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作者：刘大年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353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3日

戊戌变法怎样评价，不断有文章进行讨论。胡绳同志的近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有关的论述，和故宫康有为一批条陈、论著原本的发现，证明《戊戌奏稿》有重要篡改作伪，给这个讨论带来了新的动力。故宫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论著内容，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和不久前《人民日报》上陈凤鸣、孔祥吉同志文章的评介。它们涉及那场事变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政策。

二、康有为、改良派执行的政策。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之一。如果能够就这两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必定可以对事变作出更客观、更准确的评价，在科学上有所前进。下面说我的看法。

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政策

百日维新中，光绪帝载□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从主要当事人提供的看法和对事实所作的稽核，都可以断言不是。

主要当事人首推载□，改良派的政策他当然很了解。康有为历次上书、条陈中，反复申说：变法必须全面变，从政治制度上变，反对像洋务派那样，枝枝节节，变事不变政，变政不变人，变人不变法。所谓小变则亡，全变可强，康有为不知讲了多少遍，舌敝唇焦。变法变人，核心问题，是要让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分享权力。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政策，和这个核心问题相联系，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载□对于改良派的全面变法、让资产阶级上层代表参加政权这两个基本要求，接受了没有呢？载□回答得非常明确，他很赞成，但是没有力量来实现。他的这番话，是在百日维新后期亲手写给杨锐，后来一九○九年由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学生黄尚毅送交都察院，缴还了清政府的密诏中坦率地讲出来的。密诏上写着：“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指旧历七月十九日，将礼部六堂官一齐革职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又《庸言报》一卷九期罗□□《宾退随笔》亦载原文。二者个别字句略异。梁启超《戊戌改变记》

所载内容简略，有人称为''伪密诏''。事虽不伪。但极不全，不可为据。)，通篇文字，实际是两句话：“尽变”“全变”旧法；罢黜老谬昏庸，任用“通达英勇之人”。而这两条，也就是改良派变法的基本要求。载□说那拉氏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自己完全没有力量这样做，问康有为等有何良策来这样做。他向改良派哀求式地解释说：“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载□肯定改良派变法的基本主张并未实行，没有根据能够推翻他这个判断。

当事者中，又一位主要人物是康有为。他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法建议，基本上是被否决了。康有为自编《年谱》里一一叙述说：“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所谓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农工商局则以屡奉谕旨饬办了之，所谓起民兵以练陆军，购铁舰以成海军，则以裁兵并饷等旨了之。所请民政局，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唯令开一铁路矿务局，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上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大官了事，所谓才者如此。”(《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154页。)意思是很明白的：第一，他的政策、主张大部分并没有被采纳；第二，是守旧大官僚的阴谋诡计；把它的一条条建议化为乌有了，载□是赞成那些建议的，只是对大官僚们“无以难之”。改良派本来是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地主阶级的眼光，使他们不易辨别载□的态度与他们自己之间的分歧。但结局仍然是一样；载□并没有采纳改良派的大部分建议，使之付诸实行。

稽考事实的结果又如何呢？载□不但没有完全实行改良派的政策，很多倒是采用的洋务派的政策。胡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一节，查考事实以后作出了这个论断。胡绳同志这部著作，一是大气笼罩，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关键突出，情节昭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通过具体材料，自然地表现出那些斗争和演变进程。解说鲜明，寓论议于史实叙述之中。以前若干中国近代史著作，不是前一条不足，就是后一条欠缺，显得科学性差，说服力不强。胡著把这两条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它的特色，在中国历史学著作里，是一部很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著作。个别缺点，史料上的失误是有的。叙述载□和康有为执行了什么政策的部分，采取《戊戌奏稿》旧说，没有来得及利用最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等资料。但认为载□执行的很多是洋务派的政策，这仍然合乎事实。

载□下诏定国是以后的一百零几天里，上谕如雪片纷飞。改良派一再上折，但没有被采纳，相反由洋务派提出来，虽与改良派的主张抵触的建议，却大量地见诸于诏书。其中有变法纲领的问题，也有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针的问题。

变法纲领方面，一八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总理衙门递进的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的奏折，提出了开制度局是变法维新的三大政策之一。其具体办法是“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 (即统筹全局折，原由叫做“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馈，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见故宫《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大约十天以后，即中俄签订旅大租借条约前几天，康有为上条陈，作了种种论述，最后归结到一条，请载□独奋乾断，“专以开制度局，变新法，修战具为事”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上《译纂日本变政考，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陈述大局危急，极力主张载□以日本为图样变法。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开制度民政之局”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六月十六日，载□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当面陈述，“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康有为受载□召见后的第三天，再次上折，《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他指出制度局的任务，是“审定全规，重立典法。何事可存，何法宜革，草定章程” (《杰士上书汇录》，卷二。)。非常明确，在宫中设立制度局，全面变法，是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他们变法维新的各种主张中，开制度局占据首要的地位。载□最初也没有忽视康有为这个纲领，几次责成王大臣会议回奏，并严厉指出不许浮词搪塞。洋务派军机大臣王文韶出主意，最后来一个“变通办法”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页。)，把康有为建议中制度局的人选应该是“天才通才”（有的地方作“草茅才士”），也就是应该包括康有为和他的改良派同志和盟友，一笔勾掉了。载□表示同意，“奉旨允行”。这是对康有为建议开制度局、全面变法的否定，使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实行。

变法还是不变法以及怎样变法，在康有为看来，开制度局是一个关键。载□接受洋务派和其他大臣的意见把它否定了，康有为并不死心。八月中旬，他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里面又一次陈述：“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再迟数年，俄国在东北的铁路筑成，长驱南下，那时想变法，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了(故宫档案，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第一册。)。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谢编书赏银《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奏折里，最后一次强调需要开制度局，并阐述它的重要意义说：“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驶，而当风雨雾雪涛飓之交，而欲涎登彼岸，不致沉溺，岂可得哉！”皇上应当自断之，自审之，不为庸人所乱，不为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