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谈中国哲学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46)3
【摘要】“第三极文化”是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与绍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理念,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比较哲学家与汉学家安乐哲是“第三极文化”理念的响应者、倡导者与践行者,他通过思想阐释、典籍英译、文化传播等途径为“第三极哲学文化”的重新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优化共生体系的“和”概念是“第三极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关系构成的人的理念。
安乐哲英译中国典籍是为了让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使用阐释域境、术语表、中国学者注解、中西译者合译等方式努力纠正西方读者的误读。
此外,他还出版中国哲学阐释著作、类比西方哲学概念、积极开展课堂教学,并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能急功近利,应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传播格局。
【总页数】7页(P267-272)
【作者】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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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维系着一个 民族得 以安身立命 的根基。它 主要
是指 周 代 , 尤 其 是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形 成 的 元 典 文
本, 如后代所称的《 五经》 《 四书》 《 荀子》《 老子》 《 庄子》 《 墨子》 《 公孙龙子》 等, 及汉 以后相关 的
子集 , 同时也包 括魏 晋南 北 朝 之后 传 人 中 国的佛 学典 籍 。以儒 、 释、 道 三 家 为 主体 , 兼 及 其 他诸 子 百家 的 中国哲学 典籍 , 不 仅 集 中体 现 了 中 国文化
中国哲 学 是 中华 民 族 文 化 的 产 物 。我 们 生 为 中 国人 , 浸 濡 在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生 活 的基 本 方 式 里 , 我们 有什 么理 由不 去 进 一 步 的认 识 这 种 文 化 的 精 神这 种 文 化 的 意 义 呢 ?作 为 一 个 慎 思 明 辨 的 中国人 , 我们是 无法 逃 避 发 掘及发 扬 自己历 史 智 慧与 民族智 慧 的责 任 。 l l J ( 可 以说 , 中 国哲 学典 籍承 载着 中 国哲 学 的核 心 价 值 , 作为经典文本 ,
性研究( 1 3 Y J C Z H 0 0 2 )
作者简介 : 杨
静, 女,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 主要从事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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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 体 系 , 产 生 新 的 经典 , 但 也 有 可 能会 曲解 或过 度诠 释 元 典 的 内容 , 正如刘笑敢先 生所言 : “ 中国哲学 诠 释传统 的 典 型形 式是 以经 典诠 释 的 方 式进行 哲 学体 系 的建 构 或重 构 , 这 一 方 式 包 含 着‘ 客观 ’ 地诠 释 经 典 的 ‘ 原义 ’ 和建 立 诠 释 者 自 身 的哲学 体 系 的 内在 矛 盾 和 紧 张 。 ”_ 5 J ( ’由此 可见 , 如何 安 顿好 诠 释 者 的历 史性 是 一 个 严 肃 的 方 法论 问题 。 国 内许 多 学 者 都 意 识 到 中 国 哲 学
深研儒佛之道——梅约翰教授访谈
深研儒佛之道——梅约翰教授访谈人物简介梅约翰(John Makeham),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著名汉学家,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拉伯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中国哲学》(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学术丛刊主编,以专治中国思想史、儒学史著名,2005年获“列文森图书奖”,2015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著有《述者与作者:<论语>的中国注家与注疏》(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游魂: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儒学”》(Lost Sou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 mic Discourse)、《早期中国思想中的名与实》(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等著作。
译著有《熊十力<新唯识论>注译》(Xiong Shili’s New Treatise on the Uniqueness of Consciousnes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平衡之论:徐干<中论>注译》(Balanced Discourse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Xu Gan’s Zhonglun)等。
访(杨风岸王泽璇):您长期以来在汉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儒教、佛教等研究领域辛勤工作,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学界中人语及澳大利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就一定会首先提到您。
我们很想知道,您近年来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在学术上有何特殊的关注向度,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梅约翰:近年来,我研究向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日益关注自南北朝后期以来,佛教思想如何影响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框架,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读书心得——安乐哲译介《道德经》考论
读书心得——安乐哲译介《道德经》考论一、引言米切尔·拉法各(Michael Lafargue)和朱丽安·帕斯(Julian Pas)以“一瓶精致而神秘的陈年葡萄酒”来比喻《道德经》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吸引力。
早在16世纪,作为道教经典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道德经》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到西方世界,成为先秦诸子中翻译最多且影响最大的典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经典名著。
最早的英译本是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约翰·詹默斯(John Chalmers)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Lau-tsze)。
此后,《道德经》的英译经历了19世纪的传教士翻译时期、20世纪为寻求战后出路而出现的东方智慧典籍热(或曰汉学家)翻译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步入多元文化翻译时期。
美国的《道德经》翻译在传教士翻译时期基本缺席,14本英译本只有1本为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一人所译,其余译者均为英国人。
在一战后的东方文化热翻译时期,美国人纷纷加入《道德经》翻译,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在其《道德经》英译本“The Way of Lao Tzu”(《老子之道》)的序言中提到,从1943至1963年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一年都有一种新的《道德经》英译本出版,而美国译者的译本占据一半席位。
但是,崔玉军[6]经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中国学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是聊胜于无。
”与关注《道德经》的哲学内涵相比,译者们更注重其文本在语言层面的转换。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多元文化时期,由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新出土帛书《道德经》,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在海外掀起老子研究热、东方文化研究热,《道德经》的复译成为热点。
论安乐哲英译《道德经》之“自然”
收稿日期:2020-08-08作者简介:谭路(1996-),女,重庆永川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论安乐哲英译《道德经》之“自然”谭 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美国汉学家安乐哲从中国古代的关联性思维方式入手,在道家关联宇宙论的阐释语境中,将“自然”理解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不断转化的自发产生,并采取“语言群”的翻译思想、“自觉的解释性”的翻译策略和词源追溯方法对《道德经》中出现的五处“自然”术语进行英译。
三种不同的翻译用词(spontaneously、natural、owncourse)分别体现了安乐哲英译之“自然”在当下语境中想要强调的“自发性”“自然界”和“有序性”的特征。
安乐哲的英译本尽管无法复现的原本特色和思想,但其为《道德经》文本提供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建议性解读;且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特别是词源法,在跨文化翻译和比较哲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和扩展。
关键词:安乐哲;道德经;“自然”;比较哲学;词源法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21)01-0076-10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10111.001 无论是在西方哲学(nature)还是中国哲学(自然)中,“自然”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概念,但对于各自不同的思想文化结构体系,两者的含义和适用语境却大相径庭。
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批判反思的需要和比较哲学研究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处于“盎格鲁—欧洲圈”(Anglo-European)[1]之外的中国哲学以寻求必需的文化资源来应对当前的全球困境,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著作进行有效哲学诠释的吁求”①。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T.Ames)是当今中西比较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经受过西方的系统学术训练,同时师从著名汉学家刘殿爵先生研修中国哲学,这为他与学术伙伴郝大维(DavidL.Hall)等人合作对中国哲学典籍进行突破性翻译与诠释打下了基础。
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
2024年4月第26卷第2期㊀㊀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JournalofShenyangJianzhuUniversity(SocialScience)Apr.㊀2024Vol.26ꎬNo.2㊀㊀收稿日期:2023-09-26㊀㊀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2AH052346)ꎻ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1097)㊀㊀作者简介:易红波(1978 )ꎬ男ꎬ湖北应城人ꎬ副教授ꎮ文章编号:1673-1387(2024)02-0197-06doi:10.11717/j.issn.1673-1387.2024.02.13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易红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ꎬ安徽芜湖241002)摘㊀要:对安乐哲(RogerT.Ames)«中庸»英译本中的注释进行了研究ꎬ发现译者运用了形音型㊁比照型㊁解释型和评价型4类注释ꎬ藉此阐明了译者源文本翻译的哲学基础ꎬ彰显了其术语翻译的中国哲学特色ꎬ凸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现代意义ꎬ体现了«中庸»对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重要性ꎬ并展示了丰硕的儒学研究成果ꎮ关键词:安乐哲ꎻ«中庸»ꎻ注释ꎻ哲学建构ꎻ典籍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引用格式:易红波.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2024ꎬ26(2):197-202.㊀㊀«中庸»被誉为 四书 的压轴之作ꎬ是洞悉儒家思想精髓的门径[1]ꎮ«中庸»英译肇始于17世纪末ꎬ历经300余年ꎬ其英译史见证了东学西渐的发展历程ꎬ为中国哲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ꎮ2001年ꎬ美国汉学家㊁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安乐哲(RogerT.Ames[1])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郝大维(DavidL.Hall[1])合译出版了«中庸»英译本(FocusingtheFamiliar:ATranslationand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oftheZhongyong)ꎬ这是继华裔哲学史家陈荣捷在其«中庸»英译本(TheDoctrineoftheMean)中确认了该书的哲学特质后ꎬ专门从哲学角度对«中庸»进行跨语言阐释的第一本力作ꎮ为了避免中国哲学的西化诠释ꎬ安乐哲运用中国哲学话语对«中庸»进行了英译ꎬ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翻译进入了 以哲译哲 的新时代[2]ꎮ目前学界对于«中庸»的英译研究多集中于辜鸿铭译本(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和理雅各(JamesLegge)译本(TheDoctrineoftheMean)ꎬ对21世纪新出版译本的关注不足ꎬ且着重研究正文本译文ꎬ较少关注正文以外的文本[3]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ꎬ源文本进入异域语境时仅靠译文并不能有效传达其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ꎮ张广法等[4]认为ꎬ注释是译者用以凸显差异㊁传递源文本真实意涵的有效手段ꎬ读者通过注释能够获取理解译文所需的语言㊁文化㊁历史等背景知识ꎬ从而更好地理解他者文化ꎮ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包含了大量的注释ꎬ如文中夹注㊁尾注等ꎬ而这些注释如何帮助译者诠释«中庸»的哲学特质ꎬ相关研究迄今尚未见涉足ꎮ基于此ꎬ笔者拟以安乐哲«中庸»译本中的注释为切入点ꎬ探讨其在源文本跨语言哲学诠释中的作用ꎬ以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和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ꎮ198㊀㊀㊀㊀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一㊁翻译注释的定义及相关争论翻译注释一直备受关注ꎬ学界就其定义和译文中是否应添加注释开展了大量研究ꎮ1.翻译注释释义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ꎬ张广法等[5]认为ꎬ翻译注释是 由译者添加的与一段确定的译文相关ꎬ或者置于此文本旁的一段长度各异的表述 ꎮ该定义阐明了注释与译文的关系ꎬ即相关性ꎻ同时说明了注释的位置ꎬ即在译文旁ꎮ注释须与译文相关ꎬ这点毋庸置疑ꎬ但注释未必总在译文旁ꎮ安乐哲在其«中庸»正文本译文前添加了长达53页的 哲学导论 ꎬ其中包含大量的文中夹注和72条尾注ꎮ正文本译文和 附录 中除文中夹注外ꎬ另各有101条和19条尾注ꎮ由此可见:翻译注释不仅出现在正文本译文中ꎬ也存在于正文本译文外ꎻ从具体位置而言ꎬ有文中夹注ꎬ亦有尾注ꎮ结合安乐哲«中庸»译本ꎬ可将翻译注释定义为:为了更好地诠释源文本的内涵ꎬ译者在译本中添加的与源文本诠释相关的文本信息ꎬ该信息可能出现在文中㊁章节末尾㊁页脚或页边(安乐哲译本不涉及后两种注释)ꎮ2.译文中是否应添加注释的争论译作中是否应添加注释ꎬ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ꎮ韩松[6]认为ꎬ只有添加注释才能让读者融入源语言的文化语境中ꎬ从而领悟作者的真实意图ꎮ反对添加注释的研究者认为ꎬ译文应与源文本保持一致ꎬ译者不能添加源文本中没有的任何信息ꎬ否则就违背了译者与作者间的 伦理合同 [5]ꎮ随着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凸显ꎬ大多数研究者认为ꎬ注释是翻译补偿的重要手段ꎬ能够弥补译出和译入语言在语言㊁文化㊁历史等方面存在的差异ꎬ最大限度地保留源文本的丰富内涵ꎬ同时增强译文的可读性[7]ꎮ综上所述ꎬ注释有助于译者在跨语言诠释中尽可能多地保留源文本的文化特征ꎬ实现如实诠释和传播源语言文化的翻译目的ꎮ分析译本中的注释有利于揭示其特征机制ꎬ使其在中国文化 走出去 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二㊁安乐哲«中庸»译本中的注释类型从注释与译文的距离而言ꎬ注释可分为嵌入式注释和分离式注释ꎬ前者指与译文融为一体的注释ꎬ多指文中夹注ꎻ后者指与译文相互独立的注释ꎬ多指脚注或尾注[8]ꎮ安乐哲«中庸»译本中主要有两种注释:文中夹注和尾注ꎮ基于注释与译文的关系ꎬ参照国外研究者的注释分类ꎬ国内研究者也提出了各自的分类法ꎮ周领顺等[9]基于深度翻译理论ꎬ将翻译注释分为知识性注释和研究性注释两种ꎬ前者以交际的有效性和读者阅读的便捷性为目的ꎬ后者以展示译者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目的ꎮ值得一提的是张广法和文军的研究ꎬ均以理雅各1891年和华兹生(BurtonWatson)1968/2013年的«庄子»英译本为语料ꎬ先将注释分为7类14个子项[10]ꎬ后分为6类无子项[4]ꎮ由此可见ꎬ译本研究中的注释分类并无既定类型ꎬ即便语料相同ꎬ但因研究视角或研究目的各异ꎬ注释分类也会不同ꎮ从哲学建构的角度而言ꎬ参照国内外已有注释分类ꎬ安乐哲«中庸»译本中的注释可分为以下4类ꎮ1.形音型注释形音型注释指采用文中夹注的方式标注与哲学术语英译对应的汉语拼音或汉语拼音和汉字ꎬ或与汉语拼音和汉字对应的术语英译ꎮ例如:Heavens(tian)ꎻsage(shengren圣人)ꎻxing性(naturaltendencies)等ꎮ形音型注释能让读者认识到中西哲学术语的差异和联系ꎬ也有利于促进以汉语拼音翻译中国哲学术语的发展ꎮ2.比照型注释比照型注释分为文内比照和文外比照两种ꎮ通过文内比照ꎬ译者再次重申自己的哲学诠释或向读者展示源文本章节间的联系ꎮ文外比照型注释指通过引用文献支持自己的哲学诠释ꎬ或与自己的诠释进行对比ꎬ或说明第2期易红波: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199㊀«中庸»与其他哲学典籍的关系ꎮ例如ꎬ 关键哲学术语阐释 中 诚 的注释:参见wu与qiꎻ第二十章 齐明盛服 译文后加注:该表达也出现在第十六章ꎻ第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译文加注:«论语»第二十九章有类似话语[1]ꎮ通过文内和文外比照ꎬ译者对«中庸»的哲学诠释得以强化ꎬ同时ꎬ读者对源文本章节间的关系和中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也有了基本认识ꎮ3.解释型注释解释型注释指译者利用注释对源文本中的词义㊁句意或篇章主题进行解释ꎬ或进一步阐释译文ꎮ例如ꎬ第一章 率性之谓道 的注释: 率 同 帅 ꎬ有 tofollow 和 tolead 的双重含义ꎬ强调处境而非主体[1]ꎮ解释型注释加强了译文的可理解性ꎬ有助于读者深刻领悟源文本的内涵ꎮ4.评价型注释评价型注释指译者利用注释对译文中的观点或内容进行评价ꎮ如第十六章译文的注释:武内义雄(TakeuchiYoshio)认为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应该是连续的[1]ꎮ译者通过评价型注释拓展读者的思维ꎬ启发其进一步思考ꎬ从而深入理解源文本的内涵ꎮ三㊁安乐哲«中庸»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㊀㊀哲学诠释是安乐哲«中庸»译本的最大特色ꎬ译者通过文中夹注和尾注为读者提供了形音型㊁比照型㊁解释型和评价型4种注释ꎬ藉此建构了丰富的哲学语境ꎬ实现了对源文本进行哲学诠释的翻译目的ꎮ1.阐明译者跨语言诠释的哲学基础除«中庸»源文本译文外ꎬ安乐哲还为读者提供了 哲学导论 关键哲学术语阐释 附录 索引 等ꎬ这种典型的深度翻译模式是研究型译者的显著标志ꎮ安乐哲不仅是译者ꎬ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ꎮ诚如译本 前言 所述ꎬ对«中庸»进行哲学诠释是为了向西方读者展示其哲学内涵ꎬ传播中国哲学[1]ꎮ在 哲学导论 一章中ꎬ注释提供的参考文献详细说明了记录中国典籍的文言文的特殊性以及中英文的差异[1]ꎮ基于语言特性ꎬ注释解释了用以诠释«中庸»哲学性的过程性语言[1]ꎬ其哲学基础是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和哈特肖恩(CharlesHartshorne)提出的过程哲学ꎮ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ꎬ任何实体都是在与他者互动中生成的过程[11]ꎮ中国古典哲学认为ꎬ世界具有连续性㊁过程性㊁关联性和创生性ꎬ西方惯用的哲学话语无法描述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1]ꎬ故诠释«中庸»的哲学性必须选择新的哲学话语ꎮ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过程性语言预设世界由过程(process)和事件(event)互动的场域(field)构成ꎬ场域中没有最终元素ꎬ仅有在现象的场域中变化的焦点(foci)ꎬ每个焦点都以自身限定的视角聚焦于整个场域[1]ꎮ过程性语言的特征与中国古典哲学观不谋而合ꎬ故安乐哲以过程哲学为哲学基础ꎬ通过过程性语言诠释«中庸»蕴含的儒家哲学思想ꎮ对译者而言ꎬ翻译文本的字面意思并不难ꎬ难在如何阐释隐藏于文本中的哲学内涵ꎮ跨语言诠释文本蕴含的哲学思想须以与之对应的哲学观为指导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源文本的哲学性ꎬ也正因如此ꎬ安乐哲的«中庸»译本才能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ꎬ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佳作ꎮ2.彰显译者术语翻译的中国哲学特色中国典籍翻译的难点之一是对词义的理解ꎬ由于记录典籍的文言文词汇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ꎬ使得其语义理解出现了多样性ꎬ给译者跨语言诠释带来了极大困难ꎮ中国典籍中的哲学术语不仅具有文言文的典型特征ꎬ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ꎬ其跨语言诠释更是难上加难ꎮ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时ꎬ以往译者多将其纳入西方哲学范畴ꎬ采用西方哲学术语阐释中国哲学ꎬ这种 以西释中 式的翻译不仅曲解了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ꎬ而且严重弱化了中国哲学的世界地位ꎮ为了凸显源文本的中国哲学特色ꎬ安乐哲采用了中国式200㊀㊀㊀㊀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的翻译策略对«中庸»文本中的哲学术语进行了英译ꎮ译者采用文中夹注的方式ꎬ在每个哲学术语英译后都添加了汉语拼音或拼音与对应汉字的组合ꎮ如理雅各㊁辜鸿铭和陈荣捷将«中庸»源文本中的 天 译为 Heaven 或 God ꎬ但安乐哲在常用译词后夹注了 tian 或 tian天 ꎮ安乐哲认为ꎬ Heaven 或 God 通常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ꎬ但中国文化中的 天 并不具备创造者的角色特征ꎬ而是独立于人类世界的客观存在ꎬ 天 既是万物的起源ꎬ也是协调万物关系的秩序[1]ꎮ因此ꎬ安乐哲认为无法使用译入语言准确诠释中国文化中 天 的真正内涵ꎬ故采用了中国式的翻译策略:直接采用汉语拼音 tian 或拼音与汉字的组合 tian天 ꎮ这种中国式的术语翻译策略不仅凸显了中西哲学的差异ꎬ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ꎬ而且采用汉语拼音或拼音与汉字组合形式翻译中国哲学术语是为中国哲学正名的重大创新ꎬ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哲学意义ꎮ3.凸显中国古典哲学的现代意义典籍上的文字是固定的ꎬ但文本表达的意义是开放的ꎮ典籍翻译应反映时代的变化与需求ꎬ只有这样才能让典籍在跨语言诠释中获得新生ꎮ安乐哲认为ꎬ哲学家应负有双重使命:一是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哲学ꎬ并为中国哲学正名ꎬ消除西方学界对于 中国无哲学 的误解ꎻ二是希望从中国古典哲学中汲取智慧ꎬ为当下美国社会面临的困境找到解决办法[12]ꎮ不同译者对«中庸»题名的翻译各不相同ꎬ正文本译文后的第一条尾注解释了译者 中庸 新译的原因ꎮ 中庸 一词最早见于«论语»ꎬ东汉儒家学者郑玄对其的注解可释为 thepracticalapplicationofcentrality ꎬ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其的注解可释为 ordinaryandcommon ꎬ融合两者的注解ꎬ安乐哲将 中庸 译为 focusingthefamiliar ꎬ亦即 focusingthefamiliaraffairsoftheday [1]ꎮ 中庸 不仅指关注熟悉的人或事的过程ꎬ也指对其保持关注的必要性[1]ꎮ个人只有坚持在日常熟悉的人或事中力求平衡ꎬ最终才能从这种平衡关系中受益ꎬ从而促进个人发展ꎮ另外ꎬ familiar 与 family 既词形相近ꎬ又语音相似ꎬ隐喻儒家哲学对家庭的重视ꎮ安乐哲将儒家哲学解读为 角色伦理学 ꎬ强调家庭成员间以及个人与家庭的关系ꎬ乃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ꎮ西方世界由于长期鼓吹个人主义至上ꎬ使得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ꎮ安乐哲将 中庸 译为 focusingthefamiliar ꎬ意指从关注周围熟悉的人或事开始ꎬ推而行之ꎬ进而关注全社会㊁全世界的发展ꎬ以此缓和西方世界中个人与社群间日益加剧的矛盾ꎮ4.体现«中庸»对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重要性㊀㊀«中庸»是儒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之一ꎬ对后世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ꎮ在正文本译文的注释中ꎬ译者向读者展现了«中庸»对后世哲学发展的重要影响ꎮ例如«中庸»第一章 故君子慎其独也 的译者注释ꎬTheexpressionshenduoccursalsoinXunzi7/3/30:夫此顺命ꎬ以慎其独者也 TheotherexampleofthisexpressionisintheDaxue whichusesavocabularysimilartoXunzi:此谓诚于中ꎬ形于外ꎬ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InZhuangzi17/6/41 thereisthepassage:朝彻而后能见独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1]ꎮ该注释说明: 慎独 曾出现在«荀子 不苟»中ꎬ是对«中庸»关键术语的进一步阐述ꎻ亦出现在«大学 诚意»中ꎬ与«荀子»中的话语相类似ꎻ«庄子 大宗师»中也出现了 独 ꎮ无论是儒家典籍还是道家典籍ꎬ都出现了 慎独 或 独 ꎬ说明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关注的重点ꎮ第十三章 施诸己而不愿ꎬ亦勿施于人 的译者注释:HeretheZhongyongiscitingtheAnalects12.2and15.24[1].译者明确说明ꎬ此句出自«论语 颜渊»和«论语 卫灵公»ꎮ该句的意涵在«论语»中一再出现ꎬ后又现于第2期易红波:安乐哲«中庸»英译本中注释的哲学建构201㊀«中庸»ꎬ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ꎮ第二十章 诚之者ꎬ人之道也 的译者注释:InMencuis4A12ꎬithas reflectingoncreativityistheproperwayofbecominghuman思诚者ꎬ人之道也 [1].该注释说明:«孟子 离娄上»中的这句话出自«中庸»ꎬ表明 诚 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术语之一ꎮ第二十四章 祸福将至ꎬ善ꎬ必先知之ꎻ不善ꎬ必先知之ꎮ故至诚如神ꎮ 的译者注释:ThelocusclassicusforthisrelationshipbetweennuminosityandclairvoyanceistheGreatCommentary(Dazhuan)appendixtotheYijing[1].该注释说明:该句所表达的神秘性与预见力的关系经常出现在阐释«易经»的哲学著作«易传»中ꎬ表明了«中庸»对«易传»的影响ꎮ由此可见ꎬ«中庸»上承«论语»ꎬ下启«孟子»«荀子»等儒家哲学典籍ꎬ同时对«庄子»«易传»等典籍哲学思想的表达产生了积极影响ꎮ因此ꎬ«中庸»不仅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ꎬ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ꎮ5.展示世界儒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了凸显«中庸»文本的哲学性ꎬ同时实现对源文本进行哲学诠释的翻译目的ꎬ安乐哲在译文中旁征博引了古今中外儒家哲学的众多研究著作ꎬ向读者展示了丰硕的儒学研究成果ꎮ译者通过注释引用了诸多儒家哲学研究者的论著ꎬ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CharlesGraham)㊁美籍华裔中国哲学史家陈荣捷㊁日本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大家武内义雄以及国内儒学研究知名学者唐君毅㊁杜维明㊁庞朴等人的论著ꎬ此外ꎬ还引用了郑玄和朱熹对«中庸»的注解ꎮ如第二十章 夫政也者ꎬ蒲庐也 ꎬ注释显示郑玄将 蒲庐 理解为 蜾蠃 (akindofwaspthattakesthelarvaofthesilkwormꎬfeedsitꎬandtransformsitintoitsownkind)ꎬ朱熹将其解读为 蒲苇 (fast-growingcattailrushes)ꎬ武内义雄认为该句为插入«中庸»文本中的注释ꎬ并非原文[1]ꎮ由译本中的众多注释可知ꎬ儒家哲学思想研究由来已久ꎬ古往今来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地ꎬ不仅体现了儒家哲学在世界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ꎬ也彰显了其巨大的现实价值ꎮ四㊁翻译注释对中国典籍翻译的启示通过多类型注释的综合运用ꎬ安乐哲实现了对«中庸»进行哲学诠释的翻译目的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海外传播ꎬ也给中国典籍翻译带来了重要启示ꎮ(1)注释须与主题相关ꎮ注释要与源文本和译本的主题高度相关ꎬ以此凸显文本特质ꎮ安乐哲«中庸»译本中的绝大多数注释都与译者对儒家哲学思想的诠释或源文本的解读密切相关ꎬ彰显了源文本和译文的哲学特质ꎮ(2)源文本解释型注释须权威ꎮ典籍在传世过程中难免因各种原因致使文本内容存在差异ꎬ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本的解读也不尽相同ꎬ因此典籍解释型注释必须具有权威性ꎮ安乐哲«中庸»译本中源文本解释型注释选择了郑玄㊁朱熹等大儒的权威注本ꎬ在已出版的译作中选择了影响较大的理雅各㊁陈荣捷等人的英译本ꎬ既可以确保源文本解读的权威性ꎬ也能通过不同文本的解读引发读者思考ꎮ(3)注释用词须适量ꎮ注释用词并非越多越好ꎬ而应根据其与主题的相关度确定用词量ꎮ安乐哲«中庸»译本中正文本译文后共有101条注释ꎬ大都很简短ꎬ仅少数涉及多文本比照型的注释篇幅较长ꎮ注释详略得当ꎬ不仅便于读者阅读ꎬ还具备审美调节的功能ꎮ(4)谨慎选择注释的位置ꎮ文中夹注虽便于读者阅读ꎬ但易扰乱其阅读进程ꎮ安乐哲«中庸»译本中没有脚注ꎬ但某些用词较少的注释可采用脚注ꎬ以避免打断读者阅读ꎮ 哲学导论 一章中一半以上的注释用词不到10个单词ꎬ且多为比照型的引用文献ꎬ对读者理解译文影响较小ꎬ若采用脚注就可避免读者频繁查阅尾注ꎬ进而提高阅读效率ꎮ202㊀㊀㊀㊀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五㊁结㊀语注释不仅有利于译者诠释源文本的内涵ꎬ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ꎬ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ꎬ体验译出文化的独特性ꎬ从而尊重并接受他者文化ꎮ安乐哲«中庸»译本巧妙利用注释建构了跨语言诠释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ꎬ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魅力ꎬ充分证明中国哲学并非西方哲学的附属分支ꎬ而是世界哲学体系中独立存在的一支ꎬ与西方哲学齐轨连辔ꎮ中国典籍外译要多多借鉴成功经验ꎬ在跨语言诠释中巧用注释ꎬ以此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ꎮ参考文献:[1]㊀AMESRTꎬHALLDL.Focusingthefamiliar:atranslationand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oftheZhongyong[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ꎬ2001.[2]㊀吕世生.«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ꎬ2022ꎬ52(3):62-71.[3]㊀易红波ꎬ朱萍.国内«中庸»英译研究可视化分析[J].外国语文研究ꎬ2019ꎬ5(4):86-94.[4]㊀张广法ꎬ文军.差异伦理视角下的翻译注释研究:«庄子»翻译注释的内容分析[J].外语教学ꎬ2019ꎬ40(3):86-92.[5]㊀张广法ꎬ文军.汉语古诗英译注释策略研究[J].外国语文ꎬ2018ꎬ34(6):1-12. [6]㊀韩松.谈«瓦尔登湖»汉译中注释的必要性[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2015ꎬ17(2):200-205.[7]㊀张璐.注释作为典籍英译翻译补偿手段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外语学刊ꎬ2020(4):78-83. [8]㊀于海鹏.从文本注释到文化传播:由莫言短篇小说的日译本谈起[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ꎬ2020(2):11-20.[9]㊀周领顺ꎬ强卉. 厚译 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外语与外语教学ꎬ2016(6):103-112.[10]张广法ꎬ文军.翻译注释对庄子形象的社会建构研究:翻译注释的内容分析[J].外语研究ꎬ2018ꎬ35(2):71-77.[11]王治河ꎬ樊美筠ꎬ王俊锋.第二次启蒙与当代西方思想界的过程转向[J].山东社会科学ꎬ2021(12):39-48.[12]郭薇ꎬ辛红娟.哲人译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路径探析: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外语与外语教学ꎬ2020(5):139-147.PhilosophicalConstructionofAnnotationsinAmesᶄTranslatedVersionofZhongyongYIHongbo(DepartmentofBasicCoursesꎬAnhuiTechnicalCollege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ꎬWuhu241002ꎬChina)Abstract:TheannotationsinAmesᶄtranslatedversionofZhongyongareexplored.Itisfoundthatfourtypesofannotationsꎬthatisꎬmorphologicalandphonologicalꎬcomparativeandcontrastiveꎬexplanatoryꎬandcommentaryannotationsꎬareemployedtoexplicatethephilosophicalbasisofthetranslationoftheoriginaltextꎬdemonstrate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philosophyintranslatingphilosophicaltermsꎬhighlightthemodernsignificanceofChinesephilosophyꎬdisplaytheimportanceofZhongyongforthedevelopmentofclassicalChinesephilosophyꎬandrevealthefruitfulachievementsofConfucianresearchtotheworld.Keywords:RogerT.AmesꎻZhongyongꎻannotationsꎻphilosophicalconstructionꎻtranslationofChineseclassics(责任编辑:高㊀旭㊀英文审校:林㊀昊)。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
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
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
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P20)。
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
”(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
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和影响
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和影响作者:宋逸鸥田辰山[美]来源:《对外传播》2017年第12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思想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
儒学自孔子创立,两千年来不仅发展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根基,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学深刻地根植于我们脚下生生不息的土地,成为中华儿女世代绵延的思想印记。
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儒学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自中国开始与世界往来,儒学便作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在文明的交流中远播至海外。
从中国周边的东亚诸国,到丝绸之路沿线的欧亚大陆,无不有儒学的影响。
在十八世纪“中国热”的欧洲,儒家思想为启蒙先驱们奉为圭臬。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三百年前的殖民地时期,亦有有识之士欣赏中国文化,推崇儒家思想。
在当代,随着中国的发展,儒学的传播和影响日益扩大,海外的儒学研究不仅限于对经典的翻译与考据,而是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与应用。
儒学的崇尚道德、开放包容,引来世界的关注及认同。
对于中国,当下是推动儒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良好契机。
在文化之间的比较与交流中,探讨儒学在海外的影响,有助于促进儒学的广泛传播、构设中国话语体系,由内而外建设文化自信。
基于以上预设,2017年10月14日-15日,由国际儒联国际联络委员会、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协办的“首届儒学在海外之儒学在美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举办。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在主持开幕式时谈到,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今日又承担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使命,将为提升中华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为西方学习和运用。
从汉语看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美籍学者陈汉生的研究为中心
从汉语看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美籍学者陈汉生的研究为中心周炽成【摘要】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与汉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美籍学者陈汉生(Chad Hansen)认为,几乎所有古典汉语中的名词都相当于英语中的物质名词(如水),而没有抽象名词.汉语中只会产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而不会产生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即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故柏拉图式的哲学问题不会在汉语中出现.古典中国人并非没有抽象的能力,只是无这方面的必要.与国内学者肯定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区分了个别与一般不同,陈汉生坚持他所说的马也不是柏拉图意义的“马性”.虽然陈汉生的看法引起很多争议,但它对我们思考中西哲学之巨大差异,对我们如何以汉语研究西方哲学都很有启发.【期刊名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00)005【总页数】5页(P176-180)【关键词】汉语;中国哲学;共相【作者】周炽成【作者单位】华南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2语言对生活的意义人所共知,语言与思想的密切关系也被人们大量地关注和研究。
本文立足于美籍学者陈汉生(Chad Hansen,1942— )的研究,从汉语的独特性来讨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
陈汉生生于美国犹他州,1966年毕业于犹他大学,1972年毕业于密执根大学,获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是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孟旦(Donald J. Munro)。
陈汉生曾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佛尔蒙特大学等校。
从1991年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一直至退休,现为该校荣休教授。
陈汉生的成名之作是《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Chad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周云之、张清宇、崔清田等将本书翻译为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出版。
安乐哲:让儒家哲学说自己的话
文/郭晓娟安乐哲:让儒家哲学说自己的话在当今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强大的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影响正逐步从国内向国外拓展,对当代全球文明的影响和贡献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化。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空前的格局性变化,新世界文化秩序随之而来。
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在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形成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能否给予与世界相融的共生力量?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从国际视角对儒家文化作出阐释。
他的每一个回答都饱含着真知灼见,对儒学发展和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安乐哲多年来潜心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文化,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
图/受访者提供Roger T. Ames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study of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for years, tirelessly explored Chinese culture, and made it his mission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中庸》《庄子》都被搁置在“东方宗教”的标题下。
鉴于其哲学内容,为了公正地体现这些经典的深刻性,译者需要接受大量的哲学训练。
我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典中的哲学意味翻译解释出来,让儒家哲学传统说它自己的话。
走向世界: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在您看来,与西方哲学比较,儒学智慧有何不同?安乐哲:也许西方哲学和儒家哲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以表现为古希腊本体论思维方式与《易经》中明确阐述的生生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古希腊哲学建立在人类经验永恒不变的假设之上。
从历史上看,这种假设变成了相信有一个完美且不变的上帝。
生生论思考从生命本身的价值出发。
马越《儒家道德哲学中的“同然”与“差等”之辨》
21世纪以来,海内外哲学界有关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论战。
①该问题的实质就是儒家哲学中的“差等之爱”的问题。
论战双方所涉及到儒家伦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这在儒家话语中表述为“同然”与“差等”之辨。
我们应当追问:儒家伦理中究竟有没有普遍的“同然之爱”?在儒学内部“同然之爱”与“差等之爱”能否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是基于逻辑上的推演还是情感上的实践?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亚圣孟子的思想。
孟子作为一位战国后期的重要思想家,力辟杨墨,坚守儒家思想价值内核,并开创性地提出了性善论与四端之说,将儒家人性学说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哲学层面。
正是在孟子的心性四端之说中,儒家道德哲学的普遍性思维才开始有了明确的表述和完整的论述。
孟子又在继承孔子“仁”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义”的特殊地位,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横向推扩实践序列。
可以说,孟子的“普遍心性”与“推恩保民”思想上承孔子下启宋明,在儒家哲学发展史上书写了至关重要的一笔。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引用西方伦理学的“共情”②理论诠解孟子思想,以期更准确地揭示孟子是如何实现“同然”与“差等”之统一的。
笔者尝试以“性体推用”儒家道德哲学中的“同然”与“差等”之辨——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马 越(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摘 要:儒家学说中的“同然”与“差等”之辨,体现了中国哲学对“普遍与特殊”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关注。
“同然”是人心之共同基础,这背后指向对某种普遍人性的理解;“差等”则是指人们在现实实践层面上待人处事中所表现出的亲疏远近、先后次序之分,这种差异性与后天的经验规定相关联。
“同然”与“差等”这对范畴在孟学之中的统一可用“性体推用”之说来概括,论证“推用”之所以成立的关键处在于对斯洛特“共情”理论的引入。
天赋性善之四端心性为“体”,“亲亲、仁民、爱物”之推扩为“用”。
性体为人心之所同然,推用为实践之差等序列。
论孟旦对中国哲学中“整体主义的异样解读
论孟旦对中国哲学中“整体主义的异样解读论文关键词:个体主义整体主义价值观论文摘要:在价值观1"3题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是个体主义,中国是整体主义”。
美国学者孟旦认为,这种绝对划分,实际上是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之思想进行的比较。
其实,中西古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类似。
且古代中国也不缺乏“个体主义”精神。
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研究》一书的序中,美国学者孟旦认为:中国人是为“义务”和“期望”而活,为“天”而活;而西方人是为个人的需要、兴趣和权利而活,为个人而活。
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我”与他人或他物是融为一体的,而西方是“人我两分”的;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性和物我统一性.而出现于西方个体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竞争”,这个价值观是中国整体主义思想所缺乏的。
孟旦对中国“人”之概念的整体主义特征的阐述十分精辟,但其最大的贡献不是对整体主义特征的介绍,而是批驳了大多数人所说的“西方是个体主义”,而“中国就是整体主义”的绝对划分。
一、中西古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类似文艺复兴前的西方人与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倾向于整体主义;“西方就是个体主义”和“中国就是整体主义”的绝对划分实际上是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之思想进行的比较。
儒家整体主义的一个价值观是社会等级制系统中的角色履行以及认知、情感与自我之外的事物相互联结,这种价值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有同样的论述。
如柏拉图把灵魂分为三个等级。
“神”用金、银、铜造出三种不同的人,他们分别充当统治者、辅助统治的人和从事劳动的人;三种灵魂分别同人的理性、意志和欲望呈现等级制的对应;但是他们相互联结,构成和谐的整体,成为“理想国”。
儒家另一个整体主义特征(相关性价值观)在柏拉图学派、新柏拉图学派以及奥古斯汀那里也都可以见到。
就连许多中世纪的哲学家对国家和宇宙的考虑都是从整体主义出发的。
2023届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三毕业生语文试题(白卷)
2023届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三毕业生语文试题(白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选择题组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的古代文献典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悉心指导。
仅以北京大学为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探望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编纂进展情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文学科的多位学者亲切交流,与曾翻译《论语》《孙子兵法》等古籍的美籍汉学大师安乐哲教授交谈,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不仅为北京大学做好古籍工作提供了不竭动力,也为相关高校共同做好古籍保护、整理、出版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___________。
古籍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文学者()的职业,更是一项事关()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助力民族复兴的重要事业。
进入新时代,研究阐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古籍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A.卷帙浩繁韦编三绝因袭B.卷帙浩繁皓首穷经赓续C.车载斗量韦编三绝赓续D.车载斗量皓首穷经因袭2.下列填入文中划线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A.高校是涵养精神文化的殿堂和知识传承创新的家园更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B.高校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涵养精神文化的殿堂和知识传承创新的家园C.高校是知识传承创新的殿堂和涵养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D.高校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知识传承创新的殿堂和涵养精神文化的家园二、选择类3.下列有关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李密的《陈情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历代奏议类文本的典范。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摘要: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
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
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
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
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
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
关键词:道;逻各斯;解释学;追体验引言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
如顾彬所说,“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精神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决定的。
基本概念‘道’和‘神’(dues)的不同使得初始问题有别”〔1〕。
它们之间的异同揭示了中西文化与文论某种深刻的关系,也就必然对中西的解释学产生影响。
神与逻各斯有着密切关系,基督教神学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基督教是经过希腊哲学改造的宗教,希腊哲学的逻各斯观念渗透在基督教里面。
而正如我们所知,宗教神学是解释学的最重要来源,“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
神与人到了互相理解的过程中,这一神圣解释学传统在中国能找到对应物吗?无疑,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超越的观念”〔1〕。
西方宗教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认为存在外在于人的神,而中国的道是内在性的。
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
中国缺乏这种西方神与人的二元对立,也没有发展出这种超越性思想,也就没有发展出对外在的目标的理解,中国理解是对内在性的道的理解,所以更重视个人体验。
因此,中国思想的解释很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
正如顾彬所说:“(中国古代)没有人想到发展出独立、坚实的理解方法,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解释学。
神秘主义与想像更多地取代了方法和逻辑,它们构成一种对话形式的框架,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对此是不可低估的,其有效性同西方的解释学相比毫不逊色。
恰恰相反,传统的中国解释学方法甚至可能更为高明。
东西文化比较的新视野:安乐哲师生论道
的《 孝经》 为基础 , 阐发了安乐哲先生的哲学思想。 受安乐哲 比较哲学思想影响的学者们从不同角
度进行 了讨论。 原澳大利亚外交官、 国际儒联理事李 瑞智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与东西方文化 ,指 出只有
同舟共济才能达到世界和谐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梁涛讨论了安乐哲教授与其师葛瑞汉关于人性 的观 点, 体现 出他对古典儒家的人性论有深刻的研究 , 也
社 科 经
名词性的。 在今天这个经济危机 的时代 , 儒家的角色 伦理学将有助于救治西方 的社会病 。 尼山圣源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 学 院牟 钟鉴 指 出 ,0 9年既 是 建 国 6 20 0周 年 , 是孔 又 子诞生 26 年 ,在孔子诞生 的神圣地点举办会讲 , 50 是以学术表达 中华文明的复兴、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的最好方式。 儒家文化 以孔子 的思想为原点 , 经历过
“ 东西文化 比较的新视野 : 安乐哲师生论道” 讲习会 本次大会通 过总结安乐哲教授 的学术成果 , 推 在山东泗水成功举办。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 进 了中国儒学研究工作。 郝大维 、 安乐哲是中西比较 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山东济宁市委副书 哲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 、 的特殊贡献是构建 郝 安
除 度宣传孔子思想和中华文化 ;全球经济危机与东西 本的情感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整体性的思维
学 文化:同舟共济与和谐世界等。围绕这六大分议题
衔 展开了 2 场( 学术专题报告 , 5 次) 包括许嘉璐 、 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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薹 象 东西文化 比较新视野方法论与儒学传统;从儒家思
论“仁”_的两重意义
㊀2024年第1期No.1㊀202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总第250期Sum No.250ɦ文学研究ɦ论 仁 的两重意义杨春时摘㊀要: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是恩德,而 仁 是恩德文化的最高范畴㊂仁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概括㊁统领了恩德文化的诸德目即各具体范畴,如家庭伦理的孝悌㊁社会伦理的友敬㊁政治伦理的忠顺等,是为 全德 ;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超越了具体恩德范畴,具有绝对性㊂仁作为 全德 ,属于责任伦理范畴㊂仁礼一体,维护恩德文化,所以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 ㊂作为责任伦理的仁,体现了恩德文化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㊂仁作为哲学范畴,也是意图伦理范畴,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它克服了恩德文化的有限性和控制性,成为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㊂仁的两重意义体现了恩德文化的内在矛盾,由此形成了 仁本说 与 孝本说 的对立㊂ 仁本说 以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否定了具有不平等性和差等性的恩德文化诸德目; 孝本说 以孝为本体,否定了绝对性㊁普遍性的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㊂儒家没有合理地解决二者的对立,在于没有区分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以及一般伦理范畴与哲学范畴㊂只有通过恩德文化的现代转化,区分哲学与一般文化㊁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才能彻底解决仁的两重意义之间的矛盾㊂关键词: 仁 ;儒家思想;意图伦理;责任伦理中图分类号:B222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6-0766(2024)01-0081-10作者简介:杨春时,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厦门㊀3610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恩德文化研究 (21FZXB028)①㊀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㊂ 仁 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 仁 也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最高范畴;因而理解了仁的意义,也就理解了中国文化的本质㊂新儒家以及当代国学家普遍认为,仁的意义就是普泛之爱㊂陈来在近著‘仁学本体论“①中提出中国哲学的本体是仁,他认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仁是 生物 ;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仁是爱,而且这种爱是普泛性的爱㊂以上观点揭示了仁的爱的属性,具有其合理性㊂但是,这种认识也消解了仁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导致对中国文化性质的片面认识㊂在笔者看来,仁的概念有两重意义,一是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和意图伦理范畴,具有超越性,是普泛之爱;二是作为责任伦理范畴,具有现实性,是不平等性的和差等性的爱㊂鉴于学界对仁的这两重意义尚未有明确的揭示,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专门的研究,以更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性质㊂一㊁身份伦理与 仁 的观念的发生仁的观念是人文精神的产物㊂在神权与王权一体化的商代,由于人还没有从神权-王权压迫中获得自己的价值,也没有产生普遍的爱心,故不可能产生仁的观念㊂在西周的宗法贵族社会,虽然产生了民本思想,人文精神初露曙光,但人尚未从宗法等级制度下获得独立的价值,没有可能产生对人的普遍的爱,也不可能产生仁的观念㊂西周有 德 的概念,但这个德还是天命法则,是天德而非人德,它没有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具有外在性,故德没有仁的内涵㊂只有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后宗法社会中,人的价值确立,人文精神发生,天德变成人德,有了对人的爱,才产生和确立了仁的概念和思想㊂18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仁的概念脱胎于德,并且成为德的核心㊂西周的德是天德即天命的法则,偏于政治规则,而不是普遍的人伦㊂虽然西周有民本思想,但只是意识到天命在于民心,为了 敬天 而被动地 保民 ,并不是自觉地爱人㊂这就是说,德不是出自人性,而是来自天命,它缺乏爱的内涵,故而不具有道德的自觉㊂西周的礼是德的规范,但 礼不下庶人 ,只是贵族的行为礼仪体系㊂它讲 亲亲 尊尊 ,前者是血缘亲情,后者是等级服从,也不是普泛之爱,故不具有仁的内涵㊂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孔子要 克己复礼 ,并且赋予礼以新的内涵,这就是以仁释礼㊂于是,天德转为人德,德从外在规范进入内心世界,与人性发生关联,成为自觉的道德规范,所以孔子说 道不远人 ,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㊂①郭店楚简‘五行“云: 善,人道也㊂德,天道也㊂ ②这里,德㊁善有所区分,但还没有统一,表露出天德(天道)向人德(人道)转化的历史痕迹㊂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转化为人道,而德㊁善合一,天德转化为人德,德成为人的品德㊂自觉的道德需要有价值认同的基础,而仁作为核心价值,成为道德的内在根据,故孟子曰: 仁者,人心也㊂ ③郭店楚简中载言: 仁生于人,义生于道㊂或生于内,或生于外㊂ ④‘礼记㊃乐记“曰: 德者,性之端也㊂ ⑤总之,德的内在根据就是善良心性,这就是仁㊂在春秋战国时代,仁的概念伴随着新的伦理观念发生㊂‘尚书“中的虞书㊁夏书㊁商书都没有 仁 字,而 仁 在‘左传“中至少出现过三次,在‘论语“中成为重要的概念,这说明仁的概念发生㊁确立是在春秋战国时代㊂郭沫若曾指出: 仁 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㊂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㊂ ⑥1974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墓中出土了 中山王鼎 ,其中有载: 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克顺克卑,无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㊂ ⑦这是 仁 最早出现的考古学证据㊂在孔子之前,仁的概念虽然已经发生,但还没有成为核心的伦理范畴㊂‘左传“中多用仁进行道德评价,但在很多情况下仁只是诸目之一种,而不是最高的伦理范畴㊂后来,在历史实践中,这些具体的德目汇总在一起,就形成了作为 全德 的仁的范畴㊂仁作为 全德 ,指仁高于其他诸德目并涵盖之,其他诸德目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仁的精神㊂‘左传㊃襄公七年“曰: 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㊂ ⑧可见仁已经成为德行的总称㊂在孔子那里,仁具有了根本的意义,成为核心价值和基本的伦理范畴㊂如子张问仁,孔子答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㊂ 此五者即 恭㊁宽㊁信㊁敏㊁惠 ㊂樊迟问仁,孔子答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㊂ 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㊂ ⑨这些都说明在孔子那里,仁不是具体的德目,而是 全德 ,即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伦理范畴㊂从思想资源上说,仁继承和改造了周礼的 亲亲 观念㊂周礼的 亲亲 观念还限于贵族阶级内部,是宗法社会的血缘亲情,而孔子㊁孟子把它改造为普遍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赋予其爱的内涵,以爱 亲 推扩到爱 人 ,使其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㊂‘中庸“记载孔子的话: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㊂ 在这里,孔子把亲亲观念推广为普遍的人际关系㊂从现实发生上说,仁直接发源于家族伦理的孝亲观念,推广到社会㊁国家,就成为普遍的伦理规范㊂孔子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㊂ 可见孔子的仁是由孝推广出来的,是孝悌的延28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引文参见‘中庸“第十三章㊁‘论语㊃述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8页;第70页㊂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㊂‘孟子㊃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6页㊂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㊂叶绍钧选注:‘礼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9页㊂郭沫若:‘十批判书“,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㊂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㊂‘左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87页㊂以上引文参见‘论语“之‘阳货“‘子路“‘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5㊁134㊁139页㊂杨春时:论 仁 的两重意义2024年第1期伸㊂孔子的弟子有子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①这说明孝悌是儒家伦理的出发点,也是仁的基础,仁是孝悌的推广㊂中国文化具有身份伦理的性质,仁是身份伦理的产物㊂所谓身份伦理,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T.Ames)称之为 角色伦理 ,②它以不同的社会身份来规定各自的道德责任,君㊁臣㊁父㊁子㊁兄㊁弟㊁夫㊁妻以及朋友,各有其身份,也各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道德责任,形成君明臣忠㊁官良民顺㊁父慈子孝㊁兄友弟恭㊁夫德妻贤㊁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㊂身份伦理被儒家称为 名教 ㊂孔子强调 正名 ,他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㊂ ③这里讲述的道理,就是通过正名分即确定社会身份㊁明确伦理责任,建构各个社会身份的道德规范,达到伦理上的自觉,形成 君君㊁臣臣㊁父父㊁子子 的社会伦理秩序㊂‘大学“有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④的 五止 ㊂‘礼记㊃礼运“有 父慈㊁子孝㊁兄良㊁弟弟㊁夫义㊁妇听㊁长惠㊁幼顺㊁君仁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⑤的 十义 ㊂孟子有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 五伦 ㊂⑥这种身份伦理即名教区别于现代伦理,它没有提出普泛性的伦理规范,而是提出了针对具体身份的伦理规范㊂身份伦理的建构是孟子所谓 推恩 的过程㊂春秋战国时代新文化的建构程序是从家庭伦理(孝悌)推广为社会㊁政治伦理,而最终的范畴就是仁㊂在家㊁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家族伦理的孝是基本范畴,它以不同身份的孝来建立普遍伦理规范,提出了 天子之孝 诸侯之孝 士之孝 和 庶人之孝 ,这些不同身份的孝,就构成了各个领域的伦理规范㊂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家㊁国分离,产生了家国同构的后宗法社会,泛化的孝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伦理范畴,如社会领域的 友 ㊁政治领域的 忠 等,而 孝 成为专门的家庭伦理范畴,从而建立了整个伦理体系㊂中国伦理体系的建构过程,就是把家族关系的父慈子孝㊁兄友弟恭类比㊁推广为社会关系的敬长爱幼和政治关系的忠君爱民㊂但是,这些具体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类比性的,只是用类比思维显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没有揭示这些伦理范畴内在的联系㊂这种类比性的伦理体系建构,林毓生批评其犯有怀特海(A.N.Whitehead)所说的 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也就是把相似的事务混为一谈,而抹杀了各自的特性㊂林毓生还指出,中国文化 如果把邦国当作自己的家庭,或者把家庭事务当作政治事务来处理,那是范畴的混淆 ㊂⑦如何弥补这种类比性的体系建构的缺陷,揭示这些伦理范畴的本质和根据呢?儒家的办法就是在具体的伦理范畴之上,建立起一个最高的㊁普遍的范畴,以统领各个具体的伦理范畴,使各个具体范畴归属于这个最高的㊁普遍的范畴的内涵,这个普遍的㊁最高的范畴就是 仁 ,它概括㊁规定了孝㊁友㊁忠等具体范畴而成为 全德 ㊂这个作为全德的仁,是与社会关系一致的,具有现实功利性㊂仁的概念的发生,不仅有对各种具体的伦理范畴(德目)的概括,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为了论证忠孝诸范畴的合理性,而把仁设定为一个形而上的范畴,即把仁与天道联系起来,作为道的属性,使其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成为一种真理和绝对价值,同时把各个具体伦理范畴(德目)作为其实际显现㊂因此,儒家提出了 以仁为本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的论定㊂这样,作为身份责任的忠孝诸范畴就以仁为中介而与天道联系起来,成为天道的显现,从而具有了绝对的合理性㊂董仲舒和宋明道38①②③④⑤⑥⑦以上引文参见‘中庸“第二十章㊁‘论语㊃学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第2页㊂See Roger T.Ames,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1.‘论语㊃子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㊂‘大学“第三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㊂叶绍钧选注:‘礼记“,第45页㊂‘孟子㊃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㊂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9页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学就致力于建立以仁为基本范畴的形而上哲学体系,以获得身份伦理的合法性㊂他们以天道㊁天理作为仁的根据,而把忠孝等伦理范畴归于仁的统领之下,这就是 理一分殊 ㊂这样,以仁论证诸德目的合理性,就把具体范畴之间的类比性推理,改造为从抽象的一般范畴到具体的现实范畴的逻辑性推理,于是仁就成为普遍的㊁超越性的伦理价值㊂这样一来,仁实际上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仁是孝悌忠信等范畴的概括,具有现实规范性,即 克己复礼为仁 ,仁礼一致,体现为不平等的㊁差等之爱;另一方面,仁具有超越性,突破了具体伦理范畴的现实规范性,即 泛爱众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体现了平等的㊁普遍的爱㊂仁的两重意义,实际上是仁作为责任伦理范畴与意图伦理范畴没有分化的产物㊂而现代伦理体系则是区分为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两部分㊂现代的伦理规范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伦理观念与社会关系有统一性,但是也有差别㊂现代社会关系是契约关系,其中的社会个体独立㊁平等,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两重性的道德规范:一个是现实的道德规范,它与社会关系一致,维护一般人的现实利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这就是韦伯所说的 责任伦理 ,或者是李泽厚所说的 社会性道德 ㊂另一个是超越性的道德本体,它超越社会关系的局限,建立绝对的㊁普遍的价值,以弥合契约关系造成的分裂,这就是韦伯所说的 意图伦理 ,或者是李泽厚所说的 宗教性道德 ㊂①西方的宗教㊁哲学构筑了超越社会关系的意图伦理,这就是普泛性的㊁绝对的爱㊂中国文化没有发生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分化,而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既包含了责任伦理属性,又包含了意图伦理属性,也就是说,二者非但没有分化而是融合在一起㊂仁的两重意义是由中国文化的恩德性质决定的㊂所谓恩德,就是以施恩-报恩规定人际关系的准则,认为管理者㊁强者与被管理者㊁弱者的关系是前者施恩,后者报恩,由此形成了父慈子孝㊁兄友弟恭㊁夫贤妻德,以及君明臣忠㊁官良民顺和敬老爱幼㊁朋友互信的身份伦理规范,从而在身份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恩德文化㊂在恩德文化中,一方面把人际关系定性为恩情-恩义,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契约关系,因此具有意图伦理的属性;另一方面,这个恩情-恩义是一种身份责任,与后宗法社会关系一致,建立起君君㊁臣臣㊁父父㊁子子的社会-伦理秩序,因此具有责任伦理的属性㊂仁作为恩德文化的核心范畴,具有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双重内涵㊂儒家认为,仁就是爱人,这种爱是源于天道㊁人性,是 泛爱众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所以超越了社会关系,具有意图伦理意义;同时这种爱又不是墨家的兼爱,当然也不是西方的博爱,而是恩爱,它适应和巩固了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尊卑长幼之分㊁亲疏远近之别,故具有责任伦理的意义㊂二㊁ 仁 作为责任伦理范畴的现实性中国伦理虽然没有发生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分化,但它作为身份伦理与社会关系一致,没有形成独立的㊁超越社会关系的意图伦理,因此偏重于责任伦理㊂本来宗教㊁哲学应该超越道德,不仅要论证社会关系和责任伦理的合法性,还要反思其局限性,进而提出超越社会关系的意图伦理㊂但是,中国宗教不发达,不能成为主导力量,而且宗教世俗化,被主流文化同化,因此不能充分地超越现实,从而消减了其批判性㊂中国哲学依附于伦理学,而且超越性不足,缺乏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反而为现实关系做论证㊂董仲舒的神学哲学和宋明道学论证了身份伦理的合法性,而没有自觉地反思其局限性,也不能自觉地提出超越社会关系的㊁独立的意图伦理㊂董仲舒认为道即 三纲五常 ,它效法天德,而 天不变,道亦不变 ㊂②宋明道学认为理(道)为本体论范畴, 理一分殊 ,忠孝等伦理范畴以理(道)为根据,因此是天经地义的㊂朱熹说 天命之谓性㊂ 命,便是告劄之类;性,便48①②马克斯㊃韦伯对伦理的区分,参见‘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泽厚对道德的区分,参见‘什么是道德? 李泽厚伦理学讨论班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㊂‘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00页㊂杨春时:论 仁 的两重意义2024年第1期是合当做底职事,如主簿销注,县尉巡捕 ㊂①他把由理(道)决定的性确定为身份责任,企图证明身份伦理的绝对合理性㊂这样,身份伦理就偏于责任伦理和社会性道德,意图伦理和宗教性道德没有得到独立和发展㊂仁作为基本的伦理范畴,不仅混合了责任伦理意义和意图伦理意义,而且偏重于责任伦理和社会性道德㊂从根本上说,仁的责任伦理属性源于中国文化的身份伦理性质㊂中国文化具有恩德结构,同时也是身份伦理,因为施恩-报恩是不同身份之间的伦理规范㊂中国的身份伦理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是依据不同的社会身份确定各自的伦理责任,从而缺乏伦理价值的普遍性,形成所谓 特殊主义伦理 ;另一个特性是伦理规范与社会关系相一致,具有现实性㊂就后一种特性而言,身份伦理偏于责任伦理,它为了维护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建立了涵盖家庭㊁社会㊁政治等领域的伦理范畴㊂其中,孝悌范畴是为了维护家长制的家庭秩序,忠的范畴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而友㊁敬等范畴是为了协调社会领域的尊卑长幼秩序㊂在这些具体的德目之上,形成了一个 全德 ,即仁,仁概括了各个领域的具体伦理范畴,各个具体的伦理范畴也是仁的体现㊂因此,从仁的内涵看,它就涵括了忠孝等具体的伦理范畴,而具有了责任伦理属性㊂从仁的社会功用上看,仁赋予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合理性㊂而礼是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因此儒家主张仁礼一体:一方面认为仁是礼的灵魂,从而把作为贵族行为礼仪规范的周礼改造成平民社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也主张仁要符合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关系㊂孔子即提出: 克己复礼为仁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㊂ ②在孔子那里,复礼就是行仁,体现了仁礼一体性㊂荀子则具体地阐释了由各种身份规定的仁: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㊂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㊂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㊂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恭㊂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㊂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㊂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㊂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㊂ ③在荀子这里,仁就是各种身份的责任㊂程颢也说仁与义礼智信具有一体性: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㊂义㊁礼㊁知㊁信皆仁也㊂ ④这就是说,社会人伦就是仁的基本内涵,维护社会秩序是仁的根本社会功能㊂所以,仁不是超然于社会现实秩序的爱,而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伦理规范,是为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服务的伦理范畴,故而带有责任伦理的意义㊂责任伦理恪守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关系,具有现实功利性㊂责任伦理受到意图伦理制约,有自律性一面,但更直接地受到社会关系制约,偏于他律性㊂仁保留了亲亲㊁尊尊的身份差别,所以并不是平等的㊁一视同仁的爱,而是有尊卑长幼之分㊁远近亲疏之别,是不平等的㊁有差等性的爱㊂仁符合现实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不同身份的社会责任,而具有权力支配性㊂父子㊁兄弟㊁夫妇㊁君臣㊁官民之间有尊卑长幼之别,体现出一种权力支配性,即所谓父为子纲㊁夫为妻纲㊁君为臣纲㊂这种权力支配性不是源于贵族等级制度,而是源于恩德㊂中国恩德文化把人际关系规定为施恩-报恩关系,即君主㊁父亲㊁丈夫是施恩者,臣民㊁儿女㊁妻子是报恩者;施恩者拥有了支配报恩者的权力,报恩者负有了服从施恩者的责任㊂故仁爱是基于身份的恩爱,仁的内涵就是这种具有权力支配性的恩爱,所谓父慈子孝㊁兄友弟恭㊁夫德妻贤㊁君明臣忠㊁官良民顺就是一种权力支配性的恩爱㊂履行施恩-报恩责任就是仁,而如果有恩不施或知恩不报,就是不忠不孝,就是禽兽,就是不仁㊂孔子的学生宰我反对为父母守孝三年,孔子就斥责其不仁: 宰我出㊂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㊂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⑤可见孔子认为仁体现为报父母之恩的孝道㊂而且,仁爱也是有差等的爱,有亲疏之别,首先是爱父母㊁兄弟㊁夫妻等家人,再推及其他亲属,以及师友㊁乡邻等社会人群,直至国人㊁天下人,关系近则爱多,关系远则爱少,形成了58①②③④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页㊂‘论语㊃颜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5页㊂‘荀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㊁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㊂‘论语㊃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1页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50期一个费孝通所说的 差序格局 ㊂①这个 差序格局 从根本上说是施恩-报恩关系决定的,因为关系越近,施恩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关系越远,施恩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就会越小㊂这说明仁是适应社会关系的需要的,不是独立的意图伦理范畴,而是责任伦理范畴㊂但是,仁的责任伦理属性也不充分,它不是基于普遍的社会责任,而是基于有限的身份责任,即不是基于契约关系,而是把个人置于施恩-报恩关系之中,是 为他 的存在者,从而消除了自我的独立性,这与建立在个体独立的契约关系之上的责任伦理有所抵触㊂三㊁ 仁 作为意图伦理范畴的超越性中国文化没有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充分分化,没有形成独立的意图伦理,但存在着意图伦理的成分㊂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既具有责任伦理的属性,也具有意图伦理的属性㊂儒家认为仁不是出于现实功利性,而是出于人性㊂仁的本义是人与人的亲情,而儒家把这种亲情改造为伦理范畴㊂许慎在‘说文解字㊃人部“中这样定义: 仁,亲也,从人从二㊂ 段玉裁注解说: 从人二,会意㊂‘中庸“曰: 仁者,人也㊂ 注: 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㊂以人意相存问之言㊂ 人耦(偶) 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㊂ ②孔子对仁的定义很多,但 爱人 是基本规定㊂如 樊迟问仁㊂子曰: 爱人㊂ 孔子主张 泛爱众,而亲仁 ,他认为仁的行为就是推己及人,施爱于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㊂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㊂ ③与西方的性恶论不同,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是性善论,认为人天生有恻隐之心㊁不忍人之心,因此人伦关系就是仁爱的关系㊂仁爱来源于人的天性,而天性与天命相通,所以具有意图伦理的成分㊂孟子从人的天性方面阐释了仁的根据,提出了人有 不忍人之心 ,即同情心㊁爱心,此为人性,人性本仁㊂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也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也说 仁者爱人 , 仁者无不爱也 ,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 仁也者,人也㊂合而言之,道也 ㊂他认为仁爱发自内心,而非外在的伦理规范,这正同于孔子所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也与西周的 德 的外在性不同㊂曾子也说: 夫仁者,仁此者也㊂ ⑤‘礼记㊃表记“亦曰: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 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 ㊂⑥汉儒对仁的定义也是爱,如董仲舒就说 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 ㊂⑦这样,仁就是爱一切人,是普泛之爱㊂不止儒家,其他各家也以爱为仁㊂‘国语㊃周语下“曰: 言仁必及人 ; 仁,文之爱也 ; 爱人能仁 ㊂‘国语㊃晋语一“曰: 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㊂ ‘国语㊃楚语上“曰: 明慈爱以导之仁㊂ ‘墨子㊃兼爱下“曰: 兼相爱,交相利 ; 兼即仁矣 ㊂‘庄子㊃天道“曰: 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㊂ ‘韩非子㊃解老“曰: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㊂ ‘吕氏春秋㊃爱类“曰: 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㊂ ⑧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仁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范畴㊂西方的意图伦理是 宗教性道德 ,宗教是其主要来源,故讲神对人的圣爱,由圣爱转化为人对人的爱即博爱㊂而中国的意图伦理及其范畴仁不是来源于宗教,而是来源于大同理想㊂儒家文化本来68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44页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5页㊂以上引文参见‘论语“之‘颜渊“‘学而“‘雍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5㊁4㊁59页㊂以上引文参见‘孟子“之‘告子上“‘公孙丑上“‘离娄下“‘尽心上“‘尽心下“及‘论语㊃颜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9㊁44㊁121㊁205㊁207㊁212页;第115页㊂方向东译注:‘大戴礼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8页㊂叶绍钧选注:‘礼记“,第200页㊂董仲舒:‘春秋繁露㊃必仁且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7页㊂以上引文参见‘国语“,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2㊁60㊁129页;‘墨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页;‘庄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韩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吕氏春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㊂。
美国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放眼中国文学和文化。
孔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迄今为止,可谓硕果累累。
但为了深入研究,为了取得更大的进展,国内的学者需要关注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视角度,所以国外的汉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点。
美国学者对孔子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在二战以前。
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于英国,尽管如此,美国的思想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
美国最早介入先秦经典研究的是有哲学素养的学者,这就使得美国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思辩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二战以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研究传统和思考方式。
因此,本文试以“美国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为题,展开对美国学者研究的介绍,重点对几位代表学者的成果作介绍、分析,并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之进行论说、评价,试图揭示他们的关注重心和研究特点,为我们研究孔子提供新的思路。
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促使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使汉文化更好地在海外传播、弘扬。
本文首先在引言部分就论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说明,在第一章中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孔子研究的概况,对美国学界主要的研究学派和代表学者进行梳理归纳。
第二章就美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提炼、并作深入的探讨论析,其内容包括他们如何关注和研究孔予的政治、教育、哲学思想等问题。
第三章着重介绍美国代表学者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对孔子思想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学者各自迥然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探究。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更深一层地对美国学者孔子思想研究展开一些思考,找到代表学者在研究孔子思想时的共性,并探讨了这一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美国学者孔子论语ABSTRACTAlong with the China a nd the West cu l t u re exchange,more and more abroad sch ol a rs start to take a bro a d view on the Chin e se Ii ter at ure an d the culture.Con fue ius was the greatest thinker and t he e du c at i on a li s t in an ci en t China.Nowadays,our domestic schola rs ha ve go t many accomplishments ab o ut Confucius’thoughts.But meanwhile,our re se ar c h has a ls o got in to some diffic ult circumstances.It is S O difficult to exceed the p re dec es so rs’S UCC ES S.Le arn in g from others,may get out of the dilemma.The overseas Sinology r ese arc h a c t ua l ly has provided avery go od vi e w po i n t for US.Although American research about Confucius starts a little bit late。
中国哲学“超越性”问题新论
中国哲学“超越性”问题新论作者:高翔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5期摘要:儒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无“超越性”,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分歧的关键在于,中西方学者都各自强调本民族哲学的局部特征,热衷于探寻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而不能以全人类的视野,从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和民族差异性,从而推进其交流和发展。
中国哲学“超越性”问题新论尝试把“历史类型学”思想和方法,引进比较哲学研究,突破中西方学者各自的局限,以哲学“超越性”问题切入,从宏观上考察中西哲学思维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哲学;儒学;超越性;外在超越;内在超越一、“外在超越”概念和“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儒学和传统哲学有无“超越性”,一度成为中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仅在中国知网以“儒家”“超越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1992年至今就有相关论文近600篇。
此外,还有多部著作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哲学中“超越”(Transczndenz)这个概念,在西方是中世纪才出现的,源于拉丁文动词transcendere,指跨越两个区域的界限,特别是从世俗的“此岸”世界,到神性的“彼岸”世界的逾越。
“超越”引进哲学和神学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Transcendence一词,首先指称的是“最高者”的上帝,因为它一直是被作为“超验”的神性世界的代表。
之后康德从“超越”(Transzendenz)这一名词中,分解出“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超验的”(transzendent)两个形容词,实质上肯定了除上帝的神性世界之外,人类“先验”的思维形式也是一种“超越”。
因为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康德的时代,基督教神学的“最高者”上帝,其地位已逐渐被人的“理性”所取代,虽然康德哲学中仍然为“上帝”保留了位置,但实际上他是将人的理性认知置于“最高者”的位置上了。
海德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把哲学的“超越性”区分为“先验——本质”和“超验—实存”两条路向,一方面肯定以上帝神学为代表的“超验—实存”具有超越性,另一方面也肯定“先验—本质”路向之“存在学”也具有“超越”性,代表了当代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摘录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摘录一、儒家哲学孔子,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哲学的伟大开创者之一。
他提出的“仁”的概念,成为了儒家哲学的核心。
孔子认为,“仁”即爱人,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社会伦理。
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实践。
孟子,名轲,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他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可以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和谐。
二、道家哲学老子,姓李名耳,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
他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减少人为的干预。
庄子,名周,是道家哲学的又一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更为超脱,主张“逍遥游”,认为人应超越世俗的束缚,达到精神的自由。
三、墨家哲学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兼爱”、“非攻”等主张,反对儒家所倡导的礼节和等级制度,强调平等和实用主义。
四、法家哲学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主张法治,认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和严格执行。
韩非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名家哲学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名家注重逻辑辩论,提出了“合同异”、“离坚白”等命题,对中国哲学的逻辑思维发展做出了贡献。
六、佛教哲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哲学。
佛教哲学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提倡修行以达到涅槃。
七、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哲学的一个新发展,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
他们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提出了“天理”概念,强调心性修养和道德实践。
八、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先驱,他提出“心即理”的主张,认为宇宙的道理就存在于人的心中。
而王阳明则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进一步发展了心学理论,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强调知识和行动的统一,主张直接从内心出发,通过实践来达到道德自觉和自我完善。
九、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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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08级理科博士生公共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第十讲时间:2008年12月1日上午8:30——11:30地点:教九楼502主持人:刘孝廷教授报告题目:儒学角色伦理學與世界次序的方向报告人:安乐哲教授(夏威夷大学教授)人物介绍:安乐哲(Roger 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
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国际中国书评》主编。
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
他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
安乐哲教授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他关于中西比较哲学的系列著作包括:《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这些著作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
背景介绍辨异观同论中西——安乐哲教授访谈录(胡治洪丁四新)2006年2—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以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身份,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学。
此间,我们与安教授进行了多次访谈,就中西哲学和文化问题向他请教。
访谈主要涉及了超越观、宗教性、系统哲学、过程哲学、儒道思想、经典翻译、西方汉学、家庭伦理等方面。
现将部分访谈内容整理发表,以飨同好。
胡:安教授,我们国内哲学界对您还是很熟悉的,我在好几年前读过您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我们也知道您主要研究先秦和秦汉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
我们想趁您在国内讲学的机会,对您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安:看来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个优良传统。
日本学者就不是这样。
我很多学术界的朋友花一辈子工夫研究日本哲学,可是日本学者却认为他们自己的哲学是别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他们将此称为yamato,意思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一种东西,别人不可能理解。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对我说,他觉得自己讲日本哲学有进步,没想到日本学者却说他全讲错了。
中国学者则希望我们基于自己的立场去了解中国哲学,从另外的角度去看中国哲学,希望我们“不在庐山中”。
丁:这其实是很有创发性的一种方式。
不同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对视,可以激发出新的思想,例如杜维明先生就从西方宗教传统中激发出了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研究,他要建立这种对话,就必然关注儒学的超越性问题。
安:我在这方面与维明有点不一样。
如果将超越与内在作为一对类似“阴阳”的相关性(correlative)范畴,当然与中国传统有关。
可是transcendence与immanence 是以西方传统二元论为基础的,如果将其“中国化”,表述为“内在的超越”或“超越的内在”,这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transcendence和immanence。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西方人的说法。
我与维明的差异就在这里。
西方的transcendence的基本意义就是形上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就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柏拉图是二元论思想家,他要将真实的世界与我们参与其中的现存世界截然划分开来。
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哲学家关注我们参与其中的现存世界。
如果泛泛地说“超越”,例如尼采式的“超越”,他的意思是“超越你自己”;通过学习和教育,一个人就“超越”了他原来的境况,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所谓“超越”相关,比如从“小人”转化为“大人”就是“超越”。
但是严格哲学意义上(strict philosophical meaning)的“超越”,指的是一种完整的、不变的、永恒的、时空之外的原则,这种“超越”与中国传统思想没有关系。
胡:您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超越的世界、神的世界是不可能内在于人的世界的。
但是,儒家的一些大师大德,他们往往就在自己的内心体贴出本性,那个本性就具有神性,与道、诚、仁等超越的本体是合为一体的。
安:正因为他们是一体,而不是两体,所以就没有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ce 一定要依靠一个外在的、独立性的存在。
而“天人合一”之类的观念,就排除了天人为二。
丁:那么您认为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所说的“超越而内在”是合适的吗?安:如果我将朱熹的“理”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把一个中国的观念变成西方的观念,我当然可以这样做。
只是这样一来,这个观念就与朱熹没有什么关系了。
如果将“超越”、“内在”作为中文的范畴,当然也是合适的,只是与新儒家所借用的西方思想原来的意义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代新儒家将“超越”、“内在”的概念“中国化”了,变成了阴阳、体用之类的范畴。
但是,在原来的意义上,“超越”、“内在”一定是二元论的概念。
在西方传统的宗教观中,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与上帝合一的,上帝与我是绝对分开的。
如果将上帝看成是与我相关的,我需要依靠上帝,上帝也需要依靠我,这就不再是我们西方的宗教。
在西方,上帝是完整的,他不需要任何个人的帮助。
胡:现代新儒家也承认两种不同的超越观,西方是外在超越,儒家是内在超越,可不可以认为二者都能够成立?安:“内在超越”与“超越”的原来涵义还是不一样。
或许可以用“超绝”特指西方的柏拉图式的transcendence。
“超绝”有断开、独立的意义,而“超越”就具有连续性。
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分别表示西方的和儒家的超越观。
丁:但“超绝”这个概念表示断绝,如果上帝与人类断绝开来,那么上帝怎样给人类发布命令,人类又怎样听从上帝的命令呢?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关于共相(universal)与殊相(particular)的关系问题,是从柏拉图以来的最基本的问题。
如果上帝是超越的(transcendence),他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这是历来哲学家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form(形式)与matter(质料)如何联系,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西方传统中有很多矛盾。
比如宗教徒说“上帝是我天上的父”(my Father in Heaven),这表示他与上帝有某种关系,上帝是他的父亲,他是上帝的儿子。
但这与传统宗教观是有矛盾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上帝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独立的存在,人类既不可能对他有任何增益,也无法对他加以分解。
这样一来,人类与上帝会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崇拜他,爱他,可是最终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根本无法改变他。
因此,怀特海(Whitehead)指出,如果上帝是完美的,那么我们人类的创造性(creativity)毫无用武之地,我们只是nothing(无)。
所以怀特海在他是哲学体系中,要将创生力(creativity)作为比上帝更基本的哲学范畴。
胡:上帝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其实,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也有很大的转化,到耶稣降生之后,博爱就被突出来了。
但在《旧约》中,上帝也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甚至是很残忍的。
安:是这样。
《旧约》是希伯来、犹太的。
《新约》则与“希腊化”有关,包含希腊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想法。
《旧约》没有希腊的影响,所以较为传统。
我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参加我们的会议。
他写了《剑桥犹太教史》(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他一直想把《新约》译成《旧约》,恢复《圣经》原来的面貌,使《旧约》再生。
如果把《圣经》放在希伯来的架构中,它确实是另外一种状态。
胡:那么您是否认为在基本观念上,中西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安:中西之间最基本的不同在于,西方人是真理的追寻者(Truth seekers),他们永远要追求超越性的真理,诸如God,Platonic Form,或Universals。
而中国人从《大学》开始就把修身(self-cultivation)当作人的主要责任,要创造自己(self-creativity),把自己修养成为君子、圣人;因此,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一种方法来创造自己,这是dao/way-makers,也就是要追求“道”。
西方哲学以知识论和形而上学(knowledge and metaphysics)为主,而中国哲学则以伦理和实践(ethics and practice)为主。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密切关系,因为实用主义也反对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认为理论与行动是合一的,意见只不过是一种习惯(habits),是行为的习惯。
胡:说到底,您还是把宗教和上帝作为西方哲学的发生点,而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是世俗的。
安:我将要发表一个演讲,题目是《儒家思想的宗教性》(Confucianism and A-theistic Religiousness),我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
中国人具有宗教感,但却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超越的上帝为中心,是另外一种宗教。
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要非常仔细。
一方面,西方人已将中国传统思想基督化(Christianized)了,如他们将中国的“天”作为西方的“上帝”,本着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哲学。
另一方面,中国人往往把宗教与迷信混同起来,在言行拒绝接受宗教。
如果轻率地判断中国人有或无宗教,那都是不对的。
实际上,是“礼”,而不是“天”才是中国宗教性的核心。
“礼”是一个涵义很广的概念,以ceremony或ritual翻译它,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内涵。