物近乎于法国民法典的财产，[5]动产价款抵押权源于英美法的超级优先权。

[6]技术层面的影响当然不能轻视，孙宪忠教授论述了潘德克顿编纂体系与中国民法典的关系，[7]提示体系性逻辑对于中国民法典的理解和适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是，潘德克顿编纂体系本身不是中国民法典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立法技术固然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决定一部法典成败优劣的因素一定是价值层面的。

对于立法者而言，首要的是如何选择和确立民事权利、义务、责任，而后才有以什么技术实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

自担风险规则是否进入中国民法典，以什么样的条件进入中国民法典，完全基于立法者的价值目标与利益考量，潘德克顿编纂体系只能在怎么进入中国民法典上有所作为。

立法价值取向始终是一部法典的核心要素，立法技术仅仅是表现立法价值取向的方式。

相同或类似的立法价值取向可以不同的立法技术加以表现，相同或类似的立法技术也可以表现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前者如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后者如苏俄民法典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

如果将立法技术置于首位，民法制度和规则的缺陷不可避免。

中国《物权法》盲目遵循德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体例，肢解担保法，将物的担保作为担保物权，我当时就予以严厉的批评。

[8]十多年后，人们看到了物的担保和其他担保方式的分离压抑了新的担保方式的成长，不利于市场经济，但木已成舟，中国民法典为此在第388条增加“其他具有担保功能合同”以作补救。

可是，抵押合同产生的抵押权，质押合同产生的质权是担保物权，其他担保功能合同产生的优先权是担保物权吗？立法者未作回答，只是留出一个其他担保方式和权利与担保物权对接的接口，恢复担保物权与其他担保方式的联系。

“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这个接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物的担保方式，客观上贬低甚至否定担保物权的物权效力，体例上很难自洽。

但从立法价值取向优先于立法技术的角度，这是中国民法典物权编小修小补背景下的次优选择。

中国民法典出台前后，孙宪忠教授一直呼吁民法典的科学化和体系化。

[9]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编纂民法典的目的和难度在于如何实现民法典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民法典的解释和适用更需要科学化和体系化以免民法典变形或异化。

科学化和体系化是一种天然正确的表达，正如民主、自由、人权永远占据人类道德的制高点，问题只在于如何判别和评价科学化和体系化。

科学和体系都是一定的标准测量的结果，不同的标准下有不同意义的科学和体系。

德国民法肯定觉得法国民法与科学化和体系化相距甚远，法国民法也未必觉得德国民法的概念先行是科学化和体系化的，英美法更不会自认自己的私法杂乱无章。

对于中国民法典的科学化和体系化，孙宪忠教授似乎还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

但我们应当知道，德国民法不是判别和评价中国民法典科学化和体系化的标准。

近代社会的法典化造就了明星般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给后来的民法典提供了现成的样本。

日本民法典移植德国民法典的成功，给后来的民法典照抄照搬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对于后来的民法典而言，选择其中一个样本修改一些枝节，冠之于与国际先进经验接轨，往往是最轻松最便捷但也最容易与社会生活脱节的立法路径。

中国民事立法没有追随移植或模仿的脚步，而是立足本土、博采众长，致力于民法典的现代化与中国化，在民法典编撰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民法典证明：即便本土没有民法的历史土壤，即便民法种子来自异国他乡，只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行动，完全可以培育出本土化的民法。

作为中国民事立法自主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民法典的独立自主价值弥足珍贵。

二、中国民法典的实践至上价值立法路径往往是立法者的主观选择，但中国民事立法的自主发展是一种例外。

中国民事立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性变革，立法只能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面对现实生活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回应。

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既坚持国家计划又确立合同义务，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刚刚冒芽的社会现实。

1984年确立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刺激了涉外经济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就有了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和1987年的《技术合同法》。

1993年的《合同法》取代了上述三个合同法，是因为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物权法》1995年启动，2007年功成，这十二年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喷发，社会财富剧增的时期。

中国民法典的独立自主是客观的必然、时代的必然、中国的必然。

肩负着服务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反映和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民事立法的导向。

对于中国民事立法而言，理论的精深和规则的体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能够有效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只要法律与现实生活需要吻合，可以切实有效、公平合理地调整民事关系，理论再怎么不足，规则再怎么粗糙，也不足以成为立法停滞或否定的理由。

依据实践的需要确认和建构法律，而后再寻求匹配的理论和打磨粗糙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事立法的基本模式。

因而，与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同步，中国民事立法始终是实践至上，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中国实践是检验和完善民事法律的唯一标准。

由此，中国民法典作为《民法通则》以来中国民事立法成果的总成，集中体现了中国民事立法实践至上的价值。

中国民法典的实践至上价值，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造就了当下的中国，而且指引中国人民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最为宏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民法典第一条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作为核心要点，凸显了中国民法典的实践本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处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民法典规定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并且在总则和物权编规定了平等保护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私人财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中国民法典确认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市场经济主体，采纳了民商合一和民法典统辖商事特别法的体系，规定了众多的典型合同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决定中国民法典的制度和规则，中国民法典的制度和规则维护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接纳有利于维护私权的公法因子。

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民法典作为私法可否规定公法事项常有争论，当年孙宪忠教授反对《物权法》区分不同主体的所有权，理由之一就是国家所有权属于公法范畴。

[10]然而，只要置入中国社会的实践，这样的争论几无意义。

中国是一个源于亚细亚生产方式[11]的东方文明大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国社会的维持和运转都依赖广泛的公权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也是一个可预见将来难以改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